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说中国需要拯救？
首先我要说，如果没有有效的拯救，中国将会在未来几十年中消亡。当然，这里所说的消亡，不是指由于外敌的入侵而造成国家消亡，而是由于内乱，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内斗惨烈，混战不断。但愿这只是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梦呓，但简单的逻辑却使我相信这一论断。所以我说，中国需要拯救。
但是，有很多人一定会说，上述中国即将消亡的论断完全不符合逻辑，因为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其GDP以平均年增长10%以上的速度增长，创造了一个经济连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使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还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即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最大债主（债权国），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是今非昔比。这样一个已经崛起的经济大国和准军事强国，载人飞船太空遨游，航空母舰大洋称雄，出口产品遍及世界，外汇储备数万亿美元，怎么会面临即将消亡的命运并且需要拯救呢？
我不否认中国的这种崛起，但恰恰是这样的崛起使得中国面临即将消亡的命运。其实，道理很简单，是由于在这个崛起的过程中严重搞坏了人心。
人心当然是有好坏之分，为了叙述方便，我们用人心的“公义度”这个词汇来衡量人心的好坏程度。本来，虽说每个人都带着原罪，但通常也都有“良心”, 或称为人性。比如诚实、正直、敬业、宽容、勇敢、孝敬父母、尊老爱幼、见危相助、怜悯弱者、乐善好施、爱人如己等等人性中好的方面，在每个人的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程度有所不同，我们姑且把这个表现的程度称为人心的“公义度”。
如果我们假定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整体的人心“公义度”是1000的话，那么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心的“公义度”是在连续下降，到如今还剩下多少呢？是500，还是300？特别是该“公义度”仍然是呈下降的趋势。这样就使得中国人的整体的人心“公义度”，也许在几十年之后，将会变得无力承载一个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的“负荷”，从而会造成国家的消亡。
为了解释人心“公义度”与国家消亡这二者的关系，我特举一个例子。比如政府要在一条河流上建造一座大桥，工程总投资为2亿元，王先生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如果王先生有足够高的人心“公义度”的话，那么他就能够在该项工程的招投标过程秉公办事，委托一个有资质、信誉好、报价合理的公司来施工，并且王先生还在施工的每一个环节上尽职尽责、严格把关，最后，大桥如期建成通车。我们可以想到的是，如果大桥的设计没有差错，那么这座大桥将会在其设计的服务年限内安全无恙。
反之，如果王先生的人心“公义度”太低，不足以承担负责建桥的重任，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首先，有一家资质不够的建筑公司一下子给了王先生100万元，然后王先生就千方百计地使这家建筑公司中了标。接下来，王先生在施工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要维护这家公司，甚至于还和工程的监理方串通起来，对于施工中偷工减料的行为都视若无睹。结果大桥提前建成，为某某节日献了礼。但是，三个月之后在交通高峰时大桥坍塌，十几辆汽车坠落河中，造成几十人伤亡。为此，王先生被判刑入狱。建造大桥如此，建设一个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也是同样。人心“公义度”不够的话，国家的消亡将如同大桥的坍塌。
再借用另外一个事例来进一步说明人心“公义度”与国家消亡之间的关系。这事例就是，有一个青年名叫小海，出身于官宦之家，并且父母很有钱。在小海就要过20岁生日的时候，父母送给他一辆银灰色的“宝马”作为生日礼物，但此时他还没有考得驾照。
在小海过生日这天，他的十几个同学都来了。大家都是“90”后，聚在一起很开心。每个人都是开怀畅饮、一醉方休。酒足饭饱之后，小海向他的同学们亮出了心爱的“宝马”，这使得大家十分羡慕他。而这更增加了小海的兴致，他说，走，哥们儿带你们去兜风。大家一听此话，一哄而上，有4个人抢先上了车，最后还有一人挤进了后座。而没有能够上车的人则是个个深感遗憾。紧接着小海就开着自己的“宝马”风驰电掣般地在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十几分钟之后，小海在一个十字路口因为没有顾得上理会红灯，而与另一辆车猛烈相撞，两车车身严重变形并起火燃烧。当警察和消防人员到场，并扑灭了大火之后，发现小海的车上6人全部死亡，另一辆车上2人死亡。
