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盛行的年代，一切都缓慢无比。儒者们悠闲地享受着慢的乐趣。悠哉游哉地漫游于乡间小道，沏一壶香茶，手捧线装古书与先贤对话；满一壶浊酒，庄诗艳词像野花一样撒得遍地都是。。。可是，就如大儒王阳明所指出的那样：儒者患不知兵，此通儒之所羞也。历史上，每遇突变，儒的那一套就显得束手无策，那些所谓的鸿儒们也鲜有能力可以力挽狂澜于即倒。过去的王莽们不能，方孝孺们不能，五四运动前后的那最后一批鸿儒们也不能。
梁启超就是那个动荡年代的一位悲情儒者。
二十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对中国影响最深刻的人物，如果说梁启超排第二的话，那就没有人敢排第一。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孙中山，不是蒋中正，不是胡适之，不是毛泽东？。。。
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是梁启超的超级粉丝！
梁启超的一揽子革命，从白话文革命，小说，诗歌革命，到思想解放，妇女解放，以及反狭隘的民族主义，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等等，真正地启蒙了一大批革命先驱者们。他的文章融汇中西，出经入史，携雷生电，恣肆汪洋。慈禧读后，愤而痛哭；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读后，击节称绝！
胡适说：若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然而，五四运动后，梁启超的文字影响日渐式微。年轻一辈不再重视他的文章。任公自己也承认，他的文字就如同他的政治活动一样，失败了。随着他的一些军界的学生，如蔡锷将军等的先后死去，梁启超在政界的资本几乎殆尽。同多数儒者一样，梁启超选择了弃政从文，躲进象牙塔中传道授业，皓首穷经。
无论是梁启超的文字式微，还是其隐退政坛，根本原因来自梁的思想演变：从保守转激进，再由激进转保守。任公反对革命与共和，主张改良和立宪。孙中山逝世后，梁对北京《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民国的态度。
梁启超访美会晤罗斯福时，以为民主共和不如君主立宪。美国的三权分立“唯美国人能应用之，而他国人绝不能应用。我国若贸然效之，非惟不能致治，而必致乱！”
欧洲之行，梁以为：科学发展破坏了支撑人们精神世界的宗教和哲学的威力，使人们过分追求物质生活而精神空虚，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无情的争斗。
时人常批评梁启超反覆多变，梁也自认为流质易变。
“盖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小人之反覆也，因风气势利之所归，以为变动；君子之反覆也，因学识之层累叠进，以为变动。故其反覆同，其所以反覆不同。”
显然，梁启超之反覆乃君子之反覆。在那个多变的年代，在那个思想剧烈碰撞的年代，有谁能不被那巨大的震波而左右不定？任公的伟大之处，最足以表明其光明磊落的人格之处，恰恰是他的“善变”和他的“屡变”。因为他是勇于“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人。
梁启超的大义。
梁启超因病入住协和医院治疗。医生断其为肾病，需切除一肾。术后，病仍不愈，并有恶化。原来，摘除掉的是好肾。于是，群情激愤。而梁启超担心此事影响西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于病榻上写文为协和医院，为西医辩护。这里，充分地体现出了一个原儒之义！舍生取义！功利的现代人是不能理解，无法想象的。
梁启超的义，不光体现在为他推崇的西医辩护，也体现在他为孔子辩护。
亚里斯多德说：我爱老师，我更爱真理。梁启超也模仿着说：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
然而，孔子的一句话却是让梁启超大费了一番脑筋。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可怎么办呀？彻头彻尾的愚民啊！在那个打倒孔家店的年代，就凭这句话，谁也救不了这位两千多岁的老先生啊！
爱真理的梁启超，也爱孔子。于是，经梁的妙手剪裁，孔子的原话变成如下：
其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其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真是用心良苦啊！通过重新断句，貌似不愚民了。但这种刻意的掩饰，不过是对圣人的又一次曲解。老人家若地下有知，估计得拿尺棍儿打梁启超的手心。
其实，不用断句，智者如老子，圣者如孔子，都有这样的论断，一定是有其简单明了的道理的（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