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说《易》、《道德经》和《矛盾论》想起来了这个老帖子，写的非常啰嗦，因为是战战兢兢的写的，生怕有误解或特别想避免误解，大家指正吧。
我从《道德经》学到的
声明一下，我不是调侃，也不是隐喻，而是用《道德经》的方法和态度说《道德经》，比如说老子用“烹小鲜”说治国，我崇敬老子，也把《道德经》当经典，而且我以为人类智慧还没有超过老子，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以平常心说《道德经》，因为平常心帮助接近真理。
我一共说六个小题目：
一，《道德经》是一本什么书？
二，《道德经》说了些什么？
三，《道德经》的写作方式和表达方法
四，《道德经》的正确性的来源
五，《道德经》的道
六，我自己的道德经
现在开始：
一，《道德经》是一本什么书？
毕竟我受新中国的教育长大，不仅《道德经》是几乎成年以后才读的，而且虽然读过好几遍，但是从来没认真读过，只是读了个感觉而已。
再说了，我也基本上不引经据典《道德经》，也就是说我不把老子的话当原理、定律、公式或真理来用，因此我也不需要认真读它。
当然了，例外是有的，“非常道”嘛，我经常引用“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为什么我从来没认真读过道德经呢，主要应该是因为我懒，至于理由就是为自己的懒找借口了。
主要理由嘛，就是这个的文字被秦始皇给“书同文”了一把，而秦国是陕西那边的，因此可以想象这个“书同文”是以秦国文为标准的，可是《道德经》是300多年前的河南人老子用河南那边的齐鲁文写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道德经》应该可以准确的说是以原著河南文翻译到陕西文的版本，然后经过几千年的汉字的演变至今。
因此，即便是你的古文很牛，你的古文也不是进入春秋200多年时的齐鲁古文。按照这个思路，如果你把现在的《道德经》版本按照古文搞的分毫不差，那么你就肯定保留了从老子原著河南文翻译到陕西文的差别。
不仅世界在变化，语言也在变化，生活在世界里使用语言的人也在变化，而我们不得不使用今天的语言，这就是用辩证的、变化的和整体的方法看世界、历史、语言、我们和我们的祖先的著作。
所以，用今天的语言，老子加强了我（可以说是）从毛主席哪里学到的，辩证的、变化的和整体的看问题的习惯，虽然也经常有犯错误的时候。
这是我试图辩证的、变化的和整体的看看《道德经》的第一个帖子，能写几个就算几个吧，也许就这一个。
老子好像是诸子百家之首，这里之首就是最年长的一位。老子出生时春秋战国已经200年了，大约20年后孔子出生。
春秋战国，战乱，旧的秩序破坏了，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礼崩乐坏”，孔子是要改变或至少也要影响世界的，孔子看到了一个新的人群产生了，后来叫他们地主阶级，也就是非贵族的却掌握着巨大资源的人们。
由于他们的非贵族身份，按照以往的社会秩序，也就是“周礼”，他们是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的，从他们那里，孔子看到了市场，教育的市场，所以孔子搞起了他的“有教无类”，孔子还想用这些人的力量“复周礼”呢。大概因为那时贵族的社会地位依然高贵，“复周礼”也许可以让这些人成为贵族应该算是他们“复周礼”的动力吧。
孔子看到地主阶级，然后试图利用他们的力量“复周礼”，而“复周礼”对于地主阶级来说是反动。地主成为贵族？
毛主席是不是有点像孔子？只不过毛主席看到的是农民的力量，然后教育农民翻身做主，搞土改，打到地主分田地，目的是自己也得到土地。农民成为地主，反正是一些地的主人？
老子的《道德经》也是要影响统治者的，或者是贵族，或者是新的掌握巨大资源的人们，只不过老子没有像孔子那样主动推销自己的价值观。
所以，老子把自己的价值观和对世界的观察写进了他的《道德经》。
那么，老子用的是什么方法观察世界的呢？
用今天的语言，我以为老子用的是实事求是的、辩证的、变化的和整体的方法，简单的说就是《周易》的方法。
在老子生活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变化时时处处都在发生，因此，老子开篇便说“非常道”。贵族不再是贵族了，奴隶不再是奴隶了，因此，老子开篇便说“非常名”。当然了，随着这些变化，新的“道”，新的“名”也不断出生。
那么，“礼崩乐坏”是什么意思呢？
是非不分？颠倒黑白？革命？
总之，世界是处于一种极端状态，因此，老子第二篇便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这不就是《易经》里最简单的“否极泰来”吗？
