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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谦:我这个不可思议的五月(散文)

殷谦,独立学者、作家、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理事。早期以笔名“北野”发表诗歌作品,在诗坛影响巨大。在各报纸副刊以及文学杂志发表文章约6000篇,很多作品被译为英、德、日文等多种文字在国外文学、学术报刊上发表。目前主要从事人类学、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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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核桃沟
 
 
  在我着力于一部剧本创作的一天晚上,我的父亲从伊犁打来电话,我问他身体的情况,他总是强调自己快不行了。我问具体是因为什么让你变成了这样,有些六十岁的男人看上去还像个大小伙子。父亲说家里的一些事,这让他感到十分沮丧,自己的时间也许不多了。这让我感到非常害怕,我害怕失去父亲,我沉默片刻,然后低声告诉他我必须要回去一趟。而就在两个月前,我也听到过他这样唉声叹气,我预感到不妙,当我了解过一些情况,我曾对我的父亲吼叫过,我说作为父亲,在这个年龄你不必再为任何人操心了,即使发生了你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但它已经发生了,如果在无力去挽回或补救的情况下,要么你就认可这些,要么你就别瞎操心!父亲沉默了一会儿,我不知道此刻他在电话那头在想些什么,最后他低声说,怎么能够不操心?你也有儿子,等他长到你这么大时,你将来也会和我一样。我在想我要告诉他一些什么,或者我能给他一些什么来缩短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当他的声音消失在听筒时,我便开始想念他,我终于相信父亲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
  当飞机降在地窝堡机场时我感到兴奋,所有的事情中最令我开心的是,我和妻子终于又踏上了这片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还没下飞机我就想象着我将要见到亲人们的情景,我希望父亲和我一起在房间里,我们坐在沙发上谈个通宵,这样的愿望在这一刻超过了一切。我想聆听所有他从来就没告诉过我的事情,而且我也想告诉父亲,其实我对我发的脾气感到十分愧疚、惶恐和不安。这些日子里,我会和妻子带着父亲和母亲去野生核桃沟,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快乐,一直走上山顶,我们听到山谷中鸟儿的美丽的叫声,然后我们在草坡上摘野草莓,野韭菜,或在山坡上搜寻美丽的贝母花,偶尔还可以捕捉到一只花蝴蝶给我的儿子。
  我们终于如愿以偿,我见到了父亲,他确实老了,银白色的头发和瘦削的脸庞让我鼻子酸了好久,我忍住眼泪不让它夺眶而出,就是为了让父亲看到我仍然像个男子汉。那个夜晚我与我的父亲一直谈到深夜,父亲很高兴,第二天竟然奇迹般地精神焕发起来,就好像又回到了他健壮时的那个样子,为此我感到非常惊讶。我的哥哥和嫂子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与好多年都没有再见面的哥哥喝掉一瓶烈酒,父母和妻子就坐在我身边,我真是快乐极了!哥哥提议开车带我们去野生核桃沟看看,我看看妻子,她眼睛里有一丝激动而快乐的光亮一闪而过,实际上我想多陪陪父亲,当我说出我的想法时,妻子有点郁闷的神色,我知道妻子是不会公开说出自己的想法的,我对自己急于表态有点儿后悔。在过去几年里,妻子陪着我度过了所有的艰难困苦,而我也想和她一起做一些浪漫的和特殊的事情。父亲鼓励我们去,他告诉我既然来了就不要错过任何风景,这句话很富有禅意,让我又有一种需要重新思考人生的冲动。
    第二天我们决定去核桃沟,在帮哥哥擦洗汽车的时候,我问从这里到核桃沟大约有多远?哥哥一本正经地说,不远,就半步路。哦,半步路?我说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徒步过去。最终我们还是钻进了他的汽车,驱车一个多小时才进入野生核桃沟景区。这时候哥哥才笑道,现在我们可以走上去了,我从他的话来分析,就是从景区大门上山,大约是个C字型的路,全部都是木板铺成的台阶。我怀疑地问他有多远,他说:“不远,就牙长的一截路。”我笑笑说,明白了!当我们顺着木板铺成的幽静的台阶上山,一路上休息几十次,到半山腰时,我们坐在一棵巨大的老歪脖子树旁边的一条木椅上休息,实际上这是一棵被雷电劈倒在地的核桃树,然而它虽然倒地了,但仍然是生机勃勃,它被围在一圈浅黄色的栅栏里。旁边有几个领导挺着大肚子在观赏着它,白色的衬衣和黝黑的皮肤显得极不协调,他们像那棵核桃王一样高傲。有一个似乎是解说员的姑娘告诉他们,这是全亚洲唯一的一棵野生核桃树,中国唯一的核桃王。我在木椅上津津有味地听着,几分钟后我听到一个领导的高叫声:“你们最好不要小瞧了这棵树,如果把它卖掉的话,那可一笔不小的数字!”我惊奇地看了看那位领导手舞足蹈的样子,我心想为什么要想卖掉它?解说员陪着笑脸,也附和着连连点头,好像她非常愿意立刻就卖掉这棵树!她穿着粉红色的短裙,修长的两条腿稍稍分开站立在那儿,使她看上去更像是一支立起来的圆规,我看到她一只手拿着一只喇叭一样的扩音器,而她的长腿已经被太阳晒成了就像领导皮鞋上的那种棕褐色。
    我看了她好长时间,妻子在一旁看着我,然后掩口而笑,而我感觉自己再一次向后重重地仰倒,那种感觉就好像我第一次看到了中国。我迅速起身,急步离开,我想去山顶。妻子紧随着我,而我的哥哥却还伫立在那里,就好像他在这里无意中发现了一笔大生意,如果那位领导愿意的话,好像能让他开车把这棵倒地的核桃树运出亚洲似的!妻子拉住我的手,她不希望我动不动就气呼呼的样子,我告诉她,当我朝着一条大路一直低着头努力向前耕耘时,很多人已经沿路上装满了自己的口袋,人们的生活确实比以前富裕的多了,而中国竟然变成了这么个样子!
    事实上当我们沿着C字型的台阶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第三天的黄昏,我和妻子牵着手踩着落日的余晖在库尔德宁草原上奔跑,我们彼此投去温柔的目光,之后我们在毡帐里喝马奶酒,我们可以望见山下绵延的红石路上的汽车灯就像冷艳的星星一样在天空中移动。此刻我陶醉在一种美好的想象中,而且令我感到十分满意,那就是像这样一幅风景画似的情景,恰好被我的父母亲看到了。
 