很显然，由于小海的人心“公义度”太低，使他不能不向自己的同学炫耀他的“宝马”，并使他无证驾驶、醉酒驾驶、超员驾驶、超速驾驶并闯红灯，以致害人又害己，酿成了十分悲惨的结局。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小海的父母是送一辆自行车给他，会有这么悲惨的结局吗？小海拥有一辆“宝马”这并不是问题，但他也必须有相应的人心“公义度”，以做“对的事情”，这就不会出大的问题。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不是很强，而国民的人心“公义度”也与其相匹配，这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如果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变得越来越强，而国民的人心“公义度”也越来越提高并与其相匹配，这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然而中国的现实却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得到了高速增强，但国民的人心“公义度”，不仅没有提高，而是大大降低了，并且仍然呈现降低的趋势，致使二者严重失衡，这问题就大了。如果不加以拯救，不出30年，中国就会因此而消亡。
任何人，只要其人心“公义度”太低，就会凡事都先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往往做损人利己的事情，更有甚者，损人并不利己的事情也做。一个有实权的党政官员，如果其人心“公义度”很低，那么他就会假公济私、徇私舞弊、贪污受贿、贪赃枉法、买官卖官、欺上瞒下、没有诚信。一个医生，如果其人心“公义度”很低，那么他就会把如何多从病人身上捞钱作为目标，而不是如何消除或减轻病人的痛苦。那些为了自己多赚钱而要求病人买不必要的高价药、要求病人作不必要的各种检查的医生，就是人心“公义度”低的人。一个老师，如果其人心“公义度”很低，那么他就会把学生及其家长视为自己谋利的对象，而不是把学生仅仅视为培养教育的对象。一个商人，如果其人心“公义度”很低，那么他就会缺斤短两、以次充好、哄抬物价。一个农民，如果其人心“公义度”很低，那么他就会把带有残留农药的蔬菜拿去出售，明明知道残留农药会致癌，所以自己不会吃，但却不顾他人的健康。
一个警察，如果其人心“公义度”很低，那么他就会搞刑讯逼供，甚至会乱杀无辜。一个法官，如果其人心“公义度”很低，就会为贪图某种私利而枉法判案，造成冤枉好人、放走坏人，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的后果。一个解放军某集团军的司令或政委，如果其人心“公义度”很低，那么他就会不适当地动用其武装力量来为自己或自己的小集团谋取某种私利。如果有几个集团军的司令或政委，他们的人心“公义度”很低，那么他们就足以在中国造成严重的内乱，甚至使中国成为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内斗惨烈，混战不断，国家消亡。最糟糕的情况是，如果掌握了中国的“核按钮”的人们，其人心“公义度”很低的话，那么整个地球都会面临没顶之灾。
二、为什么说中国人的人心“公义度”太低？
这里的一个关键词是人心的“公义度”。如果中国人的整体人心“公义度”不足以承载一个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的“负荷”，那么，中国就会消亡。而目前中国人的整体人心“公义度”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对此，不宜妄下结论，只能透过一些社会现象来判断。
首先，中共通过长达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人”而取得了政权。但是，过了60多年以后，中共自身变成了“有权、有钱、有势的人”，后者取代了前者，几乎是完成了一个循环。只不过前者从未说过“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之类的话，但前者的人心“公义度”也许还高于后者。
千万不要怪中共的贪官污吏太多，因为他们是处在一个利益太多几乎是唾手可得，但监督制约又太少的境况之下，要想不贪污受贿、不损公肥私而洁身自好，实在很难。再好的一个人，长期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况之下，也会被改变。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每年都有很多的投资项目，并伴随着很多诸如招投标、拍卖、采购等等商业活动，而党和政府的权力和职能也被夹裹其中，有时就会“权与钱”等价交换。与此同时，中共的政法委统领之下，公检法都是自己人；在中共的宣传部统领下，媒体人都是自己人；在中央军委的统领下，所有拿枪的都是自己人。通常自己人不会为难自己人，自己人当然要关照自己人，所以中共没有什么好怕的。有拿着枪杆子的人撑腰的这么大一帮人，他们搞定了司法，搞定了舆论，搞定了“人大”，搞定了“政协”，你竟然还想着他们不无所顾忌地胡作非为，你这不是强人所难、非分之想又是什么吗？