我以为老子说的“道”就是生存的方法，叫“生存之道”也可以，“名”就是各种各样的“概念”了。
《道德经》是老子记录自己用《周易》的方法对世界的观察和自己的价值观的一本书。
但是由于青铜和铁器时代的农业发展非常缓慢，这个革命持续的500多年，一直到秦始皇“扫六合”才天下太平。
秦国的生存之道应该不是老子《道德经》里的价值观：“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当然了，老子又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可是这“不得已而用之”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以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目的，也包括结束500年战乱实现和平，“兵者”，嬴政也是“不得已而用之”啊！
二，《道德经》说了些什么？
上一篇里，我说了《道德经》是一本老子自己的价值观和用《周易》的方法观察世界的记录，当然是他所处的当时的世界了什么书。
一言以蔽之，《道德经》就是“生存经”，其中包括个人的生存经，由于人是社会动物依赖社会或组织生存，因此社会或组织的生存也是个人的生存经的一部分。
二言以蔽之，个人的“生存经”是“道”，社会的“生存经”是“德”，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组成社会，社会依赖个人的存在而存在，同时人依赖社会的存在而存在，所以人和社会是不可分的，因此“道”和“德”的关系也是跟人和社会的关系类似。
三言以蔽之，一个人单独生活时没有社会，因此这个人的“生存经”是“道”，多个人一起生活时就产生了社会，社会的“生存经”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是“德”，个人与社会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综合的“生存经”是《道德经》。
老子生活的“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秩序，也就是社会的存在受到了挑战，因而自然威胁到了个人的存在，所以，当时的社会需要一个“生存经”，老子就以《易经》方法观察社会结合他的价值观写出了他的关于个人与社会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综合的“生存经”：《道德经》。
跟老子一样，孔子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由于孔子没有叙述自己的方法，孔子的解决方法可以从他的“有教无类”和“克己复礼”略见一斑：把新兴的非贵族的掌握着资源的地主阶级上升到贵族阶级，或者说是教育当时的贵族们接受这些新兴的地主阶级，并平等对待他们，也就是“仁者爱人”。
后来的批孔的人们指出的孔子的“仁者爱人”不包括劳动人民是准确的，后来的孔子成为“万世师表”的含义也是“万世地主阶级之师表”，因为孔子教育了第一代地主阶级，或者说第一代有文化的地主阶级是孔子教育的，也就是说中国地主阶级的知识的源头是孔子。
请大家不要把我的这些小题目当回事，就好象有些人给《道德经》81篇小题目一样，没什么意义。
现在你知道了《道德经》说了些什么，加上前面你知道了《道德经》用的是《易经》的方法，包括你的价值观，也就是什么你认为是好的和什么你认为是坏的等等，那么，你如何说这些什么就是你自己的《道德经》了，用你自己的具体写作方式和表达方法了。
三，《道德经》的写作方式和表达方法
我已经说了《道德经》的思想方法是《周易》，因此整个《道德经》处处都体现着变化的特点，或者说变化无处不在，贯穿全书。
“非常道”和“非常名”是变化，从“无名”到“有名”是变化，“天下皆知美之为美”和“皆知善之为善”也是变化。
“斯恶已”和“斯不善已”就是阴阳转化了，“否极泰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矛盾的双方相互转化，叫“量变引起质变”也可以，也就是辩证关系。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就是一些例子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辩证关系的例子。
中国社会几千年，懂《周易》的人不多，老子时代懂《周易》的人就更少了。因此，从写作方式和表达方法角度也可以说《道德经》与《周易》的关系相当于《应用周易》与《周易》，或者说是相当于《应用数学》与《数学》，再具体一点就是，《人生和社会应用周易》与《周易》，或者说是相当于《建筑工程应用数学》与《数学》，等等等等。
