我来到NIA时，小洪的Large Project刚刚开始不久。Large Project是NIA的一个大项目，对于小洪很重要。我来后很快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设计，将我的一些专长结合到这个项目，这可以使研究有一个质的提高。小洪对我的提议很重视，那天在楼道里拉住我就谈了起来。
他每提一条，我就说一个Yes。那是当然了。因为那就是我提出的想法啊！
小洪忽然收敛笑容严肃地对我说：“立，我知道，在中国，当然日本也是如此，我们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下级要服从上级。但这里是美国，是民主社会，我们又是在研究Science，我们都是平等的。如果有不同意见，你一定要直接说出来。立，从现在起，不要再对我说Yes！”
唉呀，这可有些难了。这是悖论啊。我只能看着小洪，尽量表现得真诚而严肃地回答：“Yes！”
我只能这么回答。尽管每个人都有愚蠢的时候，但指出老板的愚蠢，这一行为本身已经不能被称为愚蠢，或者更加愚蠢，只能说“你不要命啦！” 你要明白，老虎之所以敢露出屁部，那是实力决定的。越伟大的人越可以干傻事，而我们不能，我们必须聪明点。因为我们只是平凡的小人物，我们没有愚蠢的本钱。
当我看到小洪听到了我的回答后的表情时，我十分满意。
人们对于批评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抵触，而人们对于赞扬有着一种难以抑制的喜悦。这是身体决定的，身体的决定都是难以抗拒的。抵触的结果总会产生敌意、愤怒甚至仇恨。这些都有非理性的倾向。如果你能完全理解你的世界和你身在其中接触到的人和事，那你可能就不再会有仇恨，当然也可能你就再也没有什么爱了。
我们中国人曾经经历过一个特殊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一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活动。这听起来多美妙啊，每一个人都真诚地指出别人的缺点也剖析自己的不足，大家相互帮助共同进步。不过就像很多在这个奇妙世界上流行过的动听的声音一样，最终它导致的是一场灾难。因为很简单，人与人之间无节制的相互批评，最终导致的只是仇恨，毫无道理的敌视。这是人性，不是几句美妙的大话或者良好的愿望就能改变的。所以在生活中维持一种适度的虚伪，相互赞扬相互吹捧，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它可以维持一种虚假的繁荣，好像春天就要来了一样。
对于原则当然要坚持。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即便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也不应该鼓励人们用生命去维护真理。任何极端的做法不论目的多么崇高，最终都会带来严重的负面作用。日心说的胜利不是因为布鲁诺在被烧死前还在呼喊：“就在此刻，地球还在围绕太阳旋转！” 而是因为哥白尼发现了这一真理，并且把它告诉了这个世界。你要相信，即使布鲁诺在火刑前改口，“日心说”仍然会胜利，而且可能还会更快的胜利。谭嗣同如果在那天晚上跑了，没有把热血洒在这片可怜的古老的土地上，那清朝一样会准时灭亡。即便未来国家消失了，我仍然觉得当年为了抗日而牺牲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但如果国共两党在后来能少一点偏执多一点人性和妥协，那么我们今天的生活未必会更糟糕。生活在今天，今天这个样子的中国，回想起当年那些为了理想慷慨赴死的青年人，中年人，老人，小孩子，那些男人，那些女人，那些共产党人，那些国民党人，那些实实在在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我也只能说学会有效的反对对于一个人和一个民族都是十分重要的。
说实话，到协和之后，我确实也二了一段。那时兴奋啊，经过这么多年的曲折，终于可以做Science了！这是Science啊！多么崇高。“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于是不论对老师还是同学，也不分时间地点场合，想说什么说什么，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而且态度强硬，好像我就是真理的代言人。凡事爱和人争论，争个没完没了。幸好老板大度，我倒没有吃什么苦头。但多少搞得人际关系紧张，在我意识到我的问题之后，我开始反思。
真理是研究出来的，不是争论出来的。在争论中，往往愚蠢比理智更有能量，煽动总是比说服更有效果。争论让我厌倦，因为我发现争论的最后总是从争论什么是正确的变成争论谁是正确的。可能，理想的状态是，每个人都自由而温和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认真而平静地倾听别人的表达，然后再加一点适度地讨论和解释就足够了。你表达了，就会对外界产生影响；你倾听了，就会对自己产生作用。改变只是一时间的问题。不要期望世界会一下子改变，一下子改变的叫做“崩溃”。