但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这些“有权、有钱、有势的人”，其中大部分的人心“公义度”太低。可悲的是，很多人无视人心的好坏，只盯着那些GDP感叹，多么成功的中国模式！一个大国崛起了！
更为可悲的是，在成功的“中国模式”和大国崛起的背后，却印证了这样一句话，即“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而我还要加上一句，即“这种绝对的腐败会像传染病一样腐蚀公众的人心，从而会迅速降低全社会的人心公义度。”这是下述草菅人命案例的根源。
“人命关天”是一个普世的观念，中国人自古如此。但中共的公检法为什么屡屡草菅人命呢？这完全是由于“心黑”造成的！我们先来看一看滕兴善一案。
滕兴善是湖南麻阳县高村镇马兰村的一个屠夫，他在村头开了个小肉铺。他妻子操持家务，还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虽说这不是一个好职业，但总还是比种地收入多，一家人倒也是丰衣足食，其乐融融。1987年4月间，麻阳县出了一起杀人碎尸案。一个身份不明的女子被杀，并被肢解成6块。上级公安机关要求限期破案。麻阳县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并调动了一半的警力扑在这个案子上展开侦破。
在对失踪人员的排查中，警方发现曾在麻阳县城的“广场旅社”做过服务员的石小荣离奇失踪。当年18岁的石小荣是贵州省松桃县人，1987年春节后来麻阳做服务员，但不久就与家里失去了联系。随后，麻阳警方找到石小荣的四姐。根据警方的描述，她的四姐觉得女尸的发型、身材都很像其妹妹。后来她还按公安局的要求，辨认了根据死者骨骼复原的石膏像，她觉得牙齿有点像。仅仅根据这点证据，警方就认定被杀害的人是石小荣。
那么，是谁杀害了石小荣呢？警方根据肢解尸体的手法比较专业这一特征，将疑凶的调查范围集中在医生和屠夫这两类人身上。警方排除了医生作案的可能性，于是身为屠夫的滕兴善就成了疑凶，因为有人反映说，他曾经到过广场旅社嫖娼。他去嫖娼虽是事实，但那时石小荣已经失踪一个月，这两个人根本就不曾碰面。
1987年12月6日，滕兴善被警察从自己的肉铺里带走。在拘留所里，滕兴善始终不承认自己杀了人。但后来他遭受到了酷刑的折磨。警察轮流审问他，连打带骂，不让睡觉。几个月后，他终于顶不住了，只好承认自己杀了人。但此时他已经被折磨得伤痕累累，连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
滕兴善的辩护律师看出了该案中的很多疑点，把这些疑点一一摆出来，并质问办案人员：“人命关天，现在疑点这么多，你们是凭什么认定滕兴善是杀人犯的？” 警察的回答是：“这个不由你说了算，政府肯定没有错！” 滕兴善被冤枉的消息很快传遍全村，一些村民自发赶来，在《申诉状》上签名，集体为滕兴善喊冤。
这一切都无济于事。1988年10月26日，滕兴善被检察机关起诉；同年12月13日，怀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滕兴善死刑。 1989年1月28日，滕兴善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临刑前，执刑人员问他还有什么遗言，滕兴善大声说：“我没有杀人！我是冤枉的！” 他想挣扎着起来，但很快被强按住跪在地上。“砰”的一声枪响，滕兴善倒在了草丛中。案子终于在上级公安机关要求的期限内破了，专案组立了大功，于是还摆了两桌庆功酒，庆祝为民“除了害”。
事实上，滕兴善因被控杀害石小荣而被执行了枪决，但石小荣还活着，只不过当年她被人贩子从麻阳拐卖给了山东鱼潭县的一位农民为妻。1993年石小荣在得知一位自己根本不认识的人，因被控杀害自己而被枪决的消息后，要求湖南法院撤销当年关于她与滕兴善“有暧昧关系”且已被滕“杀害”的错误判决，并给予名誉损害赔偿。但这一切却如石沉大海。也就是说，湖南司法部门在得知滕兴善被指控所杀害的石小荣还活着的情况下，长达10年，他们竟然没有采取任何为冤死者滕兴善伸冤的工作。这些人心之“黑”实在不如禽兽！一直到10年之后，滕兴善的子女找了一位律师为父亲洗刷罪名，该冤案才大白于天下。2006年1月18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滕兴善故意杀人案做出再审判决，滕兴善被宣告无罪。这时距他被枪决，已经过去了17年。
与此案类似的还有赵振海一案和佘祥林一案，其共同点是，他们都被指控故意杀人，而且都承认控罪，后来因为指控他们所杀死的人又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所以他们才得以洗清不白之冤。很显然，他们都是在刑讯逼供之下，不得不承认控罪。可以想象，一个人被控故意杀人但自己确实没有杀人，会在什么情况下承认自己杀了人呢？当然是那些“黑心”的办案人员处于某种目的对其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之后。