由于《道德经》自始至终贯穿着变化，所以，我们学习《道德经》的时候了解或猜测老子的所谓“原意”虽然重要，但是，我以为结合今天我们的社会环境和知识视野还有人类历史来学习《道德经》才是学习《道德经》，把老子的革命理论跟今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嘛。
中文难以普及是众所周知的，以至于有些人（包括鲁迅）都曾经主张消灭汉字呢，这恐怕才是孔子没有写书的原因，他的学习地主阶级学生们看不懂嘛，尤其是他的学生年龄分布也特别大，而不是像人家贵族学校，一年级的学生都差不多是6、7岁呢。
孔子的“有教无类”做的是普及工作，老子的《应用周易》做的也是普及工作，建国后中共搞的简化字、“识字班”和“扫盲班”都是普及工作。
一般的看法是西方有理论体系，而中国没有。其实不然，中国也有理论体系，只不过中文的理论体系的表达方式不同，难以交流和普及罢了。
其实呢，西方也是在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了阿拉伯数字和代数以后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拼音文字和阿拉伯数字在自然科学方面有优越性，但是在社会或哲学方面却不然，大家只要看看那些西方的大部头巨著就可以略见一斑了。
我以为老子的《应用周易》，也就是《道德经》有点像《九章算术》，里面是没有公式的，但是蕴涵着方法，思想方法。
四，《道德经》的正确性的来源
这也是我一直在比较老子和孔子的目的，试图发现他们的正确性的来源。
当然，他们两个都是非常智慧的个人，可是智慧并不是正确性的来源，智慧只是能力。
老子和孔子都是春秋末战国初人，他们都试图影响世界，他们所知道的世界，他们都是政治舞台上的失败者，或者说是政治舞台上的弱者。
老子是没落贵族，他也不喜欢当时的战乱和贵族对待奴隶的方式方法，姑且叫奴隶吧，他知道这样下去他所属于的贵族会彻底灭亡，他想帮助自己的阶级，可惜他的思想不被接受，加上后人总结的老子的出世哲学，老子的正确性来自他的政治舞台上的失败者的角度，和他的消极的旁观者的态度。
《道德经》就是老子对于拯救他的阶级的努力，“秦王扫六合”的历史证明了老子的思想作为拯救他的阶级的工具是错误的，其实是徒劳的，但是，作为失败者或弱者从旁观者的角度往往可以作出比较客观的观察却是比较自然的。
孔子应该也是属于没落贵族家庭，由于孔子是私生子或不是明媒正娶的女人所生或不是大太太所生，总之，孔子的社会地位或政治和家庭地位要比老子低一些，同样的，他也不喜欢当时的战乱和贵族对待奴隶的方式方法，姑且叫奴隶吧，他知道这样下去他所属于的贵族会彻底灭亡，他想帮助自己的阶级，可惜他的思想也不被接受，加上后人总结的孔子的入世哲学，孔子的正确性也来自他的政治舞台上的失败者的角度，但是，孔子与老子不同的是他的积极的参与者的态度和“周游列国”的销售自己的思想的实践。
老子和孔子在他们的政治舞台上的失败者的角度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与老子的消极的旁观者的态度相反，孔子有的是积极的参与者的态度和“周游列国”的实践。
由于老子作为失败者或弱者从旁观者的角度往往可以作出比较客观的观察这一点上相对孔子的参与其中是有优势的，相比之下孔子的积极的参与者的态度和“周游列国”的实践是有劣势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嘛。
但是，孔子作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却有孔子相对老子的优越性，那就是孔子的“有教无类”是走下层路线。
由于孔子属于没落贵族家庭，同时他的社会或政治和家庭地位地位要比老子低一些，因此，以当时的社会秩序，孔子不可能在他自己的阶级里找到同盟军，他的“周游列国”实践的或销售他的思想的失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由于孔子的积极参与的态度，孔子从低级阶级里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力量，那些不配接受教育的新兴的掌握着相当资源（比如说交得起几条干肉学费）的人们，他们就是后来被称为地主阶级的人们。
孔子教了他们中的三千人，其中有72个特别优秀的。
由于孔子的积极参与和实践的具体方法不是走上层路线，虽然“周游列国”也是走上层路线，但是他为自己走上层路线所做的准备或打基础的方法却是走下层路线，走下层路线使孔子相对老子有优势，用后来的语言就是地主阶级路线，虽然今天地主阶级没落了，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是先进的，当然孔子的下层路线也没有下到奴隶或农民的水平。
