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湖原名夏家寺水库，位于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修建于1959年，如今是著名的水利风景区。六月间笔者在黄陂乡间采访了部分当年的水库建设者，写成《木兰湖1959——饥荒时期修水库亲历者口述记录》。日前笔者又到黄陂南部的三里桥、武湖移民安置区采访了上十位夏家寺水库的移民，请他们介绍自修水库起至今几十年的生活。采访为随机进行。
木兰乡原名塔耳乡，是黄陂著名的苏区，曾走出了杜义德、陈福初、袁学凯等七位开国将军，革命烈士众多。夏家寺水库的建设，塔耳农民付出最多。他们除了和黄陂其他乡镇农民一样参加工地劳动以外，许多人还承受了失去家园之苦。失去家园以后许多人在山坡上后靠安家，还有一两万人迁移到黄陂南部的武湖、三里桥、大潭原种场以及东西湖区等地。安置区原是荒湖滩，当时三里桥整个是无人区。
听这些移民们的讲述，当时条件恶劣，水灾频繁，血吸虫等疾病泛滥，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水患在滠水改道、武湖大堤、武湖泵站等工程修建以后才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如今时过境迁，移民区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前几年国家出台政策，对老移民和出生在安置区的移民后代按不同标准发放津贴。
毋庸讳言，几十年来移民们经历了太多的困难，而他们的苦难并非广为人知。搜索网络，找不到一篇介绍搬迁经过和移民奉献的完整文章。如今当初的老移民正在逐渐凋零，记录当年的历史已经不能再等了。
梅店水库是仅次于夏家寺的黄陂第二大水库，移民主要安置在三里桥，搬迁早于本镇的夏家寺移民。他们来这里时三里桥尚是荒无人烟的湖滩，创业重建家园更为不易。这次也采访了两位梅店水库移民，其中一位谈得较为详细，在此将他的口述附于夏家寺移民口述之后。
笔者对黄陂水库建设及移民史没有任何研究，也没有查阅过相关档案资料，这篇记录提供的只是九位老移民口述的原始资料。受访者原话不作任何改动，只将次序加以调整，使话题更为集中、有序。少数方言词以通俗说法代替。部分人名地名隐去。括号内文字除注明外皆为笔者所加。文末是记录者的一点个人感想。
老人一 男 70岁 三里桥
我们湾子属于老苏区，我们家族有72人参加革命，一个都没有回来。我的爷爷也是参加革命，没有回来。土地革命的时候这边称为桥边省，桥边省令牌县焦政府。我们湾子属于丘陵。我们这里出了个焦恒田，师级干部，他的坟还在，没有被淹。（查百度百科，焦恒田1902年生，曾任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独立第一师政委，1932年为张国焘所杀。）李先念、陈少敏曾住在我们湾里，我48年见过陈少敏的白马，没有见过人。
老家有庙，祠堂，古树。庙和祠堂不在我们湾子，祠堂在祠堂湾。庙没有淹，66年拆掉了。祠堂拆去做了学校。我小时候在祠堂读过书。这个祠堂就我们宗族来说是个总祠，上下三层，所有的祖宗牌位都在，雕刻很精美，记得有八仙过海等神话故事。还有庙，是我们宗族的庙，上下三重。当时同姓的有两千多人，不是一个湾子，整个好大的一块。我们村里还有一部分人留在当地没有搬迁。
李家大湾的房子是塔耳最好的，富得很，开布行的。有个大房子有五个大门，上下三层，还有转楼，粮食管他放几多都不会洒（放得下）。后边有院子，栽的梧桐树。
大办钢铁的时候，我们湾子有三个人合抱的大树，都毁掉了。
我们不是第一批从塔耳搬下来的，六几年先搬来的安置在武湖。我们这一批，76年下来一部分，77年大批下来，一共五个村子搬来。甲山村，红星村（今天叫东河村），红塔村，红寨村，红胜村。在老家我们人多地少，没办法生活，所以搬迁。
我们老家在夏家寺库区的杪子高头。修夏家寺水库我没有参加，参加过运输粮食、菜。其他和我年纪差不多的都去参加过。大坝合龙的时候我去看了，一个粪车装土，前面两个人拉，后边一个人扶着，倒土的时候前面的人必须马上转身走，否则就可能埋进去。
小时候生活很苦，大锅饭，靠工分吃饭。有钱一点的人，喂一头猪，大概一年能有百把块钱，交缺粮钱都不够。当时靠劳动吃饭，工分不够，口粮钱要拿钱买。
57年、58年就勘察过要修水库，准备修两个，不准备修大。有一个女同志来勘察，说这里好，在两个山之间，就准备修个大的，这样代价又小，水库面积又大。我没有见过她，道听途说。
当时坝两边，死的人的骨尸我都见过。朗树皮（音）、蕨根、蔻树叶子、蒲花杆子（菱角的杆子）我都吃过，还吃过糠。我们一个湾子不到两百人，饿死的不下十人。国家政策好，当时饿得浮肿，国家就用黄豆来消肿，但是不中。这种情况在黄陂是普遍性的。我有个堂弟纯粹是饿死的。死的时候我去看过，眼睛睁这大，口张这大。他父亲是教师，没有能力管，子女活活饿死。他父亲九十年代去世的。他弟弟还在。
老百姓饿得没有办法，当时的大队书记将国库偷偷打开，把粮食给老百姓吃，给八百人吃了。后来60年大整风要抓他坐牢、枪毙。他没有坐牢。群众说我们没有吃的，他帮了我们，不能坐牢。公社的党委书记是大队书记很好的朋友，两人互相揽责任。公社书记说开国库是我批的，大队书记说是我搞的，他都不知道，后来两个人都没有坐牢。58年大丰收，国库里粮食吃不了往厕所里倒。所谓国库就是村里的粮仓，我们老百姓叫它国库。
