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文革结束
当我们再次回到上海的时候,地震风波早已平息,上海重又回到了它当初的平静状态。然而这表面的平静却再也掩盖不住暗中的政治较量。上海仍然处在高度的政治稳定状态,时任上海市长马天水,一位操着一口山西口音的外乡人,连一句上海话都听不懂的他,怎么能够管理好这么大的一个拥有百年殖民史的大都市哪? 上海人啊,也只能是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因为知道他有中央的背景和后台,也知道他是中央某人的亲信和耳目,再说了,上海还是中央的直辖市哪,就算是和中央平起平坐,也总得有个中央派来的人来管理管理吧? 想当年,上海的第一任市长还是开国元帅的陈毅将军哪,这还不是给足了上海的面子。而在中央里,不是也有被委以重任的上海人吗?但是这又能有怎么样呢?人人都要到上海来捞一把,上海每年还要把一大半的财政收入交给中央,而国家还要向世界支援革命, 每年送出去的钱可以建成一个天津市。上海人啊,比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所交给国家的贡献都要多,而上海人自己的住房又是全中国最小最小,这让一向 骄傲的上海人情何以堪。
我们回到上海以后,仍然按照原来的作息规律,每天还是早出晚归,有目的地去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一天的下午,我们正好在人民公园里,记得那是个阴沉的天气,人们像往常一样在四处走动,我从公园里的高音喇叭里听到电台里转播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熟悉的广播员的声音,广播员正以低沉的声音,用很慢的语速在播报着长长的职务头衔,我驻足而立,侧耳细听,当最后听到毛泽东的名字的时候,我只怕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知道,中国的天将要塌下来了。
那是个让我感到极为恐怖的日子,在每天的广播新闻,报纸上和电视屏幕里,铺天盖地地播送着悲哀的音乐,吊念的画面和伟人的遗容。对于死亡的恐惧,在我那个年龄,就像挥之不去的噩梦,每天都在脑海里重复地出现着。我不敢去看报纸,更不用说是看电视了,反正每天的画面里面,不是吊念的群众,就是伟人的遗容,我甚至一听到哀乐,就会联想到那恐怖的画面,连晚上睡觉,都不敢熄灯闭眼。居委会自然也要组织人们前去吊念,人人都要佩戴黑布白花,我们跟随长长的队伍,鱼惯而入地进入吊念大厅。我看到有人嚎啕大哭,有人掩面抽泣,甚至更有人因过度悲伤而无法自持,而那时的我还不能十分理解他们那种悲伤的情感。
当我从那个极度悲哀的气氛里面走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但同时又是一种迷茫,中国要走向何处去,是否下面还会有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在等着我们去面对?
有一天晚上,我看到有人登着三轮车,在人们广场的浦东大道上散发着 传单,而第二天的一大早,大街上便贴出了横幅标语,把那四个人的名字张贴了出来。这预示着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即将开演,而掀起这场政治风暴的不再是那么少数的几个野心家和阴谋家,而是人民群众自己。到了当天的中午,大街上开始出现锣鼓喧天的场面,人群自发的开始上街游行,从淮海路到南京路,人们不约而同地走向同一个方向,外滩,那是上海市政府的所在地。上海是四人帮的发源地,也是深受其害的重灾区,上海人民在这场反对四人帮的政治运动中冲在了最前列。
历史不会被掩盖,也不会被篡改,当四人帮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街头 的时候,他们的个人面目和政治野心,就随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一起被挖掘了出来。 各种各样的漫画,打油诗,成了街头巷尾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线,引得街头行人,住足围观,有的读出声来,引得众人喝彩,有的则是用手抄写,像是如获至宝,而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在这样的环境里,得到了这种特殊的文化启蒙,也开始喜欢上了自由体诗了,以至后来我一度喜欢阅读泰戈尔和普希金的诗集。中国人真是不缺少幽默感和艺术人才,在那个自由和欢快的气氛里,中国人的艺术天分和创作才能真是被发挥到了极致的境地。
你办事,我放心!是那个时候给所有的中国人吃的最大的一个定心丸。 而两个《凡是》则又把苦难的中国人拉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轨道上去。个人崇拜重又开始,歌颂领袖的歌曲又在电台里天天播送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传统思想,看来又要在这片神州大地上继续延续下去了。
科学的春天,是邓小平登台以后带给中国的第一个新迹象。虽然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早在十多年之前就已经被提出,但真正开始摆在议事日程上付出实施的,还是邓小平上台以后了。中国要恢复经济建设,一切都要纳入正轨,而我们的假期也即将结束,对于母亲和妹妹的思念之情,使我盼望着能够早日回到阔别已久的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