 
何时才能批准我说话?
 
 
  很多时候我都被一种恐慌的感觉淹袭,无论在何时何地,我都发现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着钱的话题。即使互相打招呼时也里不开这个字眼,噢,这和我十多岁的时候看到的表情和听到的话不大一样,那时候互相打招呼都喜欢问吃饭了吗?至多详细一点他会问你吃的是什么。而如今,他首先会问候你在哪里发财,进而问候你一天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噢,真是见鬼!我始终都弄不明白,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这让我忽然意识到这个国家正在走向歧途,如果不是人们越来越不知道满足,那就一定是人们的幸福感大不如从前——这让我深切感到这个社会在无限缩小,以至于人们只能苟活在比现实还残酷的物质里,一切想象力和浪漫感都必须取消,即使你是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或者是一个非常想过浪漫生活的人,这些都必须建立在金钱和物质的基础上,否则你就会成为他们眼中的傻瓜和疯子。想象力和浪漫感被严重歪曲,就像一些教授被歪曲成叫兽,专家被歪曲成砖家一样。在他们自以为成熟的思维,想象力和浪漫感成为一种儿童才具有的形象思维,这种只有儿童具备的纯真被狡猾的成人理解成为一种弱智,但是他们并不懂得深刻反思,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弱智?与努力对一切表象进行加工的成人思维相比较,儿童对这个世界以及生存环境的破坏几乎是微乎其微。形象思维又被他们转换成为历史的设计和能力,在我们时代的成人眼中,所有的想象力和纯粹的浪漫感,当脱离了物质需求和生产王国的时候,那就会成为一种笨蛋的做作,让他们深信不疑的是,只有像我这样的神经病才会有这种幻想的真理和幻想的逻辑。而那些唯科学主义者对科学万能的迷信始终有增无减,他们也始终不肯承认,其实人类一切伟大的科学成果都首先诞生于想象,甚至是诞生于胡思乱想。我们在大自然中活得多么吝啬,本来就缩小了的心灵也被自己剥夺去了它的自由,他们过得不是自己的生活,而是一种被拟定或特定的生活,甚至他们活的都不是自己,这就是为什么社会进步了,而那些已经过上了富裕和优越生活的人们却无法克服生活中的无意义感。
  我的两本文集被退稿了,它们几乎经过了我所知道的中国的所有比较活跃的出版社,最终的意见是这两本文集不符合我党的出版政策,为此我还曾与一位出版社的领导激辩过,我情绪非常大,我对着电话吼叫道:“何时才能批准我说话?”最终还是无法克制自己,但我最终还是接受了这样的结果。回到家里,我告诉她这件事。她教训了我,问我是否在书稿中谈论信仰的事。我承认,但我同时强调,如果一个人对任何事都怀疑,甚至都不能够相信自己,那他还会相信什么?我说缺乏信仰的确是个问题,她反驳我说不是缺乏,而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脱离物质世界的纯粹的信仰!我生气不想理她,心里不停地嘀咕,这个国家进步到已经不是这个国家应有的样子了,这个国家正在消失,只剩下更改国名这件事了。她摇头,显然对我的态度感到不可思议。我转过身,看到了她的眼中流露出忧伤,而这个忧伤是由我造成的。我知道她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是她还不明白我想要表达的意思。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确定性这样的东西,但是绝对有指导或指引人类进步的各种积极的思想和行动,这就好比我们都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并可以指导别人或自己的行为。而当我们无法辨别或选择并遵从这种积极意义的时候,也只能跟随大流,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圣贤,这是人的本性,即使大流错了,那也是一个时代的错,并不是某一个人的错。我仍然相信人的心灵具有一种天生的品质,就是如果他活着的时候仍然对爱和善良存疑的话,那么临死的时候绝对会向往一切可贵和美好的事物,这就是人类天生的品质,即一个人道德和智慧的根源,那就是无论通过何样的积极的方式——积极和道德的文学或艺术只是其中之一,人的错误是万全能够改正的,当然这不仅仅依靠经验,还有道义和良知。我也有彷徨和不安的时候,甚至会故意抽出一些时间来思考生命的意义,我总是在清醒的时候告诉自己,当大部分的人都迷失于信仰真空的时候,我想我仅存的良知自觉告诉我,我只为剩下的那极小一部分人而活着。
 
