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像旋转木马一样，按照一定的秩序不停地转着。每天，上班下班，孩子房子车子，照顾后院的菜地，问候远方的父母。偶尔抬头看看蓝天白云，会想起过去二十年的种种，不知觉地在这个季节，想起了89年的那个夏天。
那个时候上大三，学着英国文学，沉浸在莎士比亚，海明威，欧亨利的小说里不能自拔，一边期待着21岁的生日，一边跟自己的老师隐秘地约会，懵懂地琢磨着爱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4月的某一天，学校开始有了大字报，中文系和哲学系的才子们开始辩论。20岁的我，对国家前途，经济改变，民主运动完全处于无知的状态。 听了半天的辩论，就听明白了1件事，总理姓李，总书记姓赵，实在不明白那些东西跟我自己有什么关系，于是，转天脑子又回到26个字母和那些美妙的小说情节里去了。
再后来，到了5月份的一天，来自美国的外教突然说他的家人要他回国，他必须走，给我们班的同学留下了2大麻袋的英文原著，和很多本圣经，然后满眼泪水地离开了。班上有激进的男生女生去北京串联，同学们乐得不上课每天去参加各种集会和游行， 用宿舍里一个革命理想主义女生的话说：“我感觉到一场革命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革命的暴风雨是不是要来了，我根本没有感觉，倒是有一个比老师恋人更成熟的男人闯入了我的生活，让我在他和自己秘密恋爱的老师之间徘徊起来，政治依然离我很远。
5月中旬，下课回到宿舍楼下，看到很多人聚会。我们都停下来观看，原来是学生自治联合会在号召大家去参加绝食团，参加绝食团的每个学生都有一个黄色的头带，上面有红色的大字：“绝食团 ”。 用时下的话说，绑在头上来看着挺酷的。同宿舍的女生都去围观，我饥肠辘辘的惦记着那天大食堂供应蒸鸡蛋，径直回了宿舍楼，同宿舍的女生喊我帮她们把饭盒带下来。我们一个女生宿舍住8个人，我年纪最小，经常被按照年龄派出去跑腿。等我拎着8个巨大的饭盆从5楼狂奔下来，楼下冷清了很多，也找不到任何一个我们宿舍的女生，一打听才知道，绝食团已经往政府所在的中心广场去了，而我们宿舍的其他7个女生都宣了誓，头上绑着黄带子跟着绝食团走了。
那一天的食堂里很冷清，一个瘦瘦高高的女生，拎着8个大饭盆，坐在角落里独自吃完了4两米饭，2份蒸鸡蛋。 那天下午，本来是跟中文系一起上唐宋诗词的大课，大教室里只有不到10个学生。等了半个多小时，老师也没有踪影，有同学进来说让我们别等了，他看见那个坚持认为用陕西土话念唐诗最有韵味的老师脑袋上绑着黄带子跟着绝食团走了。 我们只好回宿舍。
晚上，同宿舍的女生一个都没有回来，学生自治会在宿舍楼下征集棉衣，军大衣据说要给绝食团的同学送去让他们打地铺。我在架子床之家爬上爬下地把全宿舍的行李箱翻了一遍，把每个女生的棉大衣都綁上布条写上名字给送了过去。那个夜晚，平日热闹的宿舍只有我一个人，安静地有些恐怖。多年以后，翻看那个时候的日记，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的是“雪她们得饿成什么样啊？（雪是我们宿舍跟我一样极其好吃的一个青海女生）是不是我不参加绝食，她们回来会不理我啊？ 可是我真的很怕饿，我实在不是能绝食的人啊。算了，还是不去绝食，政治觉悟再高，我也得吃饭啊..........”
绝食团离开校园后2个晚上，都是我一个人守着空空的宿舍，白天根本没有老师给我们上课，偶尔跟男友到碰不到熟人的地方去散步，然后就是到校园后面的商业街上去溜达。到了第三天，我终于忍受不了对同宿舍女生的思念，从郊区骑着自行车奔中心广场去看她们。到了广场，只看见广场周边的自行车铺天盖地，原来那些收钱看自行车的老头老太太却都不见了。停好车，我在广场里到处飘扬的旗帜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我们学校的大旗，直奔过去。到近处一看，我们大学的绝食团在广场最中心的地方，黄色的警戒线已经围起来。绝食团的同学们在毒辣的阳光下，一个个东倒西歪，脑袋上依然扎着醒目的黄布条。也不知道怎么了，一看见这景象，我的眼泪就哗啦啦忍不住掉下来。 绕着警戒线，我泪眼婆娑地一个个地找，希望能找到我们宿舍的女生。 突然就看见了雪，她脸色蜡黄，眼睛紧闭，无力地靠在另一个同学的肩上。那一瞬间，我终于忍不住了，大喊了一声“雪呀！你怎么了？” 里面的同学被我这么一喊，都看过来，雪那个时候也睁开了眼睛，对着我微微抬了一下手，突然身体往后一仰就倒下去了。警戒线这边的我已经哭的不成体统，旁边有个老太太赶忙过来把我扶住，我爬在她肩上放声大哭。那个时候，我的恐怖特别单纯，我怕她们都饿死了，我们宿舍就剩我一个！
很快，救护车拉着警笛冲过来，电视台摄像机还有学生记者也冲过来。雪被送上了救护车，我因为哭的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也被塞进救护车，送回了我们大学的校医院。 还记得那天的新闻里面，第一次报道了学生因为绝食引起昏厥，被送进有关学校医院。用我们同学的话，第一个进医院的绝食团员，不是被饿晕的，是被外语系的一个女生给哭晕的！以至于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在食堂里会听人说：看！那个就是哭晕绝食团的女生！
而我在过了好几天以后才想起来自行车还在广场上，回去找的时候已经想不起来具体的位置，只好在广场那些无人认领的自行车里随便推了一辆没有锁的回了学校。
父母对我的看管很严格。为了逼我每个周末回家，他们只给我够一周的生活费，这样以来，到了周末，我就必须回家报到领钱，否则下周只有饿肚子。5月底的一个周末，照常回家，和平日一样享用了妈妈烹制的美味佳肴，正要跟高中的好朋友们出去玩，被父亲叫住。父亲表情凝重地问我，在学校有没有参加静坐和绝食。我很老实地回答，我没有。父亲不相信，说：“你们同学都去了，你怎么不去？”我的理由其实很简单，我怕饿！ 我挨不了饿啊！饿了我就会晕倒，你又不是不知道？！ 父亲笑了。 这是我们家一个良好的遗传基因，低血糖，低血压，第一不能熬夜，第二不能挨饿！否则，就会出现晕眩症状。 父亲当然很清楚。他听我这么说，放心了一些，但还是忍不住要说几句：“孩子啊，你也知道你老爹被共产党的牛棚关了10年，身上被共产党打得疤比解放战争打仗得疤都多。 共产党善于秋后算账的，你可千万要吸取教训，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冷静，别人做什么热血沸腾的事，你千万不要参与！” “爸，现在是学生运动，又不是文化大革命，根本不一样！”“孩子啊，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咱们家在政治上再经不起折腾了，我们这一代经历过了的苦难，可不想我们的孩子再去经历啊。” 虽然心里觉得他们挺可笑，我还是使劲地点头，千万个保证，让老爸和老妈放心。
那个时刻，父母和我都没有想到，10多天之后，我离开他们踏上了逃亡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