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伦敦会见方励之

严家祺：伦敦会见方励之

一个人往往一、两件事就可以成为他的“标记”。爱因斯坦从纳粹德国逃亡到美国，他一生的“标记”还是相对论。“六四”後，方励之夫妇躲进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时间长达一年，这成了方励之的“标记”，这一“标记”使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受到忽视。我在《自然变戏法》一文中谈到，“文革”结束後，作为自然科学家的方励之竟然一次次跑到社会科学院来谈“天文学的哲学问题”，我当时就对他说，天文学是科学，没有什么哲学问题，到我们这里来是浪费时间。

方励之一九五八年到中国科技大学当助教，我在第二年进入科大当学生。我是放弃自然科学，希望把政治与科学相结合起来，从事政治科学研究，而方励之是直接投身政治。在方励之心目中，政治的重要性在科学之上。 方励之从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到国外後，他把政治和科学的位置在心目中倒了过来。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位科学家，他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关注中国人权问题。

方励之进入北京美国大使馆时，当时的大使是李洁明（James R. Lilley）。九十年代初，我与一位军事问题专家赵晓薇在华盛顿会见过李洁明。老布什与李洁明经历相同，老布什在担任过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後来成了美国总统，而李洁明也加入过中央情报局和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遇到方励之，就从此断了他总统之路。李洁明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方励之时说， “六四”後一天，“方励之夫妇紧张地窝在使馆官邸里又黑又暗的一间储藏室，并且是躲在里面一片行李箱墙之后， 初尝此后十三个月的幽居生活滋味。” 他们怕“中方冲进美国大使馆，架走方励之”，因而用尽各种办法保护方励之。他们也制定了“必要时得把方励之夫妇偷运出大使馆”的多种计划。但“方励之抵达伦敦之后，这位我们辛苦保护的人，开始接受NBC新闻采访，方竟然抨击美国在人权议题上有双重标准，对苏联严格要求，却对中国轻轻饶过！” 李洁明说：“我可不能原谅他竟然这样突然勇敢地抨击辛苦解救了他的布什政府。”

在方励之离开中国四十余天後，一九九0年八月十日，我与高皋乘火车从巴黎到达伦敦。第二天，在剑桥大学会见了方励之、李淑娴夫妇。方励之办公室不大，一面全是窗，透过窗子，可以看到校园草地上放牧的马儿在来回走动。这次会见，是《中国时报》记者江素惠安排我们“对话”。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源头，就是方励之写信给邓小平，要求释放魏京生。我对方励之说，一九八九年中国民主运动之船是方励之启动的，“你是第一推动力”，我们都踏上了你这艘船。现在，海外民运组织，山头很多，需要联合。海外民运这艘船也出了漏洞，必须修补後才能向前行驶。只有你方励之有能力整合海外民运。大家在船上，现在你方励之不能置之不顾，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方励之的回答是，他不愿被称为“民运分子”，他要成为活跃的人权分子，他将继续呼吁释放大陆的政治犯。他要独立思考、独立行动，暂不介入任何组织。在江素惠结束采访并离开後，我留下来与方励之继续谈话，我希望方励之接替我担任 “民主中国阵线” 下一届主席，我告诉他，在自由选举中，他当选没有问题。方励之坚决不同意，他说，管惟炎可以做“民阵”下届主席候选人。

八月十五日，因为管惟炎到了伦敦，我与万润南、陈一谘一同去伦敦会见管惟炎和方励之。管惟炎是一位超导专家，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在中国最早倡导并进行强磁场超导材料与超导磁体的研制，合作研制出多种性能达世界先进水平的超导材料，他在低温和超导理论上也有重大贡献。一九八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导致胡耀邦下台的那次合肥学潮时，他与方励之分别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副校长。方励之因推动学潮而被开除党籍、撤去副校长职务。管惟炎虽然没有推动学潮，也糊里糊涂地被撤去了校长职务。

