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
作者：顾保孜,钱嗣杰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年夏季的炎热在进进退退的潮汐中淡去，可是“四清”运动的温度却在避暑胜地被炙烤得越来越高。
此时的刘少奇已经无法号准毛泽东的“脉搏”，越是想顺着毛泽东的思路，就越是走错方向。结果物极必反，他甚至在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上做出了更为激进的演绎和实践。在《后十条修正草案》和《桃园经验》的指导和影响下，从1964年秋铺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急转直下，“左”的倾向更为明显和突出。各个试点县都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农村基层干部，在许多地方进行错误的“夺权”，使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城市社教和工交领域的“五反”运动也严重偏“左”。
这一年刘少奇“挂帅”领导“四清”运动，一声号令，一百五十万干部下乡蹲点。刘少奇威望之高，动员能力之大，使毛泽东产生了微妙的感受。
毛泽东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生日。他的一席话为1964年做了总结，也为来年埋下了伏笔。
原子弹爆炸的热浪未平，“四清”运动如火如荼之际，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又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开幕那天，三千多名代表走进神圣的殿堂，以自己的参与表达全国人民的心声。
农民也好工人也好军人也好，每一个人都全心全意地为自己的祖国出谋划策，都衷心地拥护国家领导人的意见。而刘少奇因为处于一线的领导位置，“一竿子到底”，与各省市关系相对比较紧密，这次人代会人们将热爱毛泽东主席的感情也同样倾注在刘少奇主席身上。大家认为，拥护刘少奇自然就是拥护毛泽东，就是拥护党中央。这次会议上，广大代表看到了刘少奇与日俱增的威望与权力。
借此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间也是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正好与人代会同步。
钱嗣杰作为毛泽东的摄影记者，为了拍摄好这次的“革命的大会，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他几乎就吃住在会议上。目光所及，到处令人神清气爽，他自己也发自内心地对祖国的巨大变化感到由衷的自豪。会场内外气氛十分高昂，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基层代表，个个都显得喜气洋洋。毕竟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年，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感觉尤为突出。这次会议也是他拍摄新闻照片最多的一次会议。
但是，走出人代会会场来到中央工作会议会场时，钱嗣杰发现了毛泽东情绪的变化。毛泽东与在人代会上判若两人。两个会议两种表情，前者笑容满面，和善慈祥；后者板着脸孔，隐含不快。
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人一来一回，一句接一句，语势激烈，就像在吵架一样……
两位领导人到底为什么争执？钱嗣杰不得而知，也不敢做任何猜想。他按动快门的手有些抖动，拍完几张后就急忙离开，不敢在会议室过多逗留。
后来钱嗣杰才知道，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是继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之间一次最严重的争论和斗争。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竟然召开了一个月，戏剧般地被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段会议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主要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根据汇报情况与“四清”中提出的问题，会议制定了一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文件共有十七条，故简称《十七条》。会议后半段是毛泽东将散会人员招回来继续补开的会。毛泽东亲自主持，重新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文件标题与刘少奇指定的那个一字不差，但内容却有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打开文件就不难发现，这不是简单地增加了六条，而是基本针对刘少奇的《十七条》而制定的《二十三条》，很多内容与刘的版本都是针锋相对，彻底推翻重来的。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竟然召开了一个月，戏剧般地被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段会议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主要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根据汇报情况与“四清”中提出的问题，会议制定了一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文件共有十七条，故简称《十七条》。会议后半段是毛泽东将散会人员招回来继续补开的会。毛泽东亲自主持，重新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文件标题与刘少奇指定的那个一字不差，但内容却有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打开文件就不难发现，这不是简单地增加了六条，而是基本针对刘少奇的《十七条》而制定的《二十三条》，很多内容与刘的版本都是针锋相对，彻底推翻重来的。
先说刘少奇主持的前半段会议。
对于刘少奇来说，他抓了“四清”的工作，又蹲了点，觉得是有发言权的，他对“四清”运动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当时到1964年底，全国已有一百万以上的干部参加“四清”运动；但是，人们普遍地反映“四清”运动搞不下去，对此提出了种种意见和看法。会议在听取汇报后就开始讨论“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与会者纷纷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与看法。
刘少奇根据大家意见与看法，认为还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既在党内，也在党外，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是相互交叉着。
而刘少奇这些“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分析，毛泽东之前就根本不同意，并把它们视为原则分歧、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没有得到主导权，全国“四清”运动基本是按照刘少奇的路子进行的，在毛泽东看来，他似乎被架空了。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前，邓小平对毛泽东说：“这会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参加了。”本意是想说，这样的会议应该是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事情。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毛泽东很介意。邓的话反而激起了他的逆反情绪，他坚持要参加。到此为止或可作罢，偏偏刘少奇又加了一句：“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
一个不让参加，一个让参加却不让说话。毛泽东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对待，心理上无法接受。
毛泽东反问：“我为什么不参加？为什么不能说话？”
刘少奇和邓小平看毛泽东真的生气了，没有再行阻止。
1964年12月15日第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是参加了，但两位主席话分两头，各说各的，这让很多不知情的大区和省部级领导们一时思路跟不上趟，满腹疑惑，不得其解。
28日下午是中央常委会议，两位主席依然是相互插话，随意打断，各不相让。
刘少奇总在谈“四清”的主要矛盾既在党内，也在党外，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是相互交叉着。
毛泽东也不相让，说“四清”主要矛盾是群众与走资派的矛盾……刘少奇马上插话：“我个人认为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参加会议的其他常委暗暗为刘少奇捏着一把汗。大家看得出来，刘少奇总是打断毛泽东的话头，此举一定会让毛泽东动怒。
果不其然，毛泽东动了大气。第二天，他早早拿着党章和宪法坐到会场上，以示抗议。一开场就申明：第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家说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也不让我讲话，对不对？毛泽东的话震动很大，全场气氛紧张，据说在场的许多军队将领都站出来为毛泽东撑腰。
毛泽东看看会场的架势，也不愿意闹大，就没有点名。会是不参加了，他转身离开了会场。
事后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找到刘少奇谈话，他善意地提醒：“刘少奇同志你要顾大局，你要认真地检讨，你为什么打断主席的话？要尊重毛主席啊。”
刘少奇似乎感到自己的问题，做了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