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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恩博士是著名的国际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家。他还是作家、编辑、学者、科学家、私人投资家和慈善家。库恩博士现任花旗集团执行董事，专职负责并购、公司重组、财务战略和资本运作。另外他还担任库恩基金会董事长，该基金会动作文化、教育、科技和人文项目。>>详细内容 |
连载：江泽民传 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1)
1926--1943年 “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
1926年，农历虎年，此时的中国处于一片风雨飘摇之中。虽然距清王朝被推翻和民国建立已有15个年头了，但是各派军阀及一些政治派别仍在和国民党政府争夺主导权。与此同时，东面的日本正在磨刀霍霍，令人担忧。就在这一年，在上海西北方150英里以外的大运河边的古城扬州，一个男婴降生了，他是一对名叫江世俊和吴月卿的年轻夫妇的第三个孩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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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位领导人靠的不仅仅是他本人，”江泽慧，江的妹妹，后来回忆道，“它还涉及一个家庭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如果不理解有关江主席的三件事，你就无法理解江主席：他的家庭传统、他的文化根基以及他的革命背景。‘三哥’（我一直这么称呼江泽民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并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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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7岁以前，江泽民随家人一起住在扬州田家巷的一座大宅子里。田家巷位于非常富裕的东关区内，毗邻大运河。田家巷得名于明朝后期，当时此地一户姓田的人家有一名才貌双全的少女得到了皇帝的垂青，做了皇贵妃（据说她精于围棋）。
江家的宅第是一座中间带有天井的传统中式大院，房子上面有着精美的石刻，房子里面摆满了书籍和艺术品。这样的一座宅子甚合江泽民的祖父江石溪的心意，他是一位学者和生意有成的商人。此外，他又是一名中医、诗人、音乐家、政治激进派和热诚的民族主义者。尽管在江泽民只有7岁的时候，江石溪就去世了，但他的价值观和信念对他的家人却有着深远的影响。江泽慧评述说：“我们家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一贯致力于学习求知，并酷爱文学艺术。我们家在读书做人方面的良好家风，一直是代代相传的。”
江的祖父在住所里收藏了丰富但并不昂贵的古籍字画。他能演奏许多种乐器，包括琵琶，他还喜欢唱歌；他爱好中国象棋，也经常在挥毫泼墨中自得其乐。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做诗。“我们的爷爷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江泽慧说，她和她那位著名的兄长长得非常像，“我有一本爷爷的诗集，里面的诗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令人难过的是，原来的墨迹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中被毁掉了。”
江的祖父的生活也不时过得很艰难。在清朝末年发生的一次饥荒中，他的两个儿子夭折了。虽然他行医深受尊敬，但并不足以养家糊口。1919年，他在49岁那年弃医从商，进入了一个他还十分陌生的天地。他当时的行为就像中国人时下所说的“下海”。他加入了大达（或叫做大运河）航运公司，不久便成为该公司驻扬州的代表。在这期间，他把家搬到了江泽民后来出生的那座舒适的宅子。
“我的祖父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江主席在时隔80多年后解释说，“但是他受过教育，有文化，而且非常有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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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家的宅子里不乏书香、音乐、艺术和有关政治的讨论，江泽民正是在这里逐渐培养起一生对这些事物的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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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7岁那年，祖父去世了，终年63岁。经济上的窘迫使江家搬到一个较为破落的地区，但是对他们来说，精神上的损失要远远大于物质上的损失。祖父一直是一个精力充沛、很有影响的人。尽管他后来从商，但他不曾放弃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他在艺术界和学术界有很多朋友———并始终以不断磨砺自己的书法技巧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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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力争上游，但同时要谦虚谨慎。到他祖父去世的时候，他已经在远近闻名的琼花观小学上学了，这所小学离他家只有20分钟的步行路程。学校的课程设置兼顾了现代和传统两方面。其中，传统课程部分围绕四艺———文学、音乐、书法和中国象棋———开设，这些都成为江泽民为之钟情一生的爱好。——————
