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在国民党时代上的高中，一共被开除过三次，可谓惊心动魄，波澜壮阔。跟他相比，我的高中时代实在是风平浪静，迄今为止不过给校方写过三封信。
第一封信写在高一下或高二上，为的是抗议学校看车的老太太。我们那时骑自行车上学，车子停在一个棚里，要交看车费；临时的给现钱，一学期一交的有一个小牌子。孙青买了一块看车牌，但她的车中途是丢了还是怎么的，反正牌子没用了，就转给了我。长脸瘪嘴的看车老太太（据说是某个校领导的亲戚）火眼金睛，看出我不是原版买主，坚决不让我用，且态度凶横。我们这群小丫头也不是好惹的，对公平、合理有着比大人们更强烈的诉求。那几日，个个群情激奋，午间在教室里，有人做正方，有人做反方，大家讨论、争辩、出谋划策。最后我写了一封好几页的信给校方，抗议老太太的蛮横态度和不合理的口头规则。结果是我能用那块车牌子了。
第二封信写于高二放暑假前，要求学校换语文、数学和物理老师。我们一个年级六个班，进校时分班原则上是随机的（但据观察老师的孩子大都集中于1班和3班）。高三时分班， 1-5班是理科班，6班是文科班。高一高二时，大体上1、2班一组老师，3、4班一组老师，5班则和6班共享一组老师。我们的语文、数学和物理老师水平有待商榷，我班这三门课的平均成绩在全年级中偏低，和6班在伯仲之间。趁分班之机，我们想争取一下，在高三时换老师。我写了一封更长的信，有很多同学在上面签了名，交到学校。物理课代表杨青松断然拒绝签名，说老师的水平够了。谁有他那悟性啊。高三开学后，我们发现语文老师变成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老头儿，我们好像是他的关门弟子。不过数学和物理老师照旧。长相与濮存熙有类似之处的物理老师，仍然勤勤恳恳、不温不火地上着课。数学老师也仍然扶着讲台，用劲咬出“苗卡尔”的名字。在他的三年教诲下，我至今要使劲儿想想，才敢大胆说出这个十六、十七世纪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传统中文译名“笛卡尔”（Descartes）。
在前两封信的写作及运作上，我爸一直给予大力支持，甚至是幕后智囊与指挥。
第三封，是一封没有发出去的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校长先生，
您好！我们是XX一中高中部XX级5班的毕业生。值毕业N周年之际，我们筹划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其中有一个动议，是和现在的5班小校友们举办一个座谈会，讨论彼此感兴趣的话题。我们每个人在各自行业的工作和生活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很乐意与小校友们分享；同时我们对年轻一代的所思所想和精神状态十分好奇。我们虽人到中年，对在母校度过的青春岁月却记忆犹新，留恋不已。如果可以成行，这也许是个交流思想，互相学习的好机会，也将是一次有意义的纪念活动。
不知您是否支持这项活动？学校是否方便组织这样一个座谈会？有无可能在清明节放假期间抽出半天或晚上时间进行？我班一位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工作的同学四月初回国探亲，4月6日离开，正是她提出的这项动议。届时还有其他家乡及北京上海等地的同学一同前往。座谈的校友们最好是五班的同学，年级不限。地点可否在市内老校区。
期待您的回复。非常感谢！
祝 母校枝繁叶茂，活力长在！”
后来大海在百忙中抽空与我们高一时的班主任，现在一中新区的教导处要员联系上了，这封信就没有发。学校的态度一开始是欢迎的，最后变成拒绝；小同学们及其家长也不甚积极。这个座谈会计划最后流产了。我们的自我检讨是：“我们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期间的经过，努力，感想和体会，一言难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