59年我们这里有旱灾，还算是严重，用了几十个水车车水。
水库修起来后到搬到三里桥之前，我家里生活很困难。四个小孩，只有我和爱人劳动。
才搬来的时候还不如塔耳。各人带来的米、菜，后来国家把了米，有的人靠救济贷款吃的粮食，到现在贷款没有还，群众没有掏钱。条件是比塔耳差些，但沾国家的光呢，又不算差了。
这边血吸虫厉害。我的二弟就是得血吸虫死的。我也得了血吸虫。李家有个女的，得了血吸虫，引起肝腹水、肝硬化，我去找黄陂人民医院的彭医生，彭医生说不消诊得，她想吃什么就让她吃，意思是说诊不好了。后来找了我的两个当医生的亲戚，还找了一个夏医生，还有我在当兵的儿子带回来的药，就好了。但不知是谁诊好的。（老伴插话：得了血吸虫肚子肿，发烧，拉稀，难得诊好。红桥、红梅大队得血吸虫死的人多。）
血吸虫露水上就有。很小，人看不到，要用发光镜才能看到。从毛孔钻进去。我们移民的总指挥，没下田没下地，也得了血吸虫。往日里总是检查血吸虫，不要钱。（老伴插话：派人在河里下乌拉粉）。下来的人百分之七十都有血吸虫。
62年结婚的时候，我到红安八里湾，买了50斤萝卜，走了30里路回来待客。萝卜剁碎了和米活着煮。菜只有豆腐线粉。有一点肥肉膘。在河里抓了一点很小很小的刁子鱼，一湾人吃得不晓得几高兴，说我家爱好（大方、菜丰盛之意）。
我们老家，60年移了一批，自己走了一些，红福、东福、红河三个大队，估计2000人。76、77年移了5000人。
76年动员搬迁，80块钱安置一个人，百事算在内，大人小孩都是80块。房子搬下来，高头有几大，下面补几大（塔耳位于黄陂北部山区，三里桥位于南部平原，所以人们称两地为高头、下面。）我们刚来搭棚子，到处吃的都是白萝卜樱子，芝麻叶子，红花草籽，黄花菜，往日连猪都不吃这些。有车子搬，但是起风了，下雪。车费从80块钱中开支。
刚来时，上边是黄陂知青点，下边是武汉知青点。（大潭）原种场中学跟他们打过架。我们的总指挥被打，他上船逃走，知青撵上了船。为什么打架？我们的猪吃了知青种的麦子，他们就撵着打。一圈的人（周围的人）都欺负我们，码头是打下来的。当时这里是荒湖，六指、鲁台的人在这里种吊田，自己家里有田，在这里开荒。国家把这里给我们，农民不愿意，经常来扯筋（扯皮）。梅店水库的人先下来，他们先已经把码头打下来。后来打架他们也来帮我们。
六指、鲁台的人不会打架，我们打他们不还手，手抱在胸前象这个样子。我们种的庄稼他们来收，晚上开几车人来。甲山村和我们村的书记说，每个人系一个白毛巾在臂上，见到没有系白毛巾的就打。没有打伤打死人的情况。因为他们不还手，我们也就不好再打他们。
打架就是打了这两次，其余的小冲突还有。以后再也没有打过。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们也怕我们塔耳人。那边的人也不错，现在还蛮客气，我们都成了朋友。
老人二 男 70岁 三里桥
我们老家在塔耳挨着红安那边。顶开头300多人，后来参加革命，董必武在我们这边扎省，叫桥边省令牌县焦政府，一晚上就走了四十多人参加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时有42个烈士。最大的有团长，参谋长，雪山草地过后还有十几人，后来肃反，全部死了，没有人回来。我们村里有个烈士碑，现在还在。湾子里移民走了一百多人，留在老家的还有百把人。当年土地革命，国民党来放火烧了六次。我们湾子有个古铜炮，三百六十斤重，说往日打鞑子，应该是明朝的，52年捐献给了国家，在北京军事博物馆。我们湾子有个xxx，当过三青团的团长，在沙洋改造，他报信给国家说这个炮，立了功，算新生人，后来还当了干部。
修水库时我只十七八岁。全队的男女都去修，老的不去。我们做核心墙。我们湾子当时200多人，59年过粮食关饿死了40多人。当地人浮夸，没有收那么多粮食，报上去双千斤、千斤，实际上收了几百斤。口粮一个人有420、450的，520斤最高。先公粮后口粮，最后是余粮。口粮人平是420。这是说的不是米，是谷子，红苕之类也算在里边。再加上58年大办钢铁，屋里除了老人小孩，其余的都办钢铁去了。再加上一开头刮共产风，粮食只有那么多，哪能岔倒吃（放开无限制地吃）呢？那时候过路的人都随便吃。
正是冬播的时候，屋里（村子里）的干部叫xxx，有些老人要下地拌种子，他不要人去拌，他说要你们拌么事呢？国家十年不用兴（种）粮食，粮食都有吃的。饿死人多这也是个原因。64年左右搞运动，这个人吊死了。
我们家都是劳动力，都上了工地，所以没有饿死的。饿死的一般是老人、小孩、病人。
59年过粮食关饿死人，61年干部要求老百姓搞生产。国家给了点把粮食，玉米，点把黄豆，一天可能二两，要人搞生产。这样栽下去，多收少收反正有一点。情况就有所好转。
后来这运动那运动总在来。干部苕胡吹。记得有个干部叫张广才（查百度百科，张广才为开国少将）是我们这边的人，在部队里头，群众中的老人扒路子想到他那里找些粮食。他在部队里节约，搞了八汽车运到塔耳。在县里开会，当地干部说塔耳有吃的，粮食多得很，实际上没有吃的。就因为这样，运到别的公社去了。