当赵作海的姐姐得知指控赵作海杀死的人还活着的消息后，就去监狱看望他。他姐姐提起他的案子，赵作海依然说：“那人是我杀死的”。当他姐姐告知他，那人还活着，已经回到了村子里了。赵作海闻此之后才放声大哭，他说，我不承认杀人就会受到毒打。可见，他是被打怕了，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入狱11年之后，为了避免被打，他依旧在自己的姐姐面前“承认”人是他杀的。由此可知，赵作海曾经遭到了何等令人不寒而栗的酷刑折磨。
佘祥林否认杀妻（其妻只是离家出走而已），于是他受到了酷刑的折磨。警察把他的头摁进装满水的浴缸里，使他不能呼吸，肚子里灌满了水，那是警察洗澡之后的水。警察用凳子砸他的腰部，用警棍毒打等等。就这样，佘祥林被折磨10天10夜，使他10天10夜不能睡觉，最后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双腿肿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了。就这样，他不得不承认杀妻。
更可耻的一幕是让佘祥林指认杀妻现场。他没有杀妻，也就谈不上现场，他当然无法指认。办案警察只有喧宾夺主，帮助他找了一个符合办案人员主观臆想的杀妻现场。如此漏洞百出地指认犯罪现场，办案人员应该可以意识到这是一个冤案。1994年10月，佘祥林被京山县法院判处死刑，后被湖北省高院以证据不足发回重审。1998年6月，佘祥林被改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这里的问题是，证据不足就应该无罪释放，如果故意杀妻的证据确实充分，怎么会判有期徒刑15年呢？
上述的3个案子只是中国普遍存在的执法犯法、刑讯逼供、公检法串通一气等等司法黑幕的冰山一角。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那3个被“杀”的人都还活着，而是确实被其他人杀死了，那么滕兴善、赵作福和佘祥林的案子，不是依然是“铁案”吗？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普遍存在的刑讯逼供的情况下，有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被“屈打成招”、蒙冤入狱、无辜丧命，才会出现滕兴善、赵作海和佘祥林的案子。
然而还有更黑的，那就是河北省的聂树斌一案。 2005年1月，一名叫王书金的犯罪嫌疑人在河北广平县警方的押解下，到石家庄西郊精确指认了自己当年所犯一起强奸杀人案的现场。让警察们惊愕不已的是，他们在向受害人亲属调查时，才知道此案早在10年前就已经结案。聂树斌被认定为是该强奸杀人案的凶手，并已经于1994年4月被执行枪决。由此可以断定聂树斌是被“冤杀”。
王书金是别的罪案的犯罪嫌疑人，同时他还招供“指控聂树斌强奸、杀人”一案是他所为，并精确指认了犯罪现场。王书金说，自己杀了人却使无辜的聂树斌被判处死刑，这不公平，他还要求司法部门为聂树斌平反。实际上，他根本就不认识聂树斌。而河北省高层执法人员的觉悟竟然低于一个杀人犯，他们的人心“黑”到了什么程度呢？为了不承担责任，竟然忽略王书金招认的那个强奸、杀人事实，并一再拒绝为聂树斌平反。
前不久，又一个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案子浮出水面，那就是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抛尸案。2003年5月18日，张高平和侄子张辉在开车送货途中受人之托，好心让一个要去杭州打工的17岁安徽女孩搭乘。次日上午10点，在杭州市西郊的一条水沟里，女孩的尸体被发现。张氏叔侄莫名其妙地成了犯罪嫌疑人。通过刑讯逼供使他们承认犯罪事实，通过非法而卑鄙的手段罗织旁证，最后在没有任何直接物证的情况下，2004年4月，案发将近一年之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张辉被判处死刑、张高平被判无期徒刑。半年后，浙江省高院在采信了一审几乎全部“犯罪事实”之后，终审改判张辉死缓、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在经过漫长的屡屡申诉之后，警方终于查到了真凶。坐了10年监狱的张氏叔侄获得了平反，被无罪释放了。这其中令人震惊的也是中国司法之黑，和执法人员的人心之黑。
和中国的司法及执法人员的人心同样黑的还有中国的医院和医生。如果医院和医生不把减轻或解除病人的病痛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自然会出现很多坑害病人的乱象。一个病人来医院就医，医院和医生的主要着眼点不是在于治好他的病，而是在于如何多从其身上捞钱，这竟然是中国的现实！
一个病人对于医生怎样治自己的病，自己应该吃什么药、做那些检查，往往都是听从医生的安排。于是，在中国的医院就有越来越多的医生，采取夸大病人的病情，开出不必要的高价药，要求做很多不必要的检查甚至是手术。更有甚者还通过倒卖病人来谋利。总之，人们可以想象出的捞钱方法，医院和医生都用在了病人的身上，也不管这么做是否人道、是否合理、是否合法。让我们来看一个实例。
2013年4月，一位年近6旬的农村老汉乔爱，因患皮肤病来到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就医。经过诊断，说他患的是“关节病性银屑病”，于是他留院治疗。他住在医院的前五天被要求作了一系列的检查，几乎用遍了医院的所有检查仪器，包括脑部CT、胸片、手部X光片、腹部B超，甚至他还收到了一张名为“子宫双附件彩超”的检查通知单。经过几天排队后，终于轮到他做彩超了。如果是女士事情就简单了，但因为他是男人就把问题弄复杂了。他要求医院为这项他无法做的检查退款，但医院却找种种借口，不愿退款。就这样，他只住院5天就花费了6333元。