 
棒子是什么?
 
 
  今天我接连打电话给陶市长,听筒不停地提示我陶市长不在服务区,这让我在尴尬和疑惑的同时又感到十分惊奇,我甚至忽然产生一种优越感,我举着电话走向窗前,望着山下那一片白花花的城市,我首先看到高耸在城区的两座发射塔,这才渐渐恢复了平静,因为陶市长都不在服务区,至少我还在服务区,真的,这件事竟然奇迹般地振奋了我的精神。凌晨的时候我试着拨过去一个电话,陶市长终于在服务区了,我本来想喊,但我还是克制住了冲动,我告诉他,那本纪实文学一共四百四十七页,这都过去一年半了,请你尽快支付我的稿酬。陶市长哈欠连天,先是抱怨说不就一顿饭钱吗,你急嘛呀。我立即被他噎住了,他接着对我说:“最近我确实很忙,每天都精疲力尽的,你那点小事就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我本来想问他此刻是不是在家里,如果不方便说我可以明天再打给你。我希望他说他不在家里,对于一个打算要逃债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回答,我坏坏地笑笑,如果他要说他不在家,那我就一定会问他是不是精尽力疲了。就在我停顿的几秒后,听筒里已经是嘟嘟的挂断声,我彻底愤怒了,我决心不再要这笔稿酬,当我再一次拨过去的时,听筒对我说陶市长又不在服务区了。噢,他竟然这么快!
    第二天我的心情非常糟糕,我想开车先去山镇里唯一的一座破加油站给汽车加满油,然后再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开出蜿蜒的山路去市区寻找陶市长,正要开车门,我发现一只前轮胎没气了。我有点恼怒,朝着轮胎狠狠地踢了一脚,我立即感到一股钻心的疼痛,正要弯下身子去抱我的脚时,却看见经常从我家门前经过的收废铁的李师傅蹬着三轮车过来了,他叫喊着我的名字,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我眼睛陡然一亮,心里振奋起来,疼痛立刻就消失了,我首先想的是那张报纸上一定会有关于我的新闻。李师傅慢慢悠悠地停下三轮车,然后不慌不忙地盘腿坐在地上,摊开了那张报纸,原来是环球时报。我有点失望,因为我很清楚我现在还不可能被世界关注。李师傅用他的食指捣着一行超黑体的标题说:“这也太不像话了!高丽棒子竟然绑架了29个中国渔民,并且打电话索要赎金。我问他什么棒子?他收起食指,一把拍在报纸上高叫道:棒子!朝鲜的棒子!我拿起报纸看了看新闻,然后又看了看他。我摇摇头问他,至于这样大惊小怪么?这种事发生这个国家一点都不奇怪。他不可思议地盯着我,我将报纸扔在地上说,你盯着我干什么,黄岩岛的事不就发生在几天前吗?我听说菲律宾棍子从日本买来军舰,炮口准备对着中国。这个时候,儿子忽然跑出来,手里举着一把玩具枪,是能发射塑料子弹的那种,还没等我喝止住,他对着窗户就发射了,玻璃瞬间就如被踩碎的薄冰一样哗啦一声掉了下来。李师傅骑上三轮车,抓住车把笑着说,这孩子,打得真准,好!说着就一溜烟骑走了。
    我在他盘腿坐过的地方蹲了下来,无奈地看着我的儿子。我不是一个好父亲,我没有带好儿子,当我离儿子越近的时候,我就越是确信他和我之间越来越遥远,原因就是我助长了儿子对我这个父亲的不满。一直以来,我是多么疼爱儿子,甚至在他还未出生时,我就在大脑里勾勒出一幅美景,我会培养出一个好儿子,一个全新的儿子。我想一定是我的方式或方法出了问题,以至于使他和我之间,以及我们彼此的世界之间产生了隔阂。我今天才发现我所想象的计划全部失败了,在我多次警告他不要随便发射的时候,他竟然不顾一切地发射了,而且还打碎了自家的窗户玻璃。虽然他还小,但他同样有自己的世界,并且活在他的世界里,尽管是处于我好心的教导和警告,而对他而言,就好比要剥夺他独立和自由生存的权力,他懂得反击和反抗!也许在他内心,这种举动也是对我的警告,我很清楚儿子,我担心也许在不久之后他会忘记我,就与他的父亲一样,他也将开始信仰为了生存而必须信仰的事了。
 
