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就要过去了，在这一年里，中国和世界接连发生了几件不大不小与文化有关的事情，反映了值得深思的现象。
其一是莫言得诺奖，网上几乎是一边倒的声音，指责老莫的作品低俗、猥琐、浅薄，不足以代表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国人的美学欣赏习惯以高雅、雄浑、深刻为主。实际上，国内关注莫言的人多为文人，而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论调难免偏颇，而那些“恨铁不成钢”的人中，不乏惯于督着别人冲锋陷阵，自己坐在沙发上安享文艺沙龙的“清咖”者流。这些评论恐怕真的不能代表一般人的想法，更不能左右诺奖评委。评委们没有中国文人的眼光，却有世界范围的视角和西方文化的欣赏习惯。
跳出中国文人的圈子，看到的是截然相反的氛围风景，比如“中国好声音”，观众和评委的兴趣看似宽容度很大，实际上偏重于怪诞。吴莫愁排名第二说明了这一点。
再看《1942》与《泰囧》的票房差距，一部积累了18年的鸿篇巨制，不敌一时兴起小打小闹的娱乐片续篇，按照国人成功的标准和成王败寇的逻辑，自然成了人们奉劝冯小刚别再玩深沉的理由。如果由此认定国人患了历史健忘症，肯定无法解释前不久因钓鱼岛爆发的游行热潮与激愤情绪。如果由此对观众的素质感觉沮丧失望，未免过于悲观。如果由此看出观众的兴趣亢奋点所在，则是一件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的事情。人们对《泰囧》的热情，大概可以看作是对追逐名利者不断遭遇障碍、挫败、泼冷水和栽跟头的幸灾乐祸，乐就乐在草根可以戏弄“精英”的解气过瘾之中，获得了报复一把的满足，或者还可以说无论报复的对象是谁，只要是牛人倒霉就行。
对此，人们肯定有不同解读。
我觉得几件不同的事情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其一，搜异猎奇。“中国好声音”和“鸟叔”自不必多说，；诺奖的评委以西方的眼光看中国，搜异是少不了的，猎奇更是人之常情；而《1942》描写的苦难，对中国人来说是历史的常态，而欢乐则是少有的奇事异象。假若冯导改拍中国人在42年的黄粱梦、南柯梦，物质极大的丰富，不是天堂胜似天堂，人人红光满面，衣食无忧，个个有房有车，有职有爵，天天在拉斯维加斯赌场赢钱看人妖和大腿舞，不仅国共，就连日本鬼子都对中原百姓亲爱有加，票房胜负真怕难测了。
其二，寻欢作乐。衣冠楚楚宝相庄严的诺奖评委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们也有普通人的情怀，只不过寻的是看另类天地之欢，作的是宣扬自己的文化价值之乐。至于会不会给某些人添堵，那就不管了，即使有，也是一乐。而娱乐节目就是给人提供欢乐，让人们沉浸在刻意营造的虚幻氛围中，去宣泄、去释放、去忘怀。
其实，这两点都是表面现象，进一步深究，也许可以发现另外两点。其一，所谓怪诞就是奇异，怪诞的本质是反传统（如魏晋名士，卡夫卡的小说等），因此迎合了大众不满现状特别是年轻人的心理。其二，当人们以欣赏的角度为草根戏弄“精英”，高智商每每陷于无可奈何的尴尬狼狈境地而开怀大笑时，潜意识里受着当今社会矛盾的支配或影响。可能当事人并没有自觉认识到这些，但是真相应该就是这样。
2012的地球变得更小了，世界人民都被“鸟叔”的《江南STYLE》刺激得异常兴奋。有位朋友跟我说，这不就是当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舞蹈的翻版吗？基本动作一致，都是做骑马状，“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们舞姿逼真，但在中国也没有引起大规模模仿风潮，而鸟叔动作搞笑，接近动画风格，歌词中毛主席换成了性感女郎，萌男靓女被配器丰富、节奏欢快张扬的音乐一烘托，结果全世界都跳起来了。这反映了地球人的欣赏兴趣正在大幅度趋向接近，趋向一致。
鬼怪妖气无厘头，从来不是不值一哂的小把戏。世界人民乐于欣赏“鸟叔”，爱跳骑马舞，难道不是因为现实生活压力太大需要宣泄郁闷吗？就凭这一点，世界文化史上必将承认“鸟叔”们的地位。这就是我既不赞成全面贬低莫言、吴莫愁、《泰囧》等，也不认可一味吹捧他们的理由。
未来世界的文化发展既趋同又呈异，但是那些贴近传统的、说教的、理性的、找不痛快的、一眼看不明白的，都将远离人们的关注焦点，附着在行吟泽畔、形容枯槁的屈大夫幽灵上。
我真心希望他们也有自己的发展空间，不要追随屈大夫自沉于汨罗江中，让后人在端午节投粽子纪念的名单增加若干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