我的老伯伯，饿得抻颈子。青年的妇年（妇女）还到红安去要饭，用瓮子要饭。红安那边好一点，董必武是红安人，他说要带个节宝（礼物）回来，带什么呢？全红安不完粮。当时有句俗语唱的，“红安的说黄陂，黄陂得红旗，肚子饿去一层皮。”
涨水，开始涨起来的时候，挨着水边上住的都移到坡上去了。发起洪水来个把两个小时，对面的小河就过不去了。有人在河那边做事的就不能过来了。后来移到高处去了。公社统一开了一次会，又移了一次。有的农户插队到别的湾子，我们湾子又移了几十人，因为田地淹了不能生活。然后七十年代国家正式移民。
涨水时没听说淹死人，后来摆渡过人，在河里淹死过人。淹死了。起大风，翻船。我见过。有一次翻船死了十几个人，我们一个湾子就死了七个。我母亲就是那次淹死的。
还有搞工程，安电缆，也淹死了几个。是那种大木船，起大风翻了。过去一般不会用船，后来一般都学会了用船。船是请师傅做的。
开始修水库是个女工程师，她画的图像象一个大树的样子，一河两岸都是平地，好田好地。我们湾上畈下畈，原来筑了三道坝，水源也好。底下平畈靠河，高处有大塘大堰，解放以后高头抽水机站也建了。一般没有大的水旱灾害，干得颗粒无收的情况没有。当时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也可以，开始闹革命的时候粮食支援共产党。
淹水的时候，有的湾子人少，东西抢不赢。我们湾子离岸上比较近，人比较多，抢得快，一般的东西都抢下来了。集体小队的都去帮忙搞，拆，做屋，抢东西。老房子拆了，就在高处做房子，用的土砖，是集体做。水不是一次涨到位的，落了雨就要发一次大水，水不放，又往上涨。涨水了又淹了再拆，再搬。我们湾子大，队里统一安排。
当年的长堰河只有三四丈宽，最多四五丈宽。还有小河。河高头通到红安。大坝建了以后就成了干河。以前发大水可以走船，好深的家伙。发水能从梁子湖等地拖料上来。河上步路有桥（到处有桥），石头做的拱桥。有一个桥在星家湾，在大埠街到塔耳去的路上，高头是长条石铺的，路面有五六尺宽。雕了五条龙，龙头鱼尾，桥朝上的是龙头，朝下的是鱼尾。这个桥没有拆掉，应该还在水库下边。如果水退了该还看得到。
淹了以后在山上改田，塝头塝脑的，产粮食不中。也有改为好田的，有抽水机，干不到。六十年代生活就可以了，不能吃得那么饱，也不至于饿。当时靠工分吃饭，有人做工分口粮就多些，吃得饱些，如果劳动力少，粮食就少，就可能吃不饱。
当年跟现在比，现在就是天堂。64年开忆苦思甜会，让人们吃糠丸子。除了59年那两年，以前哪里吃过糠丸子？日本人来都没有吃过。
这些往日的事，孙子辈的不愿意写，也不喜欢听，他们说写了冇得用，写了做么事。
老人三 女 75岁 三里桥
我们老家在水库中心，60年做水库，我是青年突击队队员。
在水库工地上，用牛车拖土，牛车是象板车一样的一种车子，拖的时候要人掌着（扶着）。工地上人多，放卫星，黑更半夜地上土，打扼（音，用石磙平整土地），越是落雨越是要打扼，非要做好，不分日夜。
挖土的时候，笔陡笔陡的土垮下来，有的人就被压死了。大坝合龙的时候留个口子防水，有的人掉进去了。以前有迷信说，不死人合不拢。
我们一个湾子死了好几十人。当时死几个人不值什么。死了还没有人收尸。做水库的粮食也不够。我们打扼做核心墙的吃一斤，做上土那些轻一些的活的只能吃六两。
62年六月间淹的水（水库蓄水，应是农历六月）。落了几天的雨，我们正在栽红苕的时候。望着洪水一刻就起来了。家里的房子家具什么的都被淹到水底下，用船去捞，只捞了很少东西上来。上边派了人来抢了险的。大家都抢东西，往后边高山上跑。涨水那是步部搬步路涨（前脚搬后脚不断跟着涨）。淋好大的雨，我还算好的，现在还没有风湿。我往日初来，放在箱子里的首饰那些东西都淹到水里，我儿子戴的狗框（项圈）也淹到水底下。往日的东西几真啊。
田淹了，地淹了。淹水的时候田里的谷子要黄没黄，人站在水里面割，齐胸深的水，水面上放个脚盆，割的谷就放在脚盆上。岸上的人用绳子把脚盆拉着，放到山上去晒。从早上到晚上，身上都是湿的。
我们在山上，总在落雨，东西在外面淋着，没有办法，只好搭棚子。用柱子支着，四面蒙起来，就住在那里。山上没有柴，修水库集体烧瓮子做饭把柴砍干净了。山上地里的麦子苗被修水库的饿不过吃了，没剩下多少。吃麦苗，蚕豆苗，豌豆苗，放点盐，放在钵子里煮，没有油。过了一年多用土砖做了房子。
淹水的时候有医生，发些救济水（十滴水）、人丹，都是解暑的药，都是免费发的。有人病了打针也不要钱。62年淹水安置政府没有给钱。
山杪子高头有地，58、59年吃伙食团，树都烧了，开地出来，栽苕，小麦，靠这个为生。大麦，小麦，用磨子磨一点，在棚子里做一盆粑吃。我婆婆的妹妹是红安的，看到这里可怜，送点大麦给我们吃。
搬到三里桥这边，血吸虫很严重，蚂蟥不晓得有几厚，现在没有那么多了。
老人四 男 80岁 三里桥
我69年搬到这里。62年涨水我不在家。回来找不到家，都在水底下，家里人在棚子里住着。我家里四口人，母亲，哥哥，我和我的女儿。我哥哥是个残疾人，一生没有结婚。我结婚58年添的女儿，59年离婚。没有吃的，她改嫁到红安去了。我以后再也没有结婚，现在女儿得了孙子了。
家里搬到山上去了以后，我总在外头打工。是自己去的，烧布瓦，小窑，家里三口人自己生活。要给队里一天交一块钱。交几多钱就打几多工分。如果是长期出去，就一年交200。一年下来自己落得到大概两百块钱。我在通山、江西等地打工，那边是山区，也没有吃的，大集体，做得好就做得两年。