也正是在这里，他养成了对音乐经久不衰的热情，学会了演奏各种各样的乐器，包括竹笛、钢琴和二胡。后者是一种起源于一千多年前的只有两根弦的中国乐器。几十年后，当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因脑力不济而无法演奏时，坐在听众席上的江主席突然起立走上舞台，他要过了二胡，在一把椅子上坐定，拉了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曲目
中国的古典文学构成了江泽民所受启蒙教育的核心。每天———甚至在江还不到上学年龄之前———他父亲就要他背诵唐宋名家的经典诗句，这当中充满了睿智的隽言和实用的忠告。
此外，江泽民还接受了大量的书法训练，与他所受的古典文学教育可谓相得益彰，这种书写中国繁体字的艺术，把语言概念和视觉概念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虽然中国台湾和香港至今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繁体字，但中国大陆在1949年以后已经改用一种简体字。不过，时至今日，江仍在使用繁体字，并经常用繁体字为一些他所支持的机构或活动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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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学入学考试的一部分，10岁的江泽民写了一篇文章支持张的行动。江家是一个颇有政治觉悟的家庭，江泽民从孩提时代起，就已经明白他应该站在哪一边。他考进江都县立初级中学时，入学考试成绩位列前10%的学生中。1937年夏天，他转入扬州中学就读，该校当年在江苏全省1800名考生中只录取了5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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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时，江背诵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其中不少他到老还能倒背如流。他很欣赏生活于8世纪的唐朝诗人杜甫所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曾引用过这首诗的最后一节，这也是中国诗歌中最为人称道的诗作之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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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一直很喜欢爱国主义诗文。在公开场合和会议中，他都曾提到明末学者顾炎武的名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经常讲述宋朝丞相文天祥的故事，文拒绝向外敌投降并写下了下面两句脍炙人口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江还曾讲起宋朝名将岳飞，他那首动人心魄的民族主义诗歌———《满江红》，使他的英名永垂不朽：“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后
江还渐渐爱上了俄罗斯文学和西方文学。他阅读了许多译著，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以及《悲惨世界》。后来，担任国家主席后，他在出访途中常去向他心目中的文学大师致敬。在俄罗斯，他参观了托尔斯泰的故居；在法国，他专程前往马赛，参观了大仲马当年创作《基度山伯爵》的地方。在扬州中学时，江还涉猎了美国文化。他研读了托马斯·杰弗逊和亚伯拉罕·林肯的演说词。时至今日，他依然能背诵出《葛底斯堡演说》，这在1986年他担任上海市长时曾令四座皆惊。
“我受过三种教育，”江有一次曾总结说，“第一种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孔孟之道。从上小学起，我就开始背《三字经》。我所受的第二种教育是资产阶级教育，特别是西方科学。我所受的第三种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
“我们江家有一大家子人，”主席的妹妹江泽慧回忆说，“我们所有人———祖父母、他们的四个儿子儿媳、一个女儿女婿以及他们的孙子女———都住在一起。没有人分家单过。”
像这样一家人住在一起，会使人想到中国人常说的“大家庭”。在这样的大家庭中，亲情纽带关系往往是既复杂又深厚的。江泽民虽然是这个家中的长子江世俊和他的妻子吴月卿所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却属于整个家族。