但中国人的人心之黑还不仅仅限于官场、司法和医院，目前已经是几乎无官不贪，从小小村官到中央高层；已经是各行各业都在昧着良心坑蒙拐骗，从产房开始，到托儿所、幼儿园、学校，一直到殡仪馆；有毒食品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东西，见识过了地沟油、毒大米、毒面粉、毒蔬菜、三聚氰胺奶粉，见识过了洗衣粉油条和老牛肉爆炒马桶清洁剂，还有什么食品是吃起来令人放心的呢？只有官僚政客们才可享用的“特供食品”能够让人吃起来放心，但老百姓却吃不到。而对于环境污染问题，也已经是没有什么可以令人感到奇怪的了。当几乎所有的河流都被污染之后，也就不再有很多河流依然面临被污染的风险。但却有一件事颇令人费解：有很多企业把污水用高压泵压入深层地下水中，这使得也许一千年之后，我们的后代子孙们还需要为我们今天的GDP负上健康的代价。
2011年10月13日下午5点30分，广东省佛山市广佛五金城里，2岁女童小悦悦在过马路时不慎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被两度碾压，随后肇事车辆逃逸。随后开来的另一辆车直接从已经被碾压过的女童身上再次开了过去。在此后的七分钟内，从躺在地上的小悦悦身边经过的十几个路人都对此视若无睹，后来是一名拾荒者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而离世。这不是聊斋故事，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真人真事。
2012年1月12日早晨，在324国道福建省晋江磁灶镇苏垵村路段，一辆共装载了1853箱食用油的牵引车发生侧翻。车祸导致司机腿部骨折并被困在驾驶室中。但这时，现场的村民和路过的司机非但不救人，反而哄抢食用油，共抢走了300多箱。当交警赶到后，才制止了哄抢。
2013年4月29日上午，在福银高速公路陕西省境内商漫段麻池河立交桥附近，一辆满载30吨、价值上百万元日用百货的货车因刹车失灵而发生侧翻，两名司机受重伤，车厢中的货物全部散落至桥下的农田里和河道中。闻讯赶来的附近村民哄抢这些货物。当民警赶到后拉起了警戒线，但闻讯赶来的村民越来越多，最多时达到二百多人。民警无法控制哄抢的局面，拉起的警戒线也不起作用。
2013年 4月24日上午，河北省平山县两河乡两河村的一位老人在送孙女、外孙女上学的路上，捡到一个装有拼音本、铅笔和一瓶酸奶的塑料袋。而当日下午当两个女孩喝下这瓶酸奶后，突然全身抽搐、不省人事。其中一名女孩在送往医院的途中离世，五天之后，另一女孩经救治无效也不幸离世。经警方侦查，这是一起故意投毒的刑事案件。当地的两所幼儿园因抢生源而产生矛盾，一家幼儿园负责人伙同他人用注射器将“毒鼠强”注射到酸奶中，并将这酸奶和拼音本、铅笔装在一起，投放到了另一家幼儿园附近的路上，打算通过儿童误食中毒来败坏另一家幼儿园的声誉。后来，两名疑犯因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刑事拘留。
据2013年4月的媒体报道，山东省潍坊市农村某些姜农滥用剧毒农药“神农丹”种植生姜。“神农丹”是一种主要成分为涕灭威的剧毒农药，50毫克就可致一个50公斤重的人死亡，所以不能直接用于蔬菜、瓜果的种植。滥用“神农丹”除了会造成生姜中农药残留超标外，还会对地下水造成污染。2010年在安徽省灵璧县曾发生因为食用使用过“神农丹”种植的黄瓜，而导致13人急性中毒的事件。所以姜农称供自己吃的生姜，种植时都不用农药。当然，如果是“特供”给某些党政机构的蔬菜，也不会使用农药，这就是“特供食品”的全部秘密。
有报道说，当地的农资店，只要给钱，就有“神农丹”现货供应。而取得农药残留检测报告也不难，因为检测时都是农民自己送样品，只要把几斤供自己吃的或“特供”的生姜送去检验，就可以拿到农药残留合格的检测报告。据说，用这种剧毒农药种植的生姜主要在国内销售，因为出口产品检验比较严格。
政党专权，政府腐败，贪污受贿，买官卖官，谎言当道，没有诚信；司法黑暗，执法犯法，刑讯逼供，草菅人命；医院捞钱，医生敛财，人命关天，红包在先；空气有毒，河水有毒，土壤有毒，食品有毒，蔬菜有毒，水果有毒，奶粉有毒；见利忘义，见死不救，利欲熏心，财迷心窍。上述事例所反映出来的这些负面的东西，不是孤立、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说到底，这证明目前中国人的整体人心“公义度”已经很低。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事物来扭转这个“公义度”下降的趋势，进而使整个人心“公义度”转而提高起来，那么也许在30年内中国就会消亡。
三、真正的政治民主化能不能拯救中国？