红安是老苏区，将军县，国家安排要强些。黄陂从58年下半年开始，好多人没有年饭。59年有时一连六七天没有粮食，吃伙食团，吃糠。我们湾子饿死了人，我家上辈饿死了两个人。我们湾子两个队大概三四百人，整个湾子饿死了七八个人。
我的本家叔叔，死的时候大概六十岁。他是孤老，一直未婚。他是幺房。二房的儿子，他的侄儿，在汉口做麻袋，一个月只有15斤米，自己都不够吃，没有办法照顾家里，所以饿死了。饿死时我不在家。
我女儿出嫁后，我一直就是一个在这里生活，三十多年了。我有个外甥在这里，病了能够照应下。我母亲82年去世，当时已经过了80岁。我哥哥04年去世，当时77岁。我是五保户，粮食、油、柴都是国家的。三里桥有个养老院，我没有去。国家给钱，原来每年1200块，后来1800，现在2400，今年还没有加。生活不够，女儿补贴些。我姐姐90岁，在塔耳，她是上靠的，没有搬。我最近一次回塔耳是05年我侄儿死。这些年都没回去了，中了几次风，走不得。
才搬来时，材料国家给，自己凑一些。当时这里都是荒山，路都没有。拖拉机拖的草头大得象门扇。在荒湖里开田，拌不动，插秧的时候手栽不进去，用棍子戳。69年以后要好一点，只是说要起五更睡半夜，队里要做，都是荒地嘛。
老家搬来的，还有这个板凳，还有这个板凳。桌子是这里买的。
老人五 男 70岁 三里桥
国家现在对移民有照顾，给老移民12000块钱，分20年给清，每年给600。已经去世的没有。从77年移民到97年6月30号为止，在这里出生的，每人每年给500块。
我们湾子整个都淹了，但移民没有移完。有一部分还在老家后靠。涨水以后房子淹了，有的拆往高处，有的淹在水下。水是多次逐渐抬高的。湾子在水下应该有十一二米。62年割小麦的时候淹水，把房子拆了，63年收割早稻的时候淹了土地，庄稼在水上飘着。淹房子的时候土房子就倒了，有人在水里去捞木头，搞到山上去做屋。
水涨起来，交通不方便，生产队里搞了船，搞几个人划船过渡，基本上是服务生产，方便群众，有过路的就收角把钱，一天搞得好能收三五块钱，要交两块钱在队里，打10分，算一个劳动力。我们两个生产队，一个在水这边，一个在那边，他们队划两天过来，我们队划两天过去，他们过来不要钱，我们过去也不要钱。算工分，但基本上落不到钱。我老伴当时就划过船。
学生，避免过河，有的在别的村子借读，有的还是要坐船到别的村子上学。
以前山上的树多，后山的老松树、刺柏树、枫树，一两人抱那么粗，在山上看不到湾子。山上有狐狸、狼、豹子、野猪。还有老鹰、乌鸦、鹭鸶、白鹭，各种各样的鸟都有，白鹭最多。48年以前，大军南下，刘伯承、邓小平的军队，雷震的军队（雷震为黄陂人，开国少将，曾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国军退却，山上不敢去，觉得太野了。58年大办钢铁，搞了几个月，大树都割了。
我们湾子是一河两岸，两河夹一畈，一大平畈，蛮好看的湾子。两条河我们叫前河后河，都是长堰河的支流。我们湾子地好，柴也方便，只是怕淹水。
搬迁到山上以后，特别是没有烧的，凡是长起来的植物，人吃了，牛吃了，扯光了，到处基本上看不到草，水土流失，发大水时鬼么事都冲了。
我们来的时候三里桥已经成立乡了。条件比六几年梅店水库的搬来的时候要好。这里属于军垦，来的时候土地有人种，就是没有规模。我们安置随湾就湾（可能是说和梅店水库的安置点建在一起），我们的房子比他们做得好些高些。梅店水库的移民在生产各方面还支援我们，大家相处不错。政府安排的，哪个生产队帮哪个生产队，挂了钩，劳动力、耕牛都帮忙。
59年我们湾子饿死了一二十人。我的本家爷爷一家饿死了三个。他们家（人多）饭量大，家庭负担大，没有其他的来源。他当时四十几岁，欠饭吃，口一张一张的。一个儿子一个姑娘都死了。他的儿子今年死了，还有一个姑娘在。
我们湾里哑巴的侄儿，没有父亲，只有母亲和两个姐姐，家里没有劳动力。一个妇年带三个孩子，死了两个，他和他姐姐。另一个姐姐还在，在江汉区哪里住。
我家还好，老头子出去做窑，我们吃草根、树皮，把糠晒干了一炒磨粉子吃，屙不出来，用棍子掏。喂猪的糠是米糠，上边是有米皮的，我们吃的是纯谷壳子，还不如糠，还不如猪吃的。辣引子也吃过，朗树皮的叶子也吃过，叶子还吃得，咸的，没有营养，最难吃的是糠壳子。河里没有鱼，都被摸光了。人们浮肿，吃成大肚子。后来国家搞了黑黄豆、黄豆、大米，搞营养食堂，严重的人去吃，那是59年、60年的事情。
要饭的那多，一股水。一般是妇女去要，男劳动力要做事。去要饭当天去当天回，自己吃还要带给小孩吃。拆屋卖换米的多得很。把铏条（音，屋顶的一种木构件）拆了，用棍子把房子撑着，卖了换米。
要说没饭吃的原因，59年塔耳有点灾害，算是严重的，也有蝗灾。主要是旱灾。没有多少人抗旱，大半钢铁等，把劳动力这里一调那里一调。但主要的还是政策的原因，上边要求完成任务，没有吃的也要交。不服从劳动力调配的捆绑吊打，不给饭你吃。做得多吃得多，劳动力有吃的，但家属要吃。做夏家寺的时候，有的人做得多的还能带一点回去吃，做得少的自己都不够。
老人六 女 67岁 三里桥
我不是湖北人，因为姨妈嫁到黄陂，介绍我也嫁到这里。当年老家也在饿饭，但是比黄陂强一点。每一个人，小孩有三两米一天，男的12两米，女的3两米。16两一斤。老家修水库修路也死了不少人。四类份子，没有吃饭就让他们挑担子，挑着米跟菜到工地，路上就死了。
