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中行，中和
——论孔子的中庸思想
（一）一分为三 执两两用中
《中庸》相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是为了推行孔子的“用中”，论述怎样才能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
中庸是孔子的重要思想，最早出自《论语.雍也篇》。孔子认为，中庸是最高的一种道德。有时，孔子又用“中行”。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对学生论述了交友之道。孔子认为，如果不能与合乎中庸行为的人相交，也一定要和志向高远，积极进取的人，和不同流俗，不干坏事的人相交。在有的地方，孔子有用“中和”来表达。笔者认为，“中庸”乃儒学最高之哲学范畴及方法论；“中行”为儒家待人处事的最高行为准则；“中和”则是儒者最高的心性气质和思想境界。所以，概括地说，中庸是哲学思想，中行是行为准则，中和是心性境界。哲学统率其他，中庸包含了中行与中和。
中庸作为儒家的哲学思想，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孔子继承了《周易》“一分为二”和《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在天与地，阴与阳的两端，增加了一个中间层次，即“天”与“地”的中间有“人”；“阴”气与“阳”气之间有“冲”气。人分男女，禀受“阴”“阳”二气。而“冲”气，即阴阳两气中间的一种气；“冲”与“中”为假借字，冲气即中气，中间之气。阴阳之间的中气，是人可以栖居其中的和合之气，即今之言“空气”。所以，人不能生存于纯阳气之中，阳亢不活；也不能生存于纯阴气之中，阴浊则亡，人只能在阴阳中和的“冲气”即空气中生存。这就是中医阳亢阴虚，阴盛阳亏的理论基础；只有阴阳调和，人才能健康的生活。可见，“中”对于人是何等重要！笔者以为，孔子的伟大之处，就是将《易经》的太极分阴阳（一分为二）和《老子》的“二生三”（天
地和合，阴阳成人；天地氤氲，万物化生）发展为“一分为三”，即两端之间有“中”的存在。同时，发展了《老子》的自然哲学，将其转化为人生哲学，提出以中庸为内省的人生观，以中庸为观物的方法论，进而将中庸扩展为人的行为准则和心性机制，这就是“执两用中”。执两，执其事物之两端，即引他端与此端合，或引其两端与“中”间合，使其不偏于一端。从而达到“无过无不及”，而用其“中”
即“中庸”；庸者，用也。换言之，人不可执于一端，一极，必须是阴阳相和，刚柔相济，上下相合，动静相辅……
但是，后来的儒者似乎忽略了“二（两端）分主次”这一点。按，“二”即两端，并非对等，并非各为50%；其中必定有一方是“主”，一方是“从”。因为，“一分为三”的“三”即“中”，从来都是一个游离不定的存在，偏于阳则阳为主，偏于阴则阴为主。为主的一端，即事物对立两端起着决定作用的一端，辩证法称其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属于“阳”还是属于“阴”，或者是阳为主，阳中有阴；或者是阴为主，阴中有阳，永远不可能是“半阴半阳”，那就是“折中”，那就是各占50%，“各打五十大板”，而不是“执两用中”的“中庸”了。
（二）不足则兼济 有余则泄过
《尚书.尧典》中记载舜帝与管理音乐的乐官夔的一段对话，可以作为中庸，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绝好的说明。舜说：“夔啊，我命你为主管音乐的官，让你去教育那些年轻人，使他们通过音乐的熏陶，达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禀性，如果只有“直”（正直）还不够，，必须有“温”（温和）来兼济补足，这样才完整。同理，只是一味的“宽”（宽厚）也不行，必须用“栗”（严格）来补足。这就是说，舜帝要求年轻人必须有完善的品性，光是正直，不足，须济之以温和；只是宽厚，不足，须济之以严格。即为人既要正直，又要温和；既要宽厚，又要严格。“刚而无虐”，刚强而不粗暴；“简而无傲”，果断而不倨傲。很明显，粗暴就是刚强过了头，必须“泄”去粗暴；同理，倨傲就是果断过了头，必须“泄”去倨傲。“泄”去了过头的部分（泄过）就可以达到“中”。说得更明白一些，性格刚强的人容易流于粗暴；办事果断的人喜欢拍板，常常失之主观，使人有倨傲，骄傲，傲慢的感觉。因此，不足则“兼济”；过头了，就把过头的部分泄去，“泄过”，就使得事物“无过无不及”，从而达到
中庸，中行，中和，不走极端。
《老子》只说是“二生三”，但没有说如何“生”，没有指明这个“三”（中）和“二”（两端）的地位和关系。孔子提出“中庸”，合两端恰好为三，而“中”就是事物的“三”，所以说事物不止是“一分为二”，而应该是“一分为三”。我们只要看一看世界万物万象，便会感受到“中”的存在。自然现象中，山有山颠，山腰，山脚；水有上游，中游，下游。方位中，有上，中，下；有左，中，右。长度上有长，中，短。数量上有多，中，少。质量上有优良，中等，低劣。在家庭财富方面，有富裕，中产，贫困。在工作业绩上，有优秀，一般，等下。在劳动态度上，有先进，中间，落后。毛泽东就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在政治态度上，毛泽东还分“革命的，中间的，反动的”等等。就说我们人自己的个头吧，就有高个，中等，矮小......“中”是无处不在的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所以，孔子说“君子时中”，即根据不同时机和不同情况来“用中”。正是由于大量“中”的存在，这就决定其方法论必须是“执两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