“当然，这样会显得有点挤，但一家人住在一起也有很多好处，”江泽慧说，“爷爷把自己对文化的热爱传给了自己的子女，甚至也传给了三哥和我这一代，就好像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已经被植入了我们的基因。在爷爷的子女当中，像我父亲、我大伯和我七叔都在古典文学和诗歌方面造诣很深。我父亲是第六个儿子，而我的大伯是长子，也就是江泽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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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38年，也是虎年，”她开始讲述道，“江泽民那年12岁，也就是说三哥比我整整大一轮，我们都属虎。我出生在奶奶家里，在长江的一个小岛上。那时，日本人已经打进来了，整个中国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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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新四军一个师的师长、后来做过中国国防部长的张爱萍统率的两支部队对盛子瑾管辖的国民党统治区形成夹击之势。江上青建议盛与共产党人组成抗日联合阵线。
初次见面，张爱萍和江上青就一见如故。张一眼就认出了戴着墨镜的江，但他还没来得及叫“上青”，江已经招呼他“爱萍”了。在场的其他人还以为他们是老朋友。张爱萍只比江上青大一岁，而且他们有相似的兴趣和经历。他们的口音不同，但有着同样的抱负。他们讨论了争取盛子瑾的策略，是否要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还是两个都扮红脸。最后，由于实际上已处于包围之中，盛子瑾无法拒绝他们的“提议”。
同年6月，江上青中了一伙国民党士兵的埋伏并被抓住。这伙士兵的头目朱世林，以前是土匪，他对盛子瑾怀恨在心，因为此前在盛发起的一场剿匪战斗中，朱的兄弟被打死了。当朱发现江上青是盛的政务秘书后，便命令手下处死他。然而，他的上司及时插手阻止了他，并下令释放了江；前者随后与江上青握手告别。
当他的下属脱险而归之后，盛子瑾大大松了一口气，并摆开宴席以庆祝。在宴席上，江上青发表了讲话，他发誓将为抗日大业战斗到底，甚至不惜流尽身上的最后一滴血。7月29日，盛子瑾一行在开会的归途中再次遭到伏击，这次伏击他们的是一股地方民团。这时太阳刚下山，江上青在前面带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一阵弹雨从所骑的白马上击中倒地，壮烈牺牲，年仅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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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是他的大哥江世俊（也就是江泽民的父亲） 给予了他最重要的荣誉。江上青身后留下了两个幼女，但却没有儿子。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讲究孝道，而延续家族血脉与祖先崇拜则是其核心。由于女儿将加入丈夫的家族，这些义务就必须由儿子来完成。江上青这一房的香火眼看着要就此断绝了。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没有儿子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以至于人们找到了一种变通之道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有几个儿子，而他的兄弟又死后无嗣，他便会把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他的兄弟家。江世俊没有犹豫。他和他的妻子吴月卿，把他们的儿子江泽民过继给了江上青的遗孀王者兰。“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那年，江泽民1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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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11岁之前，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无尽的贫穷饥饿，”江泽慧回忆道，“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但我们是个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家庭，不管我们有多穷，家里始终重视学问和文化。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我们都非常重视。我们都因此才能够健康成长。”
随着抗战进入白热化，大家庭中的生活变得日益艰难。江泽民的学业被迫中断，江家的男人们都去打仗了，家里的生活十分拮据。每个人都被迫外出找工作，甚至连妇女都必须出去打工。江泽民的养母来自一个相对富有的家庭，以前从未工作过，但是，像家里的其他人一样，她也竭尽全力地帮助养家。
妇女们很快学会了适应她们的新角色。作为最年长者，江泽民的生母吴月卿当起了一家之主。虽然出身农家，她却受过良好教育，熟知古典文学、诗歌、现代小说和历史。另外，她在和外界打交道的时候还十分沉着干练，这在当时还被看作是“男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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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家都是革命者，”江泽慧指出，“我的父亲、叔伯，甚至还有江泽民的大哥江泽君，他们全都出去参加了革命，既打日本侵略者，也打国民党。”