无论如何走下层路线是孔子相对老子的优势，也是老子没有的孔子的正确性的来源，所以老子是神仙在天上，孔子是“万世师表”在人间。
我前面说了孔子的“万世师表”其实是“万世地主阶级之师表”，因为孔子教育了第一代地主阶级，或者说第一代有文化的地主阶级是孔子教育的，也就是说中国地主阶级的知识的源头是孔子。
最后提一句基督，从走下层路线这一点来说，相比孔子走的下层路线，耶稣走的下层路线更要下层一些。
如果你问既然基督走的下层路线比孔子走的更要下层一些，难道耶稣比孔子更客观吗？或者说更接近真理吗？
这里就要用道《周易》的思想方法，或者说是《道德经》的思想方法也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辩证法，要全面的看问题，走下层路线才策略上无疑是接近真理的策略，但是耶稣的方法不是“有教无类”而是利用下层的愚昧，也可以说耶稣的方法是“有教无类”，可惜他的“教”是“宗教”的“教”，这个“教”虽然也包含教育的含义，可惜是宗教的教育。
这节的开始我提到了智慧是能力，人的能力不是平均分配的，智慧和体力都是一样，孔子走的下层路线只是下到地主阶级，至少是能给他几条干肉的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因此这些人的智慧能力比较高，所以对这些人的教育是有的放矢，相比之下耶稣走的下层路线下到小市民、劳动人民甚至妓女，至少不是经济的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因此这些人的智慧能力比较低，所以对这些人的教育是就对牛弹琴了，对于他们，基督也只能选择扮演上帝的儿子这个角色了。
总结一下，主观愿望，客观条件，方式方法，天时地利人和，这些因素必须相互匹配，相辅相成，才能达到期望的客观效果，当然了，如果这些因素不相互匹配，客观效果就是与这些因素相匹配的客观效果，而这个客观效果未必是你的主观愿望期望的客观效果罢了。
当然了，老子、孔子和耶稣都有他们的类似的主观愿望，比如说救人，比如说和平，等等等等，但是他们各自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方法，而他们各自达到的客观效果就是与这些因素相匹配的客观效果，也许与他们的主观愿望并不一致，越低就越高，越下就越上，越弱就越强，“上善若水”物极必反，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的基督教横行世界，孔子是“万世师表”，而老子是太上老君不食人间烟火的原因。
五，《道德经》的道
我以为《道德经》的道是“非常道”，我也以为“非常道”这三个字你可以随意理解，我的理解是“不是通常的道”，或“不是大家熟知的道”，或某种意义下的“极端情况下的道”。
空口无凭，举一些例子吧：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等等等等，这些例子我以为不需要“辩”就可以看出“不是通常的道”，或“不是大家熟知的道”，或某种意义下的“极端情况下的道”。
六，我自己的道德经
道德是以行为或行动鉴别的与话说的或文字写的如何无关。
下等道德，待人如待己(也就是说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一样)(treat others the way you wish to be treated)；
中等道德，不待人以不待己(也就是说不对待别人以自己不希望接受同样的待遇)(do not treat others the way you do not wish to be treated)；
上等道德，待人以不待己(也就是说对待别人以自己不希望接受同样的待遇)(treat others the way you do not wish to be treated)。
道德是约束人的行为的，有利有弊，约束强了多了就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行就减小竞争力，所以玩下等道德的人竞争力最差（如果有的话）早就绝种、被灭绝或变了。
玩下等道德的人竞争力最差，因为他们待人如待己，他们视人如己，他们不会伤人。
玩中等道德的人竞争力居中，因为他们号称“己不所欲，勿施于人”，他们“害人之心不可有”，他们不会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但是，他们“防人之心不可无”，还有一定的竞争性。
儒家对秦始皇的残暴义愤填膺了几千年而忽略燕太子丹车马美女随荆轲享受还给荆轲端上的琴师的手，没人同情那些荆轲享受过的女人，当然了，她们都不是“君子”，大概不在儒家的道德范围之内。
中国道德是“既不所欲，勿施于人”属于中等，但是在向上等变化。