中国处在一个整体的人心“公义度”即将无法承载一个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的“负荷”的情况下，很多人很自然地想到，如果中国能够实现真正的政治民主化是否就可以转危为安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说，只要中共在中国处于统治地位，那么真正的政治民主化就绝对永远不会在中国实现。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共已经没有足够的“道义资源”来做这件事情了。换句话说，即使中共当局现在想要做这件事，但他们也已经没有“资本和资格”来做了，太晚了。
我们来看一个网上民意调查。2013年4月15日，《人民日报》属下的《人民论坛》组织了一次网上民意调查，希望证明“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人民论坛》网上民意调查的结果（2013年4月15日10:53的网上结果）如下：
论点一：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加快推进改革。
参与网民：完全赞同或赞同 12%， 不赞同 75%， 不知道 13%
论点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参与网民：完全赞同或赞同 9 %， 不赞同 82 %， 不知道 9%
论点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参与网民：完全赞同或赞同 8%， 不赞同 84%， 不知道 8%
论点四：对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制度怎么看？
参与网民：完全赞同或赞同 11%， 不赞同 81%， 不知道 8 %。
对于上述的四个论点，参与网民中平均有10%完全赞同或赞同，80.5%不赞同，9.5%不知道。中共宣传部门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只得立即中止这项只进行了几个小时的网上民意调查，并关闭了该页面。但我们从中仍然可以看出真正的民意，并且据此我们大体上可以推断出一个结论：在中国，如果实行台湾式多党民主制的话，首次选举中中共的得票率最多也不会超过20%。对于注定如此惨败的结局，中共当局绝对不愿意看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的得票率只会越来越低。所以我说，只要中共在中国处于统治地位，那么真正的政治民主化就绝对永远不会在中国实现。因为中共输不起，所以他们就索性牢牢抱着既得利益、既定方针和现有体制不放，一党独大，消灭所有的竞争对手；中共高层如同“击鼓传花”，只要倒霉的不是“我”就行了。
事实上，中共害怕搞多党民主制的原因，除了自知其民意支持率很低以外，中共几乎耗尽了自己的“道义资源”也是重要原因。我对“道义资源”的解释是，比如要评价一个人的好与坏时，所谓好人就是比坏人有更多的“道义资源”，对于政党的好与坏也是如此。
上世纪40年代，中共比国民党有更多的“道义资源”，所以中共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而取得了政权。之后，中共在屡次“政治作孽”中消耗了很多“道义资源”。而在胡耀邦、赵紫阳执政期间，又赢得了一些“道义资源”。但接着而来的“89.64”的屠杀，以及肆无忌惮地非法剥夺公民的基本人权，使其又消耗了大量的“道义资源”。本来，近10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本应该为中共赢得很多“道义资源”，但是，中共官场越来越严重的腐败，以及这些年出现的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和严重的环境污染等等社会弊端，使中共在这些年不仅没有赢得任何“道义资源”，而是相反。
中共近来所提出的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而已，如果他真有这些自信的话，就不会把“因言获罪”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博士等很多异见人士关在监狱中。中共是如此的不自信，以至于觉得刘晓波等人的几只笔，就可以唤起民众而推翻现政权。在中共的这种心态之下，他们当然会把任何独立于自己的政治力量都视作心腹大患而予根除。所以，因为中共的不自信（事实上也是无法自信），台湾式的多党民主制也就绝对永远不会在中国大陆出现，除非在中共垮台之后。
其实，中共从未隐瞒过自己的观点。2011年3月，时任人大委员长的吴邦国曾提出"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即所谓的"五不搞"。2013年5月又要求“七个不要讲”，即不要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那么，中共到底要搞什么、讲什么呢？只有一句话，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事实上很简单，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要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这就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政治。诸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民主政治、依法治国、惩治腐败、尊重和保护人权、公平正义以及中国梦等等，都只是他们以专制来统治中国的装潢和粉饰，只是用来说的，而不是要来做。所以，真正的政治民主化以及真正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等，正如目前台湾民众所享有的那些，对于大陆民众而言，都还是遥不可及的，并且现在连讲一讲都会犯忌讳。