我们后靠住在山上，很苦。我丈夫弟兄五个，小的还小，我四个小孩。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大儿子四五岁，就把儿子关在家里。小儿子岁把多，还在爬，把门敞着丢在屋里，拉的屎搞得耳朵、头发上都干了。我的姑娘三岁多就开始放牛了。
我去人家家里洗衣服，是人家请的，钱也要交队里。早上出去，天黑了八九点钟回，我的女儿哭也好笑也好，眼泪放在耳朵里头装倒（流到耳朵里），真造孽。
那时候布匹紧张，走人家要借衣裳穿。家大口渴的，哪怕发了布票，不能买布做衣裳穿，否则口都糊不住。当时我的照片还在，前边的头发都掉了，操劳太狠。我媳妇看到了照片，说妈妈，你看着比那时候还年轻些。我那时才20多岁。
我邻居家的姑娘，很小的时候，冬天，她妈妈去忙去了，把她放在椅子上一绑，放个火坛在下面，搞个破帐子在身上搭着。小孩的脚不断地蹬，帐子烧着了。幸亏大人放工发现了，否则就烧死了。
那时队里事情多，忙，去晚了要扣工分。搬到这边的第二年，我家的二娘的儿子当时还小，二娘到河边上洗菜，他跟着妈妈到河边。二娘过一下要上工，忙着回去炒菜，小孩就掉在河里去了。要不是有人看到了救起来就没有命了。
再说76年搬迁，我们村在水库里，没有公路，队里有船，用船运，房子已经拆了，门、瓦、窗子都要拆过来建新房。
我们在水库上，全家六口人，在大坝上搭个棚子，在地上打地铺，住了三四天没有车子。没有柴做饭，在山上捡起点柴。没有钱买柴，也没处买。搬迁是部队来拖的，我们是年里头（76年底）先下来的。怕有好多东西，两家人的东西不够装一车。
来三里桥以后生活稍微要好些。知青点田里的麦子、豆子，只要放了工，我两个儿子就去捡（剩下的麦穗等）。弄回来在屋里用忙椎捶，打了一缸子麦子，喜死了。国家也给了米，文革吃不饱，到这时候才吃得饱。
老人七 男 66岁 武湖
我们湾子是个好位子。前头是小河，后头是大河。水源可以，土地也比较出彩。大部分是土房子，少部分是石头砌的墙，那时候还没有红砖。没有红瓦，只有布瓦，就是那个黑瓦。塔耳那时没有公路，只有小路。
59年我们湾子九十几个人，饿死了五个。臧家田是个大湾子，死的人多，开始死人有人哭，后来就没得人哭，没有精神哭了。说那些叫看不完。59年我们湾子没有旱涝，没有天灾。
死的人不谈，活着的人不晓得能维持几长时间，吃树根，蕨根，野菜都没得吃的。不晓得几多人吃了不能吃的东西中毒，有的死了。年纪大的人晓得那些东西闹人（有毒）哪些不闹人，但年轻的不知道，弄回来就煮着吃。人长树大的人到红安那边去要饭，人家看到细伢给一点，老人给一点，十几岁的去就不给你。那时有力也不好下，没有工打。你去搞耕种，没有种子，只有要饭，挖不闹人的东西去吃。政府也无法，本来是不容许去讨米的，破坏形象吧，后来只好让人去讨米。张体学省长把他部队的玉米节约一点来度塔耳人，十六两的秤，一个人分四两。搞成粉子，用点青草叶子，还能度几天。
我们湾子全部淹在水里面。60年就淹了，湾里的人都不愿意搬，怕水淹不到我们的屋，老人说那回去拆房子不是白拆的吗？后来落大雨，全部淹在水里面，东西在水里捞，家具、檩子用绳子系着往岸上拖。深的地方人不得去，在绳子上系个石头，往水里一甩，往上扯檩子。捞起来一部分，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要。在高处搭个棚子，买的油煤毡盖着，临时住。这样住了几个月，国家看到这个情况，安排大部分人插队，少数人搬到武湖。插队嘛，有亲戚的，有同姓的，有朋友的，先住下来再说。还要人家同意。当时地都不多，人家未必同意。一二十人过来到人家的湾子，未必安置得了。少数安置不了的就到了武湖。好些人搬到武湖堤埂上，无法生活。一户人家大概给了几十块钱，照顾一点材料。一家给0.5或0.7个方，得1个方的还不多。我们来的时候到处是芦苇、乱草，骇死人。在这里住不惯好些人回去了，到别的位子插家。有的湾子土地没有全淹，先搬来不习惯，又搬回去了。
这里大队有个湾子跟我们是同姓，我的大伯就找到这里，他们同意我们过来，我们湾子就移了30多人。那是个小湾子，开始插队的时候有荒田荒地，我们来了开出来，挖塘养鱼，还算好。小孩们读书也就转学到这里，上学要走五里路。我在这个湾子住了20年。后来人发展多了就有矛盾，就要受些欺负，说一些蛮不好听的话，说我们是野人。后来我们30多人就都搬到现在这里来了。
第一次从老家搬到武湖，只有几根烂檩子，没有车子运输，借了板车往这里运。（根据现在的公路里程，两地距离估计百里。）先背的背抬的抬，走了八里路，再去借板车往这里拉。板车还不能借久了，人家自己要用。我们是寸木舍不得丢，都拖到这里，在露天放着。
我的父亲当时并没有饿死，吃谷壳子，就是糠头。糠头吃了解不出手来。没有办法，医治也没有条件，请一个叔爷爷用铜钥匙在肛门里挑。再不能吃糠头，第二年就死了，当时四十七八岁。我弟兄四个，我弟弟只有四五岁，加一个妹妹八九岁。我哥哥大我十岁，当时可以劳动，小哥身体特别不好，不能做。
搬过来以后，我15岁的时候，大哥小哥分了家，我和母亲、弟弟、妹妹一起生活。檩子没有给大哥。我大哥不错，说父亲不在了，照顾我，不给可得。
我16岁开始做窑，在咸宁，跟着邬家畈的邬师傅。做了一年，他跟我讲的是90块钱，生产队要我交90块钱，等于一分钱没有挣到。回来的时候师傅因为货没有交出去没有回，他给了我100块钱，等于多给了10块；又给了10块钱的路费，还有一套衣服，外加四斤肉。