玩上等道德的人竞争力最强，因为他们会用自己不能接受的方法对待别人，他们就是真理，用今天时髦的话就是他们“普世”，因此，他们必然要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否则他们就不是真理了。
西方道德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属于上等，但是在向中等变化。
孔孟的学生们只能看到“一个老人摔倒”这样的值得同情的事情，我上面提到的荆轲享受的那些女人也是父母所生，两千多年了，反正我没看见谁提到过同情她们。
今天，我提起她们，你恐怕也是第一次听说吧？她们值得同情吗？你的同情心呢？中华民族的同情心呢？
孔孟的道德是达不到她们那里滴，人是分类滴，美国人再善良也善良不到因为他们而被迫为萨达姆买单的伊拉克老百姓身上。
所以，同情心其实是一种病态的东西，用的好可以给自己道德制高点，虽然要拿出几块钱意思一下也值了，比如说西方人；用的不好不仅是病态的自欺欺人还可以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比如说宋襄公。
因此：
首先，人得自己活着才谈得上同情不同情别人。
不要以为活着是件容易的事，比如说中国人为了活着搞“两弹一星”。今年比较特殊，玛雅人又上新闻了，可是没有活着的玛雅人了。
其次，没有行动或付出甚至牺牲的同情没有意义。
如果仅仅是做文章，因为没有行动，所以可以随便怎么写都行，非常自由。
但是，一旦你把你的话或文字付诸实践了，你就有了行动或行为，那么，你的道德就属于我给你说了的那三类道德的一类。
中国道德属于中等，对于活着的首要目的来说，也就是竞争性，属于中等，原因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孔孟的道德是达不到燕太子丹供荆轲享受的女人们那里滴。
西方道德属于上等，对于活着的首要目的来说，也就是竞争性，属于上等。
再者，同情是某种意义的强对弱而言的，是上对下而言的，是有对没有而言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弱，位置低下，一无所有，你还要同情相对比你强的，相对比你高的，相对比你富有的，你的同情不是病态是什么？举个例子，逼儿盖祠应该算是一老人了，他也有摔倒的时候，我就不同情他，因为我没有同情他的资格。
如果，在你同情相对比你强的同时，你对相对比你弱的视而不见，你的同情不是病态是什么？举个例子，多少人同情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他们甚至流泪，可是他们对燕太子丹供荆轲享受的女人们却视而不见。
因此，由于中国道德属于中等，对于活着的首要目的来说，也就是竞争性，属于中等，不管中华民族的同情心是不是比其他民族都强，由于中华民族的位置不够高，中华民族对别人的同情心就等于零或基本上等于零，比如说目前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因此，由于西方道德属于上等，对于活着的首要目的来说，也就是竞争性，属于上等，不管西方民族的同情心是不是比其他民族都弱，由于西方民族的位置够高，西方民族对别人的同情心就很管用不仅不等于零还能救人于水火，比如说目前的美国同情的以色列，再比如来自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受害者都希望得到美国的同情。
为什么中国道德属于中等，对于活着的首要目的来说，也就是竞争性居中，属于中等，其实最弱呢？
因为，实行下等道德的人们都灭绝了，没有那样的国家，那样的国家没有竞争性，一触即溃，亡国是必然的。
根本原因是孔孟的道德是达不到燕太子丹供荆轲享受的女人们那里滴，即便她们就是妓女。
为什么西方道德属于上等，对于活着的首要目的来说，也就是竞争性最强，属于上等呢？
根本原因是耶稣的道德是达到了社会最底层那里滴，即便她们就是妓女。
最后，如果你已经忘了我前面说的那三类道德，我就提醒你一下所有道德都被分类了，文章可以是五花八门千变万化，但是，只要这些文章还停留在文章上就都等于零，可是，一旦这些文章付诸实践付诸行动，这些文章就只能是这三类之一。
我从《道德经》学到的就暂时写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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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电视剧《天道》，说几句感想
我从最善意的角度去说，也就是说尽量不挑故事的问题或矛盾，因为小说和电视剧都是讲故事嘛，假设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或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可能会发生，因为人也会犯错误嘛，也有歪打正着的时候嘛。