当学校在1939年底复课时，战争已在江泽民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根据日本殖民当局的规定，日语成为学校的必修课。尽管江每天都上日语课，但他却总是勉强及格，对像他这样一个具有良好语感的孩子，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多年以后，他为自己成年后未能学好日语而感到遗憾，却从未后悔过少年时代的倔强。江主席说：“要不是那时我是被迫学习日语的，今天我的日语就会讲得好一些。”但那时，他却从英语学习中找到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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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不负有心人。江在中学里出类拔萃，几乎各科成绩都是优秀，尽管他最喜欢的还是理科。受到家庭传统的熏陶以及叔伯们的训导，江继续下象棋、练书法、作画和唱歌。他在乐器演奏方面很有天赋，演奏钢琴、吉他、笛子和二胡的技巧日益进步。
1943年春，江泽民从扬州中学毕业，准备离家求学，此时距离他17岁生日还有两个月。在江苏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南京中央大学，有一个空缺正在等待着他。在那里，江将养成自己的两大爱好：科学知识与政治活动。此时，抗日战争即将进入尾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它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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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1947年 “我是一个爱国者”
江泽民是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电子系当年录取的8名学生之一。他与该系的其他3名新生合住一个寝室，他是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一个。“我对江泽民的第一印象是，他还只是一个少年，他真的非常年轻，比一个孩子大不了多少。”他当年的室友童宗海回忆说。童当时19岁，是4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但是我们很快发现，他绝对不是我们的‘小弟弟’。”
“我们的初次交谈是关于我们的家乡和家庭，”童宗海说，“他让我觉得很自在。我感到我能够信任他。”
大学生活使他们部分地远离了战争所造成的混乱。6年前，日军侵入并强占了这里的大片校区，将它改建成一个军营。“这里所受的屈辱实在是太多了。”童若有所思地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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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终于宣告结束。中国学生个个兴高采烈。他们盼望着一个光明的未来，但是当国民党政府对久受忽视的高等教育开始予以关注时，结果却是灾难性的。9月26日，国民党发布一项政令，名为《沦陷区大学学生重考程序》。在日本统治下存在过的所有东西都被贴上“汉奸”和“非法”的标签，包括所有位于敌占区的教育机构。
教育部宣布，抗战期间，在这些学校修得的所有学分一律作废。所有的大学生都必须重新参加考试，都必须上“政训”课，在课上，学生必须研读蒋介石的文章———《中国之命运》，并要在此基础上写出一篇2万字的心得。如果他们不去上课，就毕不了业。更有甚者，他们都必须参加一次“甄别考试”，当局将根据考试成绩决定他们够不够格继续学业。就算他们通过了这一考试，他们还得分别参加所学各科的考试，以证明自己是否有资格拿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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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童的主意，江还指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种‘伪学生’的身份，”他继续说道，“不仅仅是我们几个才有，还有很多学生也跟我们一样。我们必须为所有人找到一个解决方法。”
“至于我们所受的教育，”江泽民分析说，“把我们所学的知识说成是‘非法的’毫无道理。‘合法的’和‘非法的’知识到底有什么区别？知识根本就不能被分成‘合法’或‘非法’。知识要么是对的，要么就是错的。科学就是科学，这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没有做错什么。”尽管还不到20岁，江没有向压力低头。他能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抽象思维。直到这个漫长的世纪结束，这种才能一直都让他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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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南京沦陷时期的中央大学被拆散。江泽民和童宗海都进入了上海交通大学（据说该校拥有全中国最好的工学院），但当他们初来上海交大时，只能住在临时宿舍内。
“他们不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童说道，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因为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在搞学生运动时积累了许多与政府谈判的宝贵经验，我们让南京的教育部很是头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把我们转送到上海的原因。”