第二年我又出去了，到通山跟我大舅做坯子。不学徒弟了，我做几多得几多。这一年搞了四百多块钱，生产队交了320块。生产队怎么晓得我赚了多少钱？他们不晓得，是我自己说的。我交了钱，生产队按工分套，粮食这些东西，其他社员分什么我们家分什么。剩下的百把块钱，用在过年待客、零用等。这一年我17岁，就这样养活一家人。
第三年坯子也不做了，我自己出去当师傅。在通山，我找一位刘师傅要了个场子，场子他不要我的钱，只要能送个礼吃个饭就行；坯子要给他烧，20块钱一个窑。队里六个窑，我们两个人，做了六个窑不够做了，后来我们就自己打窑烧。但是没有赚到钱，因为柴火供应不上，做不下去了。刘师傅说，你们不晓得事，过节你们没有来看我，以后场子就不给你们烧了。虽然没有赚到钱，生产队的钱还是要交，不交钱要罚款，要住学习班，不给工分没得吃的。没有钱想办法，我就去借钱，把生产队的钱给了。
第四年又到通山去做，赚了点钱还了帐，又给了生产队320块钱，自己没有落到钱。
第五年出去做赚了些钱。四个人搁伙（合伙）搞大包，做坯子，打窑，烧窑，出窑，砍柴，都是自己的。那一年做了14个窑。当地生产队供应我们米、油，一个窑给80斤米，两斤油。一年下地一个人分了700多块钱。
第六年火气不好，下大雨，山水涨大了把瓦坯子淹了。我们跟生产队的说，希望原谅，是天灾，我们吃点苦，你们也吃点苦，我们做了不能白做。他们还好，给了我们路费，粮食没有算钱。这一年还没有到头，又换了位子做坯子。把头年的钱凑了320块给生产队，算一个劳动力。
就这样，我做了六年窑。再后来不准做窑了，回来在生产队搞生产。把我抽调到大队去做事，带着队里的二三十个劳动力，组织突击队治山治水，平整土地，把小山坡用弹药炸平。还在农科所做过，培养种子。这是七十年代的事情了，我的弟妹长大了，生活就可以了。
84年来这里的时候只有一点檩子，别的都没有，分给我们的农具、耕牛我们争一口气都没有要。我们一共七家人一个组搬到这里。我83年先过来的，第二年母亲和弟弟过来，住棚子。
这里当时田地多，村民愿意把田给我们种。每家几十亩，半边户都有25亩，我大哥有40亩。我们当时苕头日脑的，欠田种。多种多收，但人蛮吃苦。这里的人种怨了，所以愿意把田给我们种嘛。我们来房子没得，牛没有，开始借别人的农具和牛，住也是借人家的屋住着再说。后来买了一头小牛。我们搬来是自由搬迁，路没有路，汉施公路那时也没有，一脚下去泥巴这深。
我们卖点谷，卖点油菜，搞了几个钱，自己印的土砖，搞几根烂檩子，用油煤毡钉着，搭个棚子住下来。别人说我是原始人，别人住红砖房，点电，我住棚子，我在棚子住了五年。又搞了点钱，在猪棚里做了两间屋。修路又摧毁了。连我的小塘跟屋赔了我八九千块钱。2001年在那边又做了两间楼房，住了七八年，又搞小区，搞集中，又把那边拆了，搬到这边小区来。小区一个标准户160个平方，有两个儿子，一个结婚了，可以搞个分户，就是80个平方，超出原来房子面积的要给钱。这边住了两三年，要比以前强些。沾了党的光，拿了两个钱，自己再做点事，生活就可过。
我们当时来，武湖本地居民不多，只有几千人。第一批移民，塔耳公社四万多人，搬了快三分之一的人走了。后来又搬，整个塔耳移了两万人。那些年大工程多，院基寺、夏家寺、泥河、巴山几个水库，汉北河，武湖大堤，小的不算。移民很多就安在这边。我们这一代人得了共产党的享受，得了那边修的闸。
59年的事情，不怪国家，不怪毛主席，怪苏联讨债。毛泽东性格蛮直、蛮硬，为了硬气，我没有也要给你，不是有意迫害中国人，中国人不会迫害中国人，对不对？我没有怨恨。所以要加上这一点。今天的共产党关照我们老人，我们为什么会怨恨呢。我今天得了享受，我要念共产党。目前很多问题，村霸，路霸，偷，抢，政策不是蛮过硬，要我说，我只能说拥护。这么大的国家，要治理好，人人满意，那是不可能的。不过歪风邪气还是要正一下。
老人八 男 85岁 武湖
我们的老房子做了大市场，现在土地七成已经征用了。
我们老家在西李家大湾旁边的李家嘴。我们最初是62年来的，看地做房子，63年三月份搬家。湾子里有后靠的没有搬来。祖坟靠高处的在，低处的淹了，清明节还回去上坟。我有一二十年没有回去了，孩子们回去烧，把点纸在水边一烧一叫，就解决问题。
修水库的时候我在汉阳做窑，不在家，61年返乡。59年我们湾子老年人饿死了几个，后生还冇死。我没有亲见，我不在屋里，回来发现有的老人不见了，不在了。水库涨水的时候，时起时落，一淹那就不象样子，健劳力抢材料，劳动力不行那就没有办法。62年到湖里（武湖）来了，开始做房子。搬到武湖的是少数，多数没有搬过来。我们来的上十家人家，只有三家有材料，也就间把的材料，还是短的，好的还冇搞到。一家安置给500块，做房子，公家做的，但我们人要帮忙。500块没有发到手里，一个队有个主，他安排。队里安排我到汉口买材料，我住了几个月，汉口买不到又到县里，县里属于半买半支援。如果指望汉口那还是不能够成功。（老伴插话：建房子一开始是半架屋，用土砖一边做一个墙，就是搭的个框框，没有隔墙，上十家人是通的，各家互相看得到。后来各家用土做了隔墙，这样你也看不到我家，我也看不到你家。）