从最善意的角度去说，主人公是明白“天道”的，《道德经》里老子说：“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下一篇，77篇，老子继续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我前面说了，老子是走上层路线的，当时的贵族阶级路线，因为他给了贵族阶级《道德经》，用不用是贵族阶级的事；相比之下孔子是走下层路线的，当时的地主阶级路线，因为他给了地主阶级教育给了他们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可能性；耶稣连妓女都要走的是更下层的路线，因为他就是真理，他给了下层人用跟随他的方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可能性。
他们三个一个比另一个的力量更大，老子是太上老君不食人间烟火，孔子是万世师表，耶稣则是神的儿子，基督教的影响和成功就不用说了。
还有一个人必须提，那就是秦始皇，他走的也是下层路线，因为他给了下层人用战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可能性。
大家也许注意到了，从老子、孔子、耶稣到秦始皇，他们各自对追随者的自觉性的要求一个比一个低，追随老子需要完全的自觉性，因为那里基本上没有立竿见影的利益可图；追随孔子也需要一定的自觉性，因为教育基本上没有立竿见影的利益可图，但是孔子的教育好歹是知识，比如说驾车孔子都教，而相比之下老子是哲学实用性不强；好象追随耶稣是管饭的，如果不管反的话，至少死了还可以上天堂，因此对自觉性的要求就低一些；追随秦始皇靠战功晋升就完全是所谓的靠自己的本事了，今天的所谓知识分子最喜欢，因此基本上不需要任何自觉性。
继续从最善意的角度去说，主人公是明白“天道”的，因此他的《格律诗》就是走下层路线挖掘下层的力量跟上层力量竞争而获得某种意义上的胜利而被“招安”的例子。
当然了，走下层路线只是战略，成功还需要战术和战术条件，主人公的《格律诗》就利用了当年农村的“社办企业”的基础。
顺便提一句，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也是走下层路线，大跃进的大炼钢铁的小高炉才是真民主哪，因为给了下层资源去使用，当然也可以说是浪费，可是，不是说重在参与吗？相比之下给老百姓选票是假民主，因为选票实在是虚拟的资源，当然，也是重在参与。
由于我从最善意的角度去说，主人公是明白“天道”的，因此他的关于“文化”的各种各样的观点是他的意识清楚目的明确的忽悠，因为事实上中国文化是上九流和下九流都有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也是中国文化，而且还不是新的，已经将近两千了，虽然曹操受批判，中国社会为所欲为的也大有人在。不是有一种逻辑说社会越是宣传道德就越是说明社会缺乏道德吗？
既然是忽悠那就只能忽悠相信你的人，“天道”的主人公忽悠最成功的就是他的年轻警察女朋友。当然了，我这是从最善意的角度去说“天道”的主人公的，也就是说假设他是明白我前面提到的“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
如果我不是从最善意的角度去说“天道”的主人公，也就是说我不假设他明白“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而是相信他的话，如他所说是什么“文化”的话，那么矛盾实在是太多。
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死刑犯的故事，不错，临死的人的需要是死后的东西，佛教虽然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但是佛教不相信说话，也就是说在佛教“忏悔”的价值是有限的，因为佛教重行动轻话语，所以，为了使主人公的文化忽悠死刑犯获得成功，故事不得不用基督教，而基督教的社会的文化却是他赞扬的。
可是基督教文化不是中国文化，有木有？
特别滑稽的是，故事是用佛教和基督教混合忽悠死刑犯的，所以，故事与其说是在忽悠死刑犯不如说是在忽悠读者，小说嘛，作者是上帝，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是作者手里的面团，随作者揉捏。
