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瞎侃往事（四）
八十年代的北京
最近闲来无事，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了一部叫做《一地鸡毛》的国内电视连续剧，主演是著名演员陈道明和徐帆。讲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普通中央机关干部在单位和家庭的鸡毛蒜皮的琐碎故事。开始还很奇怪，陈大明星应该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还敢演二三十岁的年轻角色，居然还真的显得那么年轻，后来才弄明白这部连续剧其实是在1994年拍摄的，当时的陈道明和徐帆还的确比较年轻。冯小刚执导的这部剧用一些列的真实的凡人小事把老瞎一下子带回了那个年代。
1982年老瞎大学毕业侥幸被留在了北京钢院（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教书做助教。起薪没记错的话应该是48元一个月，比以前带二级工工资（40.04元一个月）上大学并没有增加很多，后来转正也不过56元一个月。开始是给老教师做助教，给学生辅导答疑改作业。不记得多久以后就开始独立授课了。开的时候特别认真地借来老教师积累了数十年像厚厚的一本书一样的教案用来作备课参考，特别认真地准备，很快发现根本没有那个必要。老瞎上课的讲义也越来越简约，后来竟然可以用半页稿纸简单罗列一下要讲授的内容提纲，也就可以洋洋洒洒地在课堂上忽悠三个小时。
教书没过多久，老瞎有幸与瞎太喜结良缘。那时瞎太在一家教师进修学校教书，老瞎和瞎太尽管没什么钱，不过都不坐班，又都有寒暑假，日子也居然过得非常潇洒悠闲快活。那时大家都没什么钱，物质供应远比现在的中国要匮乏许多。当年与瞎太结婚居然仅仅添置了一件的确良咔叽的深蓝色中山装作为结婚礼服，瞎太也没有任何婚纱，结婚也没有举行特别仪式或者婚宴，仅仅是双方的家人凑到一起自己做了一桌酒菜，简简单单共进晚餐就算婚礼了。结婚的房子是老瞎父母当年福利分配房子后留下的两间大约共三十平方米平房，坐落在一个离西单商场步行仅需要十分钟的一个四合院的角落里。那年代的四合院都要共用院子里的厕所和院子中间的一个水池和自来水龙头。冬季的取暖要靠各家自己的一个或若干小煤炉加烟囱。一旦炉子不慎熄灭，室内冬季的温度可降至冰点以下。另一个麻烦就是这样的煤炉在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一氧化碳，假如屋子通风不好的话，住户就有煤气中毒的危险，北京市当年每年冬季都会有些人因为这样的煤气中毒事故丧生。这样的房子都没有每家自己的厨房，住户做饭冬季就在家里取暖的煤炉上做，过了冬季就在室外屋檐下做饭。每天一到吃饭的时间，满院子都是各家各户的饭菜香味，那时的多数四合院早就不再是更早以前的独门独户，都是住了很多家的大杂院，那年代哪里有什么隐私可言，每家午饭晚饭吃什么都是公开的，院子里常可听到这样的寒暄：“某某某今儿个吃什么什么啊？”回答常常是“一起过来吃点吧”。某家包包子包饺子也常会给走得比较近的邻居家端去一盘一碗。弄得像一家人一样。谁家年轻人谈恋爱带男女朋友回家，都会受到全院人的注目礼，过后一定是满院子的品头论足一番。
多说几句当年的北京胡同大杂院文化，那时老瞎住的四合院估计在建造时属于一家清朝北京的中等收入家庭但绝对不是个官宦人家。尽管没有足够的文字记载，仅从院子的结构就可以看出，这个四合院是一个一进四合院，既院子里仅有一个完整的四合院结构- 就是从大门进来后只有一个被正房（南房）北房加东西厢房围起来的院落，称之为一进。这样的院子的主人（长辈）通常住在正房，下一代分住北房或东西厢房。比较有钱的人家常为若干进的四合院，院子的长辈主人通常住在最里面的院子里的正房；晚辈成家后各有自己的院子，但仍在整个大院子范围内。佣人保姆通常住在每一进院子的结合部的房间里，称之为耳房，也许耳房的名称来自于这些房间不构成任何一进四合院的一部分，而且面积较小，如耳朵一样，故称耳房。