来的时候，这一块是队里最好的地。我在这后边住，水起来就淹，一淹淹那么深，一展平洋，没有堤没有坎，后来做武湖大堤才拦住去了。粮食冇得粮食，人歪歪倒。淹得屋只剩下个墩子，水离屋里只有尺把高的样子。我们房子的墩子是以前武湖住的有钱人请人挑土做的。我们就躲到别的地方去，有一回我在新洲住了半年。大半住到别个湾子里，其余的搭棚子住。住到别人家里就要说好话。水来了是分场的支持，安排船，把人、被窝、行李弄上船，好端的东西就端一点，牛、猪、鸡都要带走。有人专门划船，划到新洲的山上有十几里路。这个大堤（武湖大堤，应是指长江大堤武湖段）修起来后就好了。（其妻插话：刚来这边，是车子送来的，一家一杆屋，不管几多人，来了百事冇得，要烧火，到新洲买了一担茅草回。这是引火用的。再到附近去找东西烧。当时来了五个人，婆婆，我们两个，加两个小伢。64年发大水的时候，百事都淹了，水在门前，要进水，筑个埂子，不让水浪进来。我们搬到新洲的山上去了。住在人家屋里，是没有人住的屋子，黑屋子，晚上蚊子晓得有几厚。过几天水退了才回来，搬回来看，百事都冇得了。）
说搬家，我们不愿意搬也得搬。湾子淹了，搬到山高头，在别人湾里，闲言闲语多，不好听。搬到这边起码田多地多，有田种，有事做。现在地少了，大半在外面打工。
我家里五个伢，那时多在读书，在屋里这呀那，还有老人，两个人做就不能保证口粮。别人家劳力多的能吃干的，我们家喝清的，减餐。这里比老家开化些。是平原，开化些。年轻人读书，上进。老年人呢，还是习惯老家，那边山区，自静些。
来了以后，开沟，修泵站，汉北河，武湖大堤，都要去劳动，去挑土。象修汉北河，65年、64年吧，挑一天土有半斤米的奖励。那时候1400亩地分到三个小组，由这个组来组织劳动力，农民做事打工分，过年决算以工分为依据，做工分都在本子上记了在。到81年分田到户，结束大锅饭。
附：梅店水库移民访谈
老人九 70岁 三里桥
三里桥的组建，邓畈的三个大队，红莲、红根、白水河，属于梅店水库移民，66年定点，68年开始做房子。梅店三个队是第一批。梅店水库是66年开始修的。大石桥、救命寺也是梅店水库移民。新塔、长堤、东河、沿堤、河边、童门口是塔耳夏家寺水库的移民，风斗湖是长堰、甘棠的移民。长堰移民是因为修夏家寺水库的引水渠，甘棠是因为修飞机场，就是六指飞机场。蔡甸的中盆(?)水库也移了一部分过来。二道河村主要是县河（滠水）改道搬过来的。整个三里桥近两万人，全部是移民，是老苏区的人。
这个河就是原来的县河，现在成了死河。县河不改道，大堤不能修，为了安置移民，在武湖沙口修了几个泵站抽水，把内部的积水排干。全县的人都来做县河改道。北边从前川东寺起，一直到现在武湖的出口新河桥。之所以叫新河桥，就是当时改道取的名字。
任士舜（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党委书记）是梅店人，原海军副司令员唐凯也是梅店人（唐凯为开国少将，职务应为原工程兵副司令员。）修梅店水库时全部大动员，几十万人参加，有两个堤，东堤西堤同时开工，吃不饱，生活艰苦，搞人海战役。
梅店水库修在梅店河上，河水很好。梅店镇在水中心，老街都是鹅卵石铺的，靠南边的以姓任的为主，中间和北边都是杂姓。老集镇的土土质好，是油沙土，出萝卜、蔬菜，当时供应长轩岭、姚集、蔡甸、研子。梅店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要是没有修水库，就不会有石门，石门是撤区设乡的时候设的新乡镇（现在石门归长轩岭街道管辖）。梅店有街道形式，管辖一万四五千人，镇上有一两千人。原来有一个庙，菩萨打了以后做了梅店小学。
我们初来搭棚子，高头用汽车拖到黄陂小南门，再用小船拖到大潭，翻堤以后再用这边的船运过来。瓦，生活用具，家具，农具，都搬过来。66年从邓畈开始，搭棚子，67年做房子。我们是67年搭棚子，68年做房子。原来地都是平的，这土埂子（房子所在的土埂）是我们挑土挑的。盖房子政府的政策是依人定铺，依铺定房，平均大概一个人五六个平方，天上的（屋顶）都是自己的。
开始下来不习惯。我们高头不种棉花，这里种棉花。种水稻后大量得病，主要有三种，血吸虫，钩端螺旋体，出血热。野老鼠咬了以后得出血热。老年人死了不少，成排的劳动力病倒。整个三里桥死了只怕有大几百上千人，哪个湾子里都死得有人。
现在看这里有树，当时一片汪洋，都是湖，用拖拉机耕种，修人工排渠，黄陂的水利局局长谢新武（音）当的指挥长。
我们才来的时候打码头，跟吴店、新洲的人都打了架的。原来武湖、北湖是通的，后来修了堤。他们不要我们到他们那里去砍草，跟武湖农场打了个架。当时心蛮齐，有消息锣一敲，缠一个白毛巾，男女老少上阵，拿着冲担、锹械斗。没有打死过人，打伤的有，伤了各人自己去诊。
跟部队扯过小皮，为他们种的菜等，不严重。至于知青，硚口区卫生局的在“知青点”，红梅村和邓畈村的是硚口区房产局的。他们做的房子后来交给大队了。
三里桥的人在解放前为国家做了贡献，解放后舍弃了家园，在这里创业。梅店水库移民12000人，夏家寺起码应该有一万多。东西湖也有夏家寺水库的人，还不少。梅店有夏家寺的教训，整体搬迁，夏家寺满处是散的。当时叫三里桥革命委员会。
一来就专门淹水，69年、70年、71年年年淹水，颗粒无收，门前都是水。当时武湖泵站还没有修，水没出去。我们这里叫黄陂的水袋子，地势最低，武湖、六指等地的水都汇集到这里。所以有个救命寺。水大，浪大，拍在岸上一拍拍得一轰。