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好人总是斗不过所谓的坏人。好人的话不能让君主接受，而坏人总能说服别人。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些真正的忠臣义士很多时候并不考虑说话的方式，更糟糕的是有时他们还会下意识地让自己言辞过激，态度生硬，因为在我们的史书上，仗义直言，因言获罪，甚至丢了性命的臣子才是真正的英雄。没有人去探讨他们的策略不当。研究说服的方式，那似乎是奸佞小人的事情。我们的文化有一种欣赏失败者的倾向，那些末路英雄，抑郁终生而不得志的天才总是更能吸引我们，因此，从某种角度说，我们的文化深处有着一种失败的情结。
在国内我经常听说西方人比我们更直截了当，出来以后渐渐地发现也不尽然，很多时候他们相当地婉转，而倒是我们更加直接。比如上次回国，我回到协和，在实验室里遇到了郭阿姨，阿姨是实验室雇的清洁工，因为工作认真，人又好，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我们这里干。阿姨见了我，当着一屋子人就亮开嗓子问：“有小孩了吧？”我说“还没有呢。”“唉呀，怎么还不生啊？你都多大年纪了，快生吧！”这闹得我当着众人尴尬无比，阿姨是真为我着急，我相信如果我有老婆哪怕是个女朋友在旁边，她一定当时就把我们俩推进里屋，让我们马上就去开始交配繁衍后代。
经过这些思考，我于是更愿意婉转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尽量避免冲突。
但冲突有时难以避免。
小洪采纳了我的建议，我于是正式加入了Large Project，在我的实验的第一步，需要分析大量转录因子的蛋白复合物。在我们的细胞里生命活动主要是依靠一个一个蛋白质完成的。和我们的社会一样，每个蛋白质都有不同的本领，因此担任不同的角色，行使不同的职责。他们也有不同的个性，有的个性孤僻，独来独往，单打独斗，但很多蛋白会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复合物来协同工作。
人是生来不平等的，有着各种各样的差别，我们细胞里的蛋白质也一样。有些蛋白不重要，你把它用基因工程学的方法拿掉，生命活动依然进行，没什么影响。如果你不幸研究了这种蛋白，你就倒霉了。有些比较重要，拿掉之后，生命活动就受到影响，不太正常了。还有少数的蛋白质，极端重要，拿掉了，生命活动随之终止。于是这些蛋白质变成了明星，在科学顶级杂志Science上还真的评选过的明星蛋白。你要搞到一个明星蛋白，那你也就是明星了。
我的第一步实验便是想看那些重要的反式因子里，有哪些会形成蛋白复合物，以及复合物里都有什么未知蛋白。这是一个十分有用的方法，从复合物的功能可以推知其中功能未知蛋白的作用，而从功能已知的蛋白可以了解其复合物的活动。为了建立方法，我先选了一个已经被深入研究过的重要蛋白复合物PCG，作为阳性对照，看看我的方法灵不灵。这应该是一个没有悬念的热身，我只想试试看我能不能把别人已经找到的东西重复出来。
但是，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没有准备的脑袋的。当我拿到了复合物分析的结果时，我是喜出望外。没想到我竟然在分析结果里发现了两个新的蛋白组分，他们的含量很大，应该是十分特异的。其中一个叫Jarid2，另一个叫Mtf2。Jarid2有一个重要的结构域Jumonji Domian。蛋白的结构域是蛋白上行使不同功能的部分，也可以看作身份的标志，有重要的结构域一般就有重要的功能。Jumonji Domian是那几年直到现在都非常活跃的热点，因为它是组蛋白去甲基化酶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解释了这么多，现在终于说清楚了，也就是说在一个重要的蛋白复合物里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新成员。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现在我有理由去畅想一下未来了。或许，不久之后，我又可以仰望星空了……。
然而当我向小洪汇报了这一结果之后，小洪却并没有表现出我期待中的兴奋。他只说：“PCG已经被这么多实验室研究了这么多年，不大可能发现新的组分了。”我说：“但我的方法和他们的有些不同。而且从结果看，这两个蛋白质含量都很高。”“嗯，含量高并不意味特异性，除非你用这个复合物中的另一个蛋白的抗体把这个复合物再分离出来，如果能得到类似的结果，那才有意义。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我们还是直接用这个方法去做我们的项目吧。”我有些失望，不过他说的也有道理，实验室里另一个PI是做蛋白的大腕，他也不相信在PCG上可以发现新的重要的组分。于是我说：“还是让我向你说的用另一个抗体重复一下吧。在开始Large Project前还是先把方法砸牢些。”谈话多少有些不欢而散的味道。