当然，如果台湾式多党民主制能够在中国大陆实行，一个民选政府能够取代一个一方面实际上剥夺了其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基本人权，另一方面连官员的个人财产都不敢公布于众、吃的是“特供食品”的专制统治者的话，毫无疑问是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对政府官员的制约和监督的有效实施，会大大减少贪污腐败的现象，对改善社会风气大有益处，这对于国家和老百姓都是很幸运的事情。但是，这对于提高人心的“公义度”却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四、谁来拯救中国？
从本文第二部分中所列举的那些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人的人心出现了很大问题，那就是人心“公义度”太低。这是一系列社会乱象的根源，也是中国面临消亡危险的根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中共的专制统治。
中共在取得政权之后，树立了自身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所有领域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试图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取代所有其它的一切，包括中华民族悠久传统文化中精华的部分。他们在极力鼓吹前者的同时，还不余遗力地贬损后者。虽然前者是很好的东西，但人们与生俱来的罪性，使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失去了其立足之地，最后走向了破产。与此同时，曾被官方所极力贬损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变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
当共产主义信念被中共完全放弃，只将其挂在嘴边作幌子的时候，而中华传统文化中能够净化陶冶人心的元素也严重缺位。而在此之前，大部分中国人在长达几十年中一直被灌输所谓“无神论”的思想。他们不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全知全能的上帝，和祂将会做的终极审判以及必然的奖善罚恶。所以几十年来，大部分中国人就随着自己的原始罪性过生活，以为只要今生满足了自己的邪情私欲就是赚了，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只要不被人知道就是自己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其人心的堕落也就在所难免了。再加上在中共的专制统治之下，对中共各级党政部门的权力没有任何有效制约，连舆论监督都没有，民众连要求官员公布他们个人所拥有的财产都会惹麻烦。所以，中共官场的堕落和腐败就如同洪水猛兽般势不可挡，也像超级瘟疫一般在整个社会传播，其毒害遍及中国社会各个领域。
中共以为自己这些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俊”，可以遮住其堕落腐败、环境污染、贫富两极分化等等“百丑”。但整体人心“公义度”的大幅降低是遮不住的。不但如此，而且对于这样的人心若不加以拯救而是任其败坏下去，那么不出30年，中国的人心“公义度”将无法负担一个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的“负荷”, 而中国的消亡将会像大桥般坍塌、将会像大厦般倾倒，但不是由于外敌入侵，而是由于内乱和内战。
所以说，中国急需被拯救！也许很少有人同意这个论点，因为中国经济的繁荣景象遮住了很多人的双眼。然而被忽视的危险才是真危险。当人们意识不到危险存在的情况下，就不会去防范危险，这危险就会很快变成现实。当“公仆”们忙着买官卖官的时候，当公检法草菅人命的时候，当一位公民因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文章而被判入狱11年的时候，当人们见死不救的时候，当两个幼儿园竞争竟然采取投毒的办法的时候，当工厂的污水被泵入深层地下水体的时候，当食品生产者任凭其产品中的残存农药去毒害人的时候，当全国的维稳经费超过军费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你认为她会蒸蒸日上、长治久安吗？绝对不可能。