战后上海的生活比在南京还要艰难。由于货币管理不善、贪污受贿、政府内部派系斗争以及内战再度爆发等，物价飞涨。而在没收敌产的幌子下，腐败官员为自己大肆搜刮钱财。他们利用已经垮台的伪政府中的卖国贼为自己谋取私利。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曾希望国民党能重建一个廉洁的政府，但事与愿违，许多国民党官员的贪婪嘴脸在人们面前暴露无遗。他们追求所谓的“五子登科”———房子、车子、票子、女子和（金）条子。
为了养活自己，江泽民利用少得可怜的课余时间到上海青年会开办的夜校去教代数和三角学。他还给富家子弟做家教。当时，联合国一家救济机构向特定人群发放救济品，大学生也符合申领的条件。依靠领来的奶粉、面包和旧衣服，再加上自己的教书所得，江勉强维持了生计。
在整个抗战期间，学生们对国民党政府的厌恶日益加深。江泽民从大学时代就结识的挚友王慧炯还记得当时的反感。“我和江泽民都是在同一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受压迫国家。国民党政府把中国共产党当作他们的头号敌人，而把我们的真正敌人，日本人，当成了次要敌人。这一政策激怒了许多爱国群众。”
在一次访问上海时，蒋介石遇到了一大群学生，抗议政府宣布他们的学分无效。许多参加示威活动的学生，包括江在内，都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尽管他们的学分已经得到恢复，但他们却仍然为那些没有如此幸运的其他大学的学生进行抗议。1946年3月，请愿学生取得了胜利。由于意识到学生的示威活动不会减退，国民党政府命令教育部改变了它的重考政策。
这次斗争是江泽民第一次参加由共产党公开领导的抗议活动。从那时起，他就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1945年12月，当1名教师和3名学生在昆明因为反内战而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江协助组织了一场示威活动。虽然参加示威的群众大多是工人，但学生们却最为斗志昂扬，他们不停地呼喊口号直到嗓子沙哑。在追悼大会上，一个接一个的学生走上讲台，许多人眼里噙满泪水，愤怒批判国民党发动内战和野蛮镇压学生运动。国民党秘密警察一直监视着示威活动，当他们开始抓人的时候，学生们四散而去。
“江泽民邀我参加了这次示威，”童宗海回忆说，“因此，他觉得应该为我的安全负责。当警察扑过来的时候，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自己先走，或者和两三个人一起走。不要再跟着大队了。直接回学校去。我们不要再见面。’因为我们是朝不同的方向跑的，秘密警察无法去跟踪所有的人。江泽民不仅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他还非常关心同学的安危，同时他很懂得怎样去进行街头斗争。”
1个月后，江成为一场示威活动中的学生领袖，这场示威足以显示当时的形势有多复杂。这场所谓的“反苏”示威运动，表面上看起来仅仅是要表达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但实际上却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所进行的政治角力的一部分。为了拉拢民众，国民党试图借煽动反苏情绪来挖中国共产党的墙脚。国民党大打“爱国牌”。他们说，苏联只不过是列强之一，试图控制中国、掠夺中国的土地并窃取中国的财富。
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是一个叫张莘夫的政府官员，他在和一群苏联工程师争夺中国东北一家工厂的控制权时被杀。这家工厂原为日本人所建，厂里的先进设备也是日本人安装的，日本战败以后，工厂被遗弃。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苏联军队进军中国东北，随后开始和中国人抢夺战利品。张莘夫就是在试图阻止苏联人运走工厂里的机器时被杀的。
国民党把苏联人描绘成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瓜葛的外国入侵者，企图为镇压共产党制造一个口实。对于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同情者来说，这只是一个拙劣的花招，但随后发生了不祥的变化。他们得知，国民党组织者计划煽动群众去破坏俄罗斯人拥有的《时代日报》所在的大楼，并洗劫附近的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大多数人并没有看出国民党的幕后动机，”童说，“他们出于爱国热情参加了示威。”
包括江泽民在内的一群支持共产党的学生，明智地决定与其阻止这场反苏抗议活动，不如加入其中，再设法改变它的进程，因为中国老百姓已经被“张莘夫事件”刺激起来了，强加阻止是不可能的。这样，他们在表面上是在支持国民党政府，但实际上保护了共产党的主要盟友苏联，使其免受损失。
大约3万名学生和其他群众参加了张莘夫的追悼大会。随后，庞大的游行队伍通过了上海闹市区，向外界展示他们高昂的爱国热情。但是在抗议者抵达《时代日报》办事处和苏联领事馆之前，两大群看上去十分忘我的学生出现在两栋建筑物所在的街道两头，阻塞了交通。后面蜂拥而至的示威者实际上无法靠近报馆和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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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的国民党人被搞迷糊了。他们根本挤不过去，而挡住他们去路的学生似乎又是支持这场示威的（其实这些学生的真实意图是要保护苏联的机构）。人群越来越拥挤，后面的抗议者不知道前面的情形，只能不停地叫唤，“走啊！走啊！出什么事了？”但在呼喊了一些口号之后，大多数示威者失去了耐心，纷纷涌向旁边的小巷。苏联的设施保住了。