 
人权和特权以及未来的问题
 
 
    我的胃又开始疼痛起来,我从微波炉里拿出面包逼着自己吃,然后用一杯牛奶冲下肚去。不管天是不是要塌下来,我都必须保持健康。妻子是个业余画家,她可以把她的想象画在一颗干枯的葫芦上,简直是惟妙惟肖,当她把最近完成的一副油画挂上墙时,我在那幅画前站了好长时间,画上是核桃沟的风景,那棵歪脖子核桃王很扎眼地躺在一片杂草丛中,我盯着它,虔诚地就像一个站在耶稣画像前祷告的教徒。不知道那棵核桃王有没有被卖掉,但我坚信自己还有着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在茫茫黑暗中,我一直追寻着耀明的光芒,而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在这个家庭中像是一个陌生人或者一个乞丐。
  一时间发生了很多事,从黄岩岛到菲律宾,再从美国到朝鲜,甚至连那个平时都想不起来的尼日利亚都让我感到神奇不已。直到龙永图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具真正影响力的时候,我再一次感到了振奋,有时候人需要的就是鼓舞,哪怕只是一句话,都能让我感到温暖,好一点话还能让我看到曙光。中国就像我的儿子,任何比他小的人都可以随意来拍他的脑袋,或推搡他,而他能做的只有后退。我突然转身,看到一只黄鼠狼跑进了高高的草丛中,就像一个狡猾而老练的小偷忽然消失在院子里的那张晾晒的被单后面一样。当敌人不断来挑衅和滋扰时,而我们的国家就像天生爱好和平的印第安人似的偷偷溜进了茂密的丛林里。
    我气愤地教训儿子,他们打你时,你为什么不打他们?你要给我狠狠地打!儿子不理解地望着我,似乎用他那乌黑而纯真的眼珠子告诉我,是我一直以来教他如何去做个好人,如何懂得忍让和宽容,而我此时却一反常态。我改变了话题,忽然对妻子说,如果我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我一定会下令全军出击,用导弹狠狠地教训他们。妻子看都不想看我一眼,只是低声说,如果你是的话,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以及另一个国家和那个国家的人都被你毁灭了。我无法理解,就好比当我举起手朝着迎面而来的人们做了一个大幅度的友好的手势,而他们却恶意地伸出中指来指着我。这终于使我明白妻子是对的,她其实想告诉我战争在最终的时刻对一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来说将会意味着什么。
    两个国家几乎在同一时间彼此炫耀着自己的国家的人权事业似乎更加优越,但我不觉得在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人类能有什么所谓的人权。我再一次强调,人权属于暴发户和少数拥有特权的阶层,属于那些在蛊惑人们打通任督二脉的官员,而并非属于我这样的为了努力说几乎实话而屡屡遭遇退稿的人。
    为了弄清楚真正的人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准备用一个月的时间来研究美国。可我总是不能够专注,脑子里总是出现一个皮带上挂着一把刀的小丑,他黑色的牛仔裤在他那瘦小的臀部的位置上吊得很低,以致于当他弯下腰的时候就会让全世界看到他屁股上的黑痣。我忽然又开始感到极端的恐慌起来,这种恐慌的感觉就和我站在镜子前所感受到的恐慌一模一样。妻子收好画板,很轻蔑地看了我一眼,我想妻子似乎在告诉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她要让我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想不为退稿的事而烦恼,除非我可以成为两种人,第一种是那种拥有特权的人,第二种是那种享受着巨大成功的傲慢的人。
    这几天我像个失去了老伴的老人一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背着双手,妻子在画板前看着我的样子掩口而笑。我看着她,同时在她的画板上看到了我猥琐的样子。突然我很想知道对于我这样终日呆在家里无所事事的这件事,她都想了些什么。我终于坐在她身边和她交谈,我告诉她,摆在我面前的是一道让我用尽所有能量也无法解决的巨大的方程。我指着窗外的世界给她看,我幽幽地说,有一座大房子正等着我去建造,而我所剩下的时间只是一串萧条的极端寒冷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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