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译文：
齐宣王问：“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真的有这些事件吗？”
孟子答：“史料中有这种记载。”
宣王问：“臣子犯上杀死君主，行吗？”
孟子答：“破坏仁的人叫做‘贼’，破坏义的人叫做‘残’，毁仁害义的残贼，叫做“独夫”。（人们）只听说把独夫纣处死了，却没有听说是君主被（臣下）杀害了。”
这是《孟子》中一段有名的话。历史上一般都是叫好的（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封建帝制后，这段话更出名了。其实，齐宣王说的“君”是名分之君（合法获得君位的，就是君），而孟子说的“君”是道义之君（有道义的国君是君，没有道义的国君不是君）。应该算是答非所问。这种诡辩手法叫“重定义”，即对论题中的重要概念（偷偷地）重新做出定义，然后转换论题。
汤放桀，武王伐纣，都是儒家积极肯定的历史事件。这给在封建君权下谋生的儒生们带来尴尬。因为在现实当中，他们是无论如何都不会也不敢主张弑君是对的。所以孟子其实也只能耍滑头，玩诡辩。但他是大儒，玩得就有水平了。他能用理直气壮的言辞“完美地”掩饰了虚弱、矛盾的内心。
齐宣王提出的问题，拖了将近两千年，直到清初，才有几个人终于从正面做了回答，唐甄说“自周秦以来，凡帝王皆贼也”，王夫之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黄宗羲写了一篇《原君》，意思是说君本是为民服务的，后来的君都变了质，成了以天下奉其私欲的国蠹。顾炎武说，在改朝换代中殉职是前朝君臣的责任（他们是前朝的既得利益者嘛），和天下人无关，只有道义的沦丧，才是天下人（应该就是咱们老百姓啦）要拯救的。他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本来是这个意思，后来完全被歪曲了，这就是《庄子》说的，大盗并仁义而窃之。
因为清初，这些人是义不臣清的，坚持做”遗民”，可是明朝已经没有了，所以他们实际上处于想做臣子而不得的地位。他们成了无君之民，因而敢于直接否定君权。孟子就不行了。他要在几个国君中讨饭吃，所以不肯正面说：”不义之君，可弑！”他只能说，商纣王不是君，是残、是贼、是一夫，他不是君！
“一夫纣”应该出自《尚书》，大约是周武王伐纣时说的（我找过，没找到，可能是记错了，但对孟子来说，应该是个经典中的成语）。所以孟子直接引过来，证明自己的说法是出自圣人之口，不是自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