当然了，任何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说任何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时候说的是个例，如果作者试图一般化的用“文化”来解释这个个例，那么，这个个例就必须符合作者用的“文化”的逻辑，比如说临终“忏悔”的价值，基督教里是价值连着天堂，佛教却是基本上毫无价值。
因此，如果，“文化”当真如“天道”的主人公忽悠的有那么大的价值，如果，“天道”的主人公当真相信“文化”有那么大的价值，那么对于一个中国人，即便是基督教的天堂对他有吸引力，即便是“忏悔”能解决他的问题，但是混合着佛教这个不相信“忏悔”的文化一齐忽悠就有自挖墙角的效果的了，可以说是自打耳光，甚至是自杀，因为，比较一下佛教的没有“忏悔”的文化和基督教的有“忏悔”的文化对一个中国人的效力，哪个更大一些呢？
特别是，即便是基督教的“忏悔”文化对这个死刑犯产生了基督教应该有的效果，那“忏悔”也应该是对主教进行的方才有效，如果不是一定要求在教堂里“忏悔”的话，对中国的无神的共产党政府的警察，连法庭都不是，这种审讯室中的“忏悔”又有任何宗教的提供死刑犯需要的所谓“净土”的意义吗？
不过故事确实是说在监狱里的审讯室里，对中国的无神的共产党政府的警察，死刑犯作出了他以为可以换来一片“净土”的“忏悔”，这实在是不具备任何佛教或基督教的逻辑，因此，我只能理解为那个死刑犯被忽悠晕了，脑子彻底被水淹了，要不就是对佛教和基督教一无所知。
问题还有基督教的“忏悔”只是自己认罪，并不包括揭发同伙，而且揭发别人在基督教教义里是反对的，特别是不可以向执法机关揭发别人，主教们知道谁是杀人犯都不可以向警察告发，因为需要给杀人犯一个忏悔的机会，而且如果杀人犯向主教忏悔了，主教们就更不可以向警察告发了。
如果，基督文化对一个中国人的效力当真能超过佛教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文化里的基督教部分就应该占主导了，那还批什么中国文化呢？
尤其是对一个死刑犯，中国文化里还有“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呢。
当然了，个例可以随便写，因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也都可能会发生。
毕竟绝大多数读者不是死刑犯，想一想，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有人对你说文化，而且还是佛教和基督教混合着说，结果会是佛教占上风呢？还是基督教教占上风呢？还是一锅粥的结果呢？
最后，还有一个大矛盾就是“天道”的主人公直接或间接的、有意或无意的、主动的或被动动把两个人搞到了死亡的边沿，而且最终导致这两个人的死亡，其中一个人动了杀“天道”的主人公的念头，但是没有走出最后那扣动手枪扳机的那一步。
这也是与我的从最善意的角度说“天道”的主人公，假设他明白“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相矛盾的，因为不然的话他就应该知道让人走投无路意味着什么，而他做的把人逼得死路一条不仅是拿他的事业和项目开玩笑，也是拿他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当然了，一个似乎合理的解释是他深谙文化的规律，可是“天道”又摆在那里呢？
即便是“天道”和“文化”都齐心协力来保护你，可是人还是会犯错误，“天道”和“文化”可以保护你一亿次，但是未必保护得了你一亿零一次，其实这就意味着一次也保护不了你，因为第一次就完全可能是个例外。
下层的力量是巨大的，“在不是人待的地方，干不是人干的事”，唉，其实一共也就做的500，反正不到600对儿音箱，好象至少半年，我不知道做音箱有多苦，似乎跟做家具还不能比，因为是个盒子嘛，不管这些细节，反正“在不是人待的地方，干不是人干的事”很可怕，《天道》的主人公既然知道这个，他就应该知道不想活了的人也很可怕，万念俱灰，要钱没有，要面子也没有，但是，要命，有一条！
最后，再说一篇，个例可以千奇百怪，不需要符合任何文化，任何教，也不需要符合任何道，但是，如果要把一些个例纳入文化或教或道的话，那么这些个例就必须有一些一般性，而这些一般性就必须符合所说的文化或教或道。
我不得不说“天道”的主人公其实就是个炒股的，一个赌徒，拿文化忽悠的赌徒，而上当最深也付出代价最大的是那个年轻的高富美女警察。
补充：都是走下层路线，因为力量在下面，毛主席也是。
自我解剖一下：可能是我没他有钱，也没他忽悠的那么成功，羡慕嫉妒恨吧。
一个不要命的就夺走了女警察的命，两个不要命的都没杀了他，所以她是受害者。
我觉得不应该有往正确的方向解释别人的倾向，这应该不是强者，强者应该有批判的意识，除去股票部分随作者说，他在音箱部分的成功依赖女警察的人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