两个月过去了，新的结果回来了，出奇的好，几乎和上次的一样。蛋白大腕这回相信了，但小洪并不高兴，他皱着眉头看着结果过了一会儿才说：“我看我们还是Focus在我们的Large Project上吧。我们实验室并没有做PCG的经验。”我这回可真着急了，“都是调控，方法是一样的，关键是PCG已知是个重要的东西，去年刚出过Nature Paper。把它在整个基因组的分布搞清楚了，Jumonji也是重要的，我们只要把二者拉在一起，就是一篇Nature Paper了。”“嗯，不一定这么简单。”小洪反而温和起来 “我很高兴看到你的方法Work，也很高兴你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至少现在看来挺有趣，但是立，”小洪看了看我继续说下去,“每一个实验即使看上去很简单，都会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钱，而且你永远不知道最终是什么结果。每一个人在开始的时候都以为会成功。”“不，”我打断了他，“这回不一样，这不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也多不了哪去。这次一定行的。”小洪已经变得很不高兴了，他看着我说：“你要是非要做，我也不会不让你做，但是Large Project对于我很重要，对于我们实验室也很重要，我们实验室2/3的人都是用这个项目的钱雇的。你看着办吧。”“好，我考虑一下。”话说到这，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任何实验都有风险，你永远不知道最终会得到什么结果，但你知道一定要花钱的。今天的实验室里，如果你知道了，每天花掉多少钱，你会感到恐惧的。所以如果老板不支持，实验是很难做的。而且小洪说得很实在，Large Project对于他十分重要。我更喜欢研究一个具体的东西，但小洪的梦想是System Biology。
我在做与不做之间挣扎了两天之后，决定算了吧。
于是我开始了Large Project的工作。随着工作的进展，我的这部分内容变得十分重要了，但是我却卡壳了。这时我感到巨大的压力，类似的细胞Clone，有的Work， 有的不Work，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那天在一个实验的最后一步，我一下把洗脱下来的液体错当成废液扔掉了。这一枪，好几天的工作全白费。气得我真想砸东西。我坐在那想着到底是坚持下去把问题解决，还是放弃面前的努力，直接用现在的方法把能work的细胞系做出来。成功的人都是固执的，失败的人也是固执的。有时候再坚持一下，就峰回路转。但在需要变化的时候固守不变，是会死得很惨的。我应该怎么办呢？
实验啊，就是这样，有了好的结果，你就越干越带劲，就像打了鸡血似的，想停都停不下来，要是做不出好结果，久攻不下，那可是真累啊，从身到心的累。
我刚搞砸了实验，正在郁闷呢，没想到坐在实验室另一头的那个小印又跑来了。这个印度Post Doc是个个头矮矮的大胖子，他一见我总是爱说：““Li you are working so hard!”。有时候特地从实验室的那头跑过来就为了说这句话。其实他和我一样的work hard，实验室里每个人都挺努力的。顶多是实验性质不同而作息不同而已。我曾分析过这种行为的心理，这不是单纯印度人的心理，很多人都有。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是因为聪明而成功的，因为不够努力而没有成功；同时他们更愿意相信别人是因为努力而成功的，因为不够聪明而失败的。并且人们都会下意识地给自己找一些理由使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更像是真的。这个小印实际上缺乏自信而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今天正好撞在枪口上。我一拍桌子说：“妈的，你简直就是Bullshit。刚才实验砸了，就是因为你跑过来造成的。” 那个小印瞪着眼不解地说：“这怎么会呢？ 你刚才做坏的，我可是现在才跑过来的。” 我说：“这就是你们印度佛教的因果轮回。世界就是一个圈，你在我前面，也就在我后面。” 小印听了哈哈大笑，“你天天泡在实验室很好，老板很喜欢你，我来实验室以后，老长肉了，小洪对这个可不太Happy。” 我说：“我这儿有新摇的大肠杆菌，你每天来一口，就行了。” 小印是越说越开心，我其实是越说越心烦，真想一脚给他踢飞。
其实成功和努力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选择正确的方向和方法。我天天坐在实验室，主要是实验室离家太近，又有空调和免费上网，其实很多时间是在上网，弄照片。有意思的是大家看我老坐在那里就认为我特别努力，所以人们往往不是从看到的推出结论，而只是利用看到的证明自己已有的结论。
小洪看我天天坐在那里更是喜形于色，以至于我觉得小洪认为科学的首要目的是“Keep your chair warm!”
整整狂做了三个月，毫无进展。那种刚来时的焦躁心态又回来了，就像澳洲土著扔的那玩意，飞出去了，又飞回来，摆脱不掉，杀人的心都有了，我隐隐的感到危险正又一次向我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