所以说，中国急需被拯救！问题是怎么样来拯救、由谁来拯救？拯救中国在于陶冶人心，提高人心的“公义度”。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中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已经“破产”，虽然尚未出局，但全然没有功效却是一个事实。中华传统文化中可用来教化人的部分，经过中共几十年的贬损已经支离破碎，也无法起到有效地陶冶人心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现实的问题就是大部分的中国人，他们误以为在整个宇宙中除了动植物就是绝顶聪明的人，他们以为根本不存在具有远远超越人的智慧和能力的上帝，更不相信上帝将会对人类做出终极审判，上帝将会奖善罚恶。他们不知道，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所作的任何事，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上帝“记录在案”。那些相信人只有肉体而没有灵魂、相信只有今生而不相信在人死后还会有事情发生的人，他们极力满足自己的邪情私欲，做许多损人利己的事情，以为只要不被人知，就不会受到惩罚，自己就赚了。所以，就有很多人靠不正当的手段为自己谋取私利，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告诉这些人，无论你相信与否，上帝都是真实存在的。所有得不到上帝救恩的人，其灵魂都永远无法逃脱地狱之火。
上帝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和主宰。上帝是满有圣洁、公义、慈爱、怜悯和恩典的。上帝那圣洁和公义的属性，使祂恨恶罪恶。在远古的诺亚时代，因人类的罪恶极大，上帝就用大洪水毁灭他们，而唯一幸存的是诺亚的一家，因为诺亚是一个义人，他的所作所为令上帝喜悦。
而当今的人类都是诺亚的后代，但有很多人却否认这一点。他们宁愿相信自己是由猿猴进化来的，而猿猴是由单细胞的原生动物进化而成。也就是说，他们相信，自己的根就是只有借助于显微镜才能够看清楚的细菌一样的生物。是这些没有大脑和五官、没有四肢和内脏、没有感情和欲望的微小原生动物，在一个足够长的岁月中，进化成了他们自己。所以，在他们作恶、犯罪的时候，不需要理会那些微小原生动物的感受，也不需要理会上帝的感受。
然而，上帝却不能容忍人的罪恶，这就是在诺亚时代发生毁灭性大洪水的原因。但诺亚的后代子孙们却没有吸取教训，很多人悖逆上帝，陷在罪孽过犯之中，以满足自己的邪情私欲为乐。但上帝因为曾经和诺亚立约的缘故，不会再用大洪水来毁灭人类，而是因着祂的慈爱和怜悯，为人类预备了一个得救赎的途径。
两千多年前，上帝差遣祂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向人类传讲天国的道理，之后，他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从而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祭，并且祂在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对此，凡相信的人，只要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并且接受洗礼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上帝就赦免了他一切的罪孽和过犯，并蒙上帝完全接纳，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成了上帝家里的一员，天堂就是其最终和永远的归宿和家园。而不相信的人，会和上帝永远隔离，并且永远难逃地狱之火的刑罚。相信还是不相信，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做出选择，上帝绝不强求。
当然，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会努力做上帝所喜悦的事而远离恶事。上帝所喜悦人所做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爱人如己，“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别人”等等。他们能够感觉到上帝的慈爱和恩典，心甘情愿地顺服在上帝的公义和话语之下。而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儿女，他们敬畏上帝，努力使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够讨上帝的喜悦，他们还要作这世上的光而扫除一切黑暗。基督徒的心灵因着不断在耶稣基督里得洁净，他们就不断追求公义、正直和圣洁的生活，而远离一切不义、阴暗和龌龊之事。所以，基督徒是一个人心“公义度”很高的群体。事实上，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最有效地更新、建造和净化人的心灵，以提高人心的“公义度”。所以，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即将消亡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