当时的情况是，万润南想竞选下一届“民阵”主席，陈一谘坚决反对，而陈一谘自己又不出来竞选。我在出任“民阵”第一届主席时，就表示不连任。如果方励之与万润南担任主席、副主席，我觉得可以平衡陈一谘对万润南的意见。我们三人到伦敦与方励之谈话时，管惟炎还没有到场。方励之说，管惟炎民主素养好，在中国有影响，没有被通缉，如果中国形势发生变化，管惟炎最适宜与北京对话，所以让管惟炎担任“民阵”主席最合适。陈一谘表示赞成。我请万润南表态，万润南说，要听听管惟炎本人意见後再说。从这时开始，陈一谘与万润南就当着方励之面开始争吵。陈一谘说，他反对万润南出任“民阵”主席，万润南过去一年担任“民阵”秘书长期间，独断专行。如果万润南竞选“民阵”主席，他就要在大会上把万润南的问题一件件讲出来。万润南说，你要讲现在就可以讲。陈一谘就开始一一列举万润南的问题，越说越激动，声称如果万润南任主席，“民阵”三分之二的人都会退出。万润南就陈一谘提出的问题一一做解释。我一言不发，方励之没有诧异表情，安静地听着。我们四人谈了一个多小时，管惟炎来了。

管惟炎听了方励之要他出任“民阵”主席的话後说，他马上要到德国一科研机构工作三个月，那是早安排好的，而且他的家属在国内，他担任主席，耽心对他们有不好结果。我与陈一谘说，这两个问题都好办，只要管惟炎答应下来，具体问题不难解决。管惟炎没有说话。这时方励之说：“我了解老管，他不做声，就是同意了。”

管惟炎轻轻说了一句：“我是太不行。” 方励之大声说：“行了！”

我听得十分清楚的是，管惟炎不是说“不太行”，而是说“太不行”。管惟炎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是一位信任方励之、顺着方励之的人。

万润南说要留下来与管惟炎“长谈”，在我们离开方励之办公室时，陈一谘以警告口吻对万润南说：“你应该顾全大局。现在，你如果退一步就柳暗花明，如果进一步就会山穷水尽。” 我在《首脑论》一书中，探讨了政治“小圈子”争夺权力的斗争。我发现，“民阵”这样一个海外政治组织，竟然也有这么严重的权力争夺问题。当没有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裁判者”时，在权力争夺时，只要一个人“心理”上处于“弱势”，怕另一个人，失败就注定了。 陈一谘对万润南毫不客气、咄咄逼人，但万润南并不怕陈一谘，而且没有把他看在眼里。万润南在一九九0年九月，与朱嘉明两人竞选“民阵”主席，万润南取得了胜利。

告别方励之、管惟炎，我与陈一谘连夜从伦敦回巴黎。晚上十时乘上火车，我只是确信去加莱方向就会到巴黎，几经换车，竟到了英国南部海边黑斯廷斯。晚上火车没有人查票，陈一谘随着我一次一次换车，到巴黎已是第二天上午九时了，多乘了整整四个小时。

方励之和管惟炎都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学社”待过很短时间，後来，管惟炎到台湾清华大学任教，又兼任美国的“中国民主人权基金会”主席。方励之到亚利桑那大学任天体物理学教授，兼任纽约“中国人权”主席。 这两个基金会，规模很大。“中国人权”设在纽约帝国大厦。前一个在一九九二年因在廖大文问题上的分歧而分崩离析，彻底瓦解。後一个因刘青问题发生了严重的争执 ，方励之退出了这个基金会。

方励之长期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到达退休年龄後，他没有搬家，他得的病是“亚利桑那山谷热”，此病由一种菌类引起。在炎热天气下，有时会冷得全身发抖，有时发烧，严重咳嗽，全身无力，严重时不能站立，不能行走，关节处浮肿。全身的皮肤上出现水痘样红斑。他留在亚利桑那大学附近，主要时间还是用在天体物理学上。在美国期间，方励之主要投身于他的科学研究和教学，使他退休後也不愿离开亚利桑那，这也许是他患上“亚利桑那山谷热”的原因。

方励之一生可以划分为两阶段，一九八九年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是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大峡谷”。在中国期间，他是一位科学家，但热衷于政治。方励之改变了当代中国历史，正是由于他的行动，成了一九八六年学生运动的“第一推动力”，在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因邓小平听信薄一波、邓力群，加上《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增刊》之类“内参”大大夸大了第一次学生运动的严重性，致使邓小平废黜了他一手提拔的总书记胡耀邦。一九八九年，方励之又成了天安门学生运动的“第一推动力”，李鹏、陈希同的恶意挑拨和传言蒙蔽了邓小平头脑，致使邓小平又一次废黜了新任不久的总书记赵紫阳。方励之离开美国大使馆到国外後，他关注中国人权问题，他对天体物理学的投入远远地在中国政治以上，科学压倒了方励之的政治。最後因献身于科学，他的肺，一点一点地被“亚利桑那山谷热”细菌吞噬了。

香港《苹果日报》2013-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