“表面上，”童宗海在回忆起这一事件时评述说，“我们学生响应政府的号召，支持了
这种策略后来为江泽民终身依赖。这一计划就像中国功夫里的一个妙招，一下子化解了巨大的力量，而不是去硬碰硬。50多年后，江泽民又一次以这种方式化解了中国民众对外国人的怒火———但这一次的外国佬是美国人，而江已是中国国家主席。
1946年春，当教堂的钟声响彻校园时，江泽民正与张公纬在散步———张是江3年前在南京参加“清毒运动”时认识的。在江的同学中，张公纬是他的密友之一。作为江的同乡，张早在扬州时就听说过书香门第的江家，听说过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壮烈牺牲的事。张是受中共地下党支持的学生会的副主席，颇有职业革命家的风范。
尽管谈笑风生，看上去无忧无虑，但他们对他们所戏称的“伪学生运动”却久久不能释怀。在那场运动中，张是“总指挥”，带领着3000名学生和教授冲进火车站，强征了一列火车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递交他们的请愿书。他们清楚地记得他们是如何呼喊口号的，“科学不伪！”“求学不伪！”他们还记得早前在南京举行的清毒示威游行中，他们如何在孙中山的铜像前肃穆地伫立，哀悼这位中华民国的缔造者。
1946年4月，江加入了共产党，此时距他20岁生日还有4个月。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王嘉猷，从南京到上海，他们一直是同班同学。上海处于地下的中共党组织的力量和人数正不断壮大，吸引了不少学生加入进来，其中几位后来成为中国政坛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高级领导群体中的显赫人物。
同年6月23日，大约5万名来自超过300家单位的学生、教师、职员和劳工在上海北火车站集合，从这里出发举行反内战、要和平的游行。共产党组织的这次集会游行，标志着从4月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日益激烈的政治活动达到了高潮，尽管这些活动的公开目的是争取和平，但共产党的真实用意是要在与国民党争夺民心的斗争中赢得优势。到6月底，反战抗议活动开始把矛头指向国民党，指向二战以来一直是国民党盟友的美国。
然而，对江泽民的两个妹妹来说，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始终是一个玩伴。江泽慧对她哥哥的最初一些记忆也始自这一时期。1946年夏，江返回扬州老家过暑假，两个小妹妹便吵吵闹闹地吸引他的注意，要他展示一下力量。
“他伸开两臂，与地面约成45度，”江泽慧回忆说，“然后让我和姐姐一人抱住他的一只胳膊。我哥然后把我们两人吊了起来，直到他的手臂与地面平行。”
两个兴高采烈的孩子就像树上的猴子一样挂在他的手臂上。江泽民一直保持着这一姿势，“像个体操运动员那样，”江泽慧回忆说，“他真的对自己的膂力感到很自豪。”
江泽民也在政治上增强自己的力量。他已经深深地涉足政治，甚至开始让自己的家人也卷入了在当时是非法的活动。王嘉猷代表南京的共产党组织，询问江是否愿意帮助他们的老友厉恩虞（他曾领导过“清毒运动”）。作为组织过多次运动的共产党员，国民党正在通缉厉，他需要转入地下并找到一个安全的落脚点。江泽民毫不犹豫地提出让他躲到自己的姨妈家去。
厉恩虞以江泽民表弟的家庭教师的身份搬了进来。江和厉已经3年没有见面了，但两人在共同事业中所结成的友谊却丝毫未减。厉向江介绍了许多进步的革命著作，两人经常交流读书心得。他们尤其喜欢看的一本书是1934年出版的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毛泽东在撰写他的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时就曾参考过这本书。厉恩虞是江泽民眼中的“老大哥”，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有广博的认识，他帮助江提高了在政治理论方面的修养。
江泽民还帮助厉恩虞维持生计。当时整个国家正面临着经济灾难，而厉又不能抛头露面，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有时，两人会和江的姨妈一起吃饭；另一些时候，江会分给厉一些他从联合国机构领来的救济品，或者用自己的教书所得买的一些简单的食物。厉恩虞在江的照顾和保护下生活，直到1948年11月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控制权时为止。
在以后的岁月里，厉恩虞成为南京中学的校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尽折磨，直到1975年才获得平反。1978年，他死于癌症。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他没能亲眼看到他曾经向之传授共产主义理论的年轻人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的总书记。1998年7月，厉逝世20周年之际，江主席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忆厉恩虞同志》。
“江泽民请我到他姨妈家去见厉恩虞，”童宗海说，“因为他想帮助我进步。江泽民总是鼓励他的朋友求知上进。这是非常机密的事情，如果我不是非常值得信任的话，江泽民是决不会邀请我的。通过江泽民的介绍，我也和厉恩虞成为朋友。我们3人时常谈论人生、信仰和道德，有时也讨论共产主义理论。在这个方面，我把江泽民看作是我在思想上的良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