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水边，拿着一块石头甩入水中，会看到被石头溅起的水花，以及往四周扩散的波浪，当然这是因为你站的位置，视线开阔能看到整体的情况，但想像一下如果你是处于水面上的一粒浮萍，那么当波浪来临的时候，能体会到的更多却随着波涛的沉浮，以及随之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实在生活之中，我们大多数人的情况正是如此，大环境或者全貌可能只是知道一点点，知道和看到更多的却是身边人在那个大环境下的不同反应及表现等。文革时期在远离北京的四川西南小城镇里，自己见到的一些老师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我很小时，有几天晚上我妈不在家，于是将我送到同住那个小院的张GX老师家里，让她帮忙照看我一下，她是一位性格很善良的老师， 平时就她一个人在家，住她家那几天晚上印象比较深的是，每到半夜睡得正熟的时候，被她多次的叫起来去撒尿，而且每次撒完尿之后回去睡的时候，睡觉的位置总是要换了一个地方，那好像是个秋冬季节，天气很冷，在冰冷的被窝中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睡得着，当然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很担心我晚上会尿床，所以一直不停地叫我起来去撒尿。
张DK夫妇俩都是学校的老师，不过张老师比她老公块头大很多，两口子经常打架，说是打架，其实不是很准确，应该说是张老师在修理她老公才对，每次打架的结果都是，张老师把她老公的手臂反剪着，然后往上提，很像当时批斗会上的场景，她老公这时只能低头弯腰，然后听到张老师大声的数落着老公的不是，而她老公在那儿低声的求饶。
从学校后门出去后翻过山坡往下走，那个地方以前叫做少湖塘，那儿有个院子里住着几户一中的老师，那时应该是在文革的时候，某天傍晚突然听说家住那儿的一个女老师上吊自杀了，于是自己跟着大伙一块跑去看，但实际上什么也没看到，她家的房门关着，有人打开房门后看到里面空荡荡的，但有一种很阴森的感觉， 那位老师有一位是十五六岁的女儿，当时还在读中学， 但没过多久就疯了，在寒冷的冬季光着身子在外头唱“东方红”，最后学校好像是把那个女孩送回乡下她外婆家去了。
胡CZ老师以前住在学校食堂的旁边， 平时其实也没有多少印象， 他有个小孩比我小一岁，某一天突然听说他是反革命份子被抓到公安局了，当我们一大帮小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赶去了他家， 好像当时的意思是说，看能不能去揍他个小孩一顿， 也体会一下打狗崽仔的感觉， 但去的时候好像他全家己被扫地出门了，房门开着，里面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大家只好非常失望的离开了。几年之后胡CZ老师平反出狱之后又回到了一中，原来他是语文老师，文采非常好， 在那个时候任何人有一点自己的思想和看法都很容易变成反革命的，更不用说这些出生于地主家庭的臭老九们，本身就是潜在阶级敌人的候选人，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吴老师是我妈的朋友，她是县城附近化工厂子弟中学的老师，我小时候有时看到她找我妈聊天，之所以对她印象很深那是因为，她给毛主席写信说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按古代的说法这叫告御状，而且她写信告状之后，上边真有派工作组去他们学校做调查，有几次她找我妈聊天，似乎说的就是在那个调查组里有几个人是站在同情她的立场那一边， 但最后结果好像还是说她不对，结局不太妙，再往后似乎再也没有见过那位吴老师。
那个时候老师之间也会发生冲突，很多时候都是由小孩引起的，小孩之间发生打闹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和好也是特别快，但有时双方家长参与进来，那事情就有点滑稽了，那就是双方家长还在吵，但小孩又己经凑在一起玩了，这时家长看到就会很不爽，会禁止小孩之间的来往。记得有一次刘SJ老师同她隔壁的朱老师吵架，应该是创造了记录，吵了三天三夜，在晚上的时候双方是在自家后院那儿放个凳子坐在那里，隔着墙骂，你一句我一句，没有停的，刘SJ老师是重庆人，重庆人打嘴仗是出名的，而朱老师先生己经去世，自己带着两个小孩，那也是个厉害的角色。听到一个笑话是说，一个女人等于五百只鸭子，那一千只鸭子在吵吵，三天三夜也不算啥了 。