大水来了，有的人就搬到堕髻山（音，即新塔村所在岗地）去逃水荒。政府派人来，鸡、牛、猪都赶上船，锁猪上船的时候猪惨叫叫得震心。有的只是人上船，什么也不要。有的住到民众家里。其余的到县政府大楼住着，一般住到上十天。（采访至此来了一位老年妇女，说自己当时一头挑一个孩子，一头挑破烂东西，在堕髻山上住。住在人家的牛栏里，人也在里面睡，牛也在里面睡）。水不退不能回。少数男的还要留在屋里（村里），怕人偷东西，也怕屋倒了。把木料用铁丝一钮，做成木排，绑在石头上边，或者打桩子系在桩子上，上头用彩色布罩着防雨，人在下面歇。水退了，跑到堕髻山，挑点谷回来，救济的，回来没有办法加工，没有碾米的地方。挑到黄陂、吴店等地加工。有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又搬回去了。后来又有人跑回来。
72年73年的样子，李先念的秘书到汉口看任士舜。我们这里的人到任士舜那里反映情况，任士舜说，你们写一个东西，具体情况送到我这里，我转给中央。于是李先念写信给卫生部长刘湘屏，也就是谢富治的夫人。信记得是这样写的：湘屏同志：请派几个医务人员到湖北黄陂武湖垦区实地调查研究，情况属实，太无人道主义。来调查后，搞小改革，开始种玉米、高粱、黄豆，不行，没收入，后改为种棉花，派云梦等地的人指导我们种棉花。这里74年以后就好了。吃救济，办贷款，日子可过。
附记一点个人的感受和见闻。
走在移民区，仅仅看居民住房，大体上已经看不出和黄陂其他地区农村有重大差别。三里桥许多移民修的三层楼，武湖一带很多移民都住进了还建小区。武湖一些地方已经是高楼大厦，正在建成为汉口城区的延伸部分。三里桥离汉口北很近，汉口北的家具城已经修到了离三里桥集镇几里路的地方。相较于安置丹江口水库移民的全国最大的移民镇钟祥柴湖镇，这里的民生面貌和城镇发展总体上无疑要好上很多。
走进一些村子看，还是可以发现这里和其他农村的区别。三里桥的移民村，虽然村名是新的，但村民小组的名字却是塔耳老家的，不同姓氏的湾子房子做在一起。三里桥集镇一带，夏家寺水库和梅店水库的移民的房子一栋接一栋沿着滠水故道绵延几公里，这种布局在黄陂其他地方可能是没有的。滠水的故道，如今已是一潭死水，颜色暗绿，污染严重。
这次采访是随机进行，碰到哪位是哪位。老人们都很客气，对人很尊重，令人起敬。老人们谈起当年，基本都是很平和的语气。对当年的苦难并没有很多怨言。有几位老人谈起了现在国家对移民的优惠政策，他们表示心里有数。多数老人表达了对塔耳家乡的怀念。
查阅了六十年代中期的黄陂地图，当时的武湖比现在大很多。三里桥一带其实就是当初的武湖湖面。当时的滠水注入武湖，然后在阳逻上游一点注入长江。当时的三里桥、武湖、大潭的水患问题可想而知。据百度百科资料，五十年代以来武湖面积减少了约100平方公里。这消失的100平方公里，应该就是建了移民安置区。这种情况和柴湖惊人地相似。都是安置在荒无人烟的荒湖滩。这也难怪，我国已经开发了几千年，多数地区人口稠密，除了荒湖滩，哪里还有空地集中安置几万移民呢？
看地图黄陂几个大水库面积并不大，木兰湖也不过20平方公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移民？仔细想想并不难理解。水库一般建在山区丘陵地带，淹没的是地势较低的地区，如河谷平原。山区不比平原地区，河谷地带农业条件交通条件最好，是人口最为集中最为富庶的地区。丹江口水库修建以前，库区县的人口密度可能不过每平方公里百人，但丹江口水库面积700平方公里，这包括
原来的河面面积和淹没面积，搬迁的人数却多达48万（一说38万），淹没区人口密度不下700人，起码也有500多人。
当然，建水库淹没的不仅是移民的房舍田地，山区的历史建筑、文化遗存其精华绝大多数都在河谷地带，蓄水以后也都沉入水下了。丹江口水库淹没了均州、郧阳、淅川三座古城。许多古镇以及武当山的半数道教古建筑，还有香严寺的下寺等众多庙宇都已在水下，淹没的古墓葬也数不胜数。这些是文化上的重大损失，起码是重大的遗憾。夏家寺水库下面到底淹了多少古建古迹，价值如何，还没有看到相关资料。
黄陂南部集中安置的移民，数量尚未见到权威数据。据此次移民介绍，估计不会少于三万人。柴湖是全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水利移民集中安置地，当初安置了4.9万人。黄陂南部湖区集中安置移民的规模，可能在全国都是排得上的。
三里桥集镇附近还有前年丹江口水库的移民，来自丹江口市浪河镇浪河口村。在这里也采访了几位移民。他们对国家政策一致给予较高评价，老人们怀恋故土不愿搬迁，年轻人则表示愿意搬迁。移民们对国家政策实施中的存在的具体问题不无怨言，这些已有报纸有详细全面的报道。但是比起五十到七十年代的老移民，不能不说今天的安置条件好得太多。毕竟，国家在进步。
而今木兰湖成为著名旅游景区，梅店水库旅游也正在开发，到这里旅游的年轻人，可能很少有人了解当初水库建设者和移民的重大牺牲。网上的导游词，有的将木兰湖附会成古已有之的天然湖泊。不知当年的建设者和移民知道这些，将作何感想？
南水北调移民要修纪念馆了。希望武汉市政府也认真考虑下在木兰湖建一个夏家寺工程纪念馆，或者最起码修一座纪念碑。当年数以十万计的建设者，尤其是身兼建设者和移民双重身份的塔耳移民，已经被忘记太久了。市区的网民，有兴趣的不妨也亲自到武湖、三里桥、大潭走一走。不远，汉口隔着一条河就是武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