刘老师是地理老师，她患有高血压，身体看起有点虚胖，每次在大声地叫她小孩的时候似乎都显得中气不足，那时候有段时间全国流行甩手运动，所以经常看到她晚上在她屋子外面作甩手锻炼。记得当时还流行过一段时间的喝水疗法，就是每天早晨喝一大缸冷开水，可以让身体变好，但却不明白怎么会有这种方法，当时的人民就像现在的北朝鲜人民一样，人人瘦得像猴子，绝大部分的人营养不够，喝再多的凉水也是白搭。
刘YK老师小时候出过天花，所以脸上坑坑包包的，大家背后叫他刘麻子老师，那个时候老师的社会地位很低，所以大家基本上出门在外都是灰溜溜的，但刘老师却高调的发了一次脾气。那时候的猪肉是定量供应的，城镇居民每人每月500克，要用猪肉票到固定的摊位购买猪肉。猪肉供应短缺，买肉要排队，同样去买猪肉的人都希望买的那块肉中瘦肉多一些，每人都是这个要求卖肉的自然就不好办，但卖肉的总有办法把肥肉和一些边角料一起卖出去。那次当刘老师去买肉的时候人很多， 大家都在排队，在这个时候有个认识肉店员工的人插队，刘老师看到很不高兴，所以说了插队的人几句， 结果让卖肉的也感到没有面子， 随后当轮到刘老师买肉的时候， 那个卖肉的肉店员工故意给了一块肥肉很多的给他，刘老师非常生气，于是抓起肉店的杆称转身离开了，卖肉的一下呆住了，他没想到这一招，另一个肉店的员工一看这也不是个事，于是切了两斤好肉，赶快追了过去，追到刘老师之后先是道歉，说了不少好话，最后才把称要了回去。俗话说不打不相识，以后刘老师去买肉时， 肉店的员工也对他客气了很多。
屈ZL老师，当时在管校办工厂，当时学校的校办工厂在用模具压制塑胶盖，但成品率不是太高，做坏了的需要重做，塑胶原料原本是米粒大小，一粒一粒的，现在变成了一个整块，所以需要剪碎才能重新利用，于是在某一个学校假期里，他组织了一次打工活动，学校老师稍大一点的小孩全都参加，用剪刀将做坏的塑胶盖剪成小块，以便于材料的重新利用，那是一个极受大家欢迎的打工活动，因为最后每个参加的人都收到几块打工钱。
周YS夫妇俩都是学校老师，学校党支部委员，家庭出身是中农，这个成分在学校老师里很难找，周老师当时作班主任，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里，周老师显然非常成功的把握着时代的脉博，她组织她班上的学生读毛选，事情非常成功，上面有派人到他们班上去照像，宣传他们学毛选的事迹，当然学校其他班也开始了学毛选的活动。
廖老师住我家隔壁，以前没有注意到她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不过在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才发现她们母女的歌唱才能，那段时间她们天天在屋里唱歌，那嘹亮的歌声真是响彻云霄，其中有一首歌是歌唱当时的首都工人民兵的: “献上洁白的雪莲花，献上洁白的哈达，献上翻身农奴的一片心啊，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请你收下吧！” 那充满深情的歌声， 至今都还记得。
在那个时候住院开刀，有极高的死亡率，哪怕是仅仅作一个阑尾手术。曾XZ老师就碰到这种情况，做完腹部手术之后，总是不放屁，出现当时闻之色变的肠梗阻，还好家属当即立断立刻转去泸医，在那做了第二次手术，才转危为安，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学校上班了。
记得小时候去前面学校的办公室时，对一位长有落腮胡子的叔叔印象比较深，因为他用胡子扎在自己脸上时的感觉好比较奇特，有点微痛并且很痒，但我不太确定他就是中学的沈校长。沈校长是南下干部，可能是在文革后期才调到这所中学当校长，应该是比较受老师们的尊敬与爱戴，当他因病去世的时候，在学校里举行的葬礼非常隆重。当然后面还有一段小插曲，沈校长有三个小孩，老二是个男孩，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所以走路时稍有一点一拐一拐的，在那个年代，县城里的就业机会基本上是等于零，但当时流行着一种参加工作的方法就是顶替，比如说谁的老爸老妈退休之后，他的儿女可以顶替老爸老妈参加工作，解决小孩的就业问题，所以当沈校长去世后，他夫人也是希望学校解决他二儿子的工作问题，但当时面对的问题是，他家老二只有不到14岁，年龄是个大问题，那时候好像学校及教育局那边犹豫了很久，不过最后事情还是圆满解决，好像是保留名额，沈二16岁高中毕业后就可以在学校参加工作。随后的那几年里，学校里有很多位老师去世，好像都用这个办法解决了几个教师子女的就业问题。沈校长去世后，他的骨灰盒埋在了校园东面的那个斜坡上，上面种了一棵小小的柏树，当我后来上大学后每个假期回家时，看见那儿的小柏树数目越来越多，后来去世的老师也都把骨灰盒一起埋在了那儿。几年前，当我再一次回到一中时，整个校园己是面目全非，完全没有旧时的模样，当然那些柏树也已经没有了，可能他们的家属已经找到新的地方重新作了安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