老瞎住的四合院规模较小，仅为一进，所以可以断定原始主人一定不是很有钱的大户人家。毛泽东带领共产党进入北京后，许许多多的这样的四合院的原主人被赶走了，所有权归属了“国家”。老瞎后来居住的这个四合院的所有权也被“国家”分配给了第某机械工业部。住户都是些第某机械工业部的职工，本该住一家人的四合院挤进了八家人。演变成了大杂院。住户很杂，来源于社会不同阶层，有某机部的机关食堂大师傅（厨师），有某机部的机关幼儿园的老师，园长，有某机部的机关的老高级工程师，有某机部的机关的处长、司局长，有某机部的机关的小车司机。还有中小学的教师，医院的医护人员，工厂的工人，大学教师、家庭妇女。过去本该住一家人的四合院一下子挤进了好多家没有血缘关系的好几家人，尽管各自关起门来自成一统，但是每天出来进去，抬头不见低头见，相对狭小的生活空间令各家的个人隐私无处躲藏，时间一长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大杂院文化，一种奇特的人际关系。
比如说各家的收入水平不像在美国在同一家公司也未必知道同级同事的收入，在那时的大杂院里，每家人的收入都是高度透明的，不夸张地说，每个人对邻居家的每个月收入可以清楚到精确到几分钱的水平。那个院子里收入最窘迫的人家是每个月48元要养活一家四口人，最宽裕的是每个月336元也是养四口人。都说改革前如何如何平等，其实深入到这么一个普通的北京四合院就看到了家庭收入高达七倍的差别，这还是所谓的都是中央机关雇员的情况下，假如跟贫困的边远农村比较，其收入差别也许可能达到数百倍以至于上千倍。拓展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家庭收入的差别不是缩小了，而是大幅度地加大了不过跟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较，家庭可供支配的收入在普遍范围上还是大幅度地增加了，当然扣除了通货膨胀之后，这个增加到底有多大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也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收入的差别也就造成了人们行为模式上的巨大差别。行为模式上的差别也导致了无数的误会和矛盾。有趣的是，大杂院里的贫富差别没有过多地影响邻里间的关系，也许因为生存空间的狭小，邻里间的关系被大幅度地拉近了，时间一长，毫无血缘关系的邻居们逐渐变得像亲戚家人一样。比如那时没有人家有烘干机，洗完了的衣服都是晾晒在院子里，一旦被风吹落，邻居总会主动帮你捡起来挂起来，一旦突然下雨下雪，晾晒的衣服被褥也总会被某个邻居及时收到屋子里帮你折叠好等你下班后给你送回来。谁家有小孩子放学后没地方去，也总会有邻居主动为你照顾并且不收分文。谁家有外地来的亲戚来访恰逢主人不在家，也一定会有邻居主动把客人请到家里招待，也许会帮你做饭款待你的亲友。任何人家有了急病人，一定有邻居出面帮你送病人去医院，或帮你去医院看护病人，或为你做饭往医院送饭，或帮你照看留在家里的小孩子，许多年过去后，想起这些场景仍会觉得特别地温馨。当然，随着邻里间走得特别近，弄得像家人亲人一样的时候，对别人的心理期望也会变化，像每一个家庭一样，会产生无数的矛盾和争吵，有时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会弄得两家邻居变成仇敌，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到了老瞎现在的岁数再回头看过去的那些邻里争执，无非都源于某种误会，其实没有任何争执值得发展到争吵的地步。联想到这里华人社区的某些争执，尽管老瞎并不了解其中细节，可以合理地猜想，许多也是源于误会！很多时候，人相互间走得特别近了就会有类似于大杂院文化的现象，会对朋友有不切合实际的期望，期望别人对自己的理解有如家人胜于家人，一旦别人对自己的想法愿望不了解不理解时，不满和埋怨或者猜忌就油然而生。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就会变得无法容忍。其实人和人之间的期望值减低一点，就会发现很多问题不再是问题了，相互间的关系也就更融洽了。这样一来合作就变得更容易了，自己也更快乐了。
老瞎和瞎太的婚房也就是两个人自己油漆粉刷一新就算搞定了。家具是在某个那年代时兴的展销会，某种促销活动，上订购的，加上定做的个把柜子，印象中不到一千块钱就全搞定了。冰箱和彩色电视都是父母家淘汰更新后遗留下来的旧的东西，那时就觉得很满足了。老瞎和瞎太那时不仅没有什么钻戒，更没有任何结婚戒指，居然没给给瞎太留下了任何的遗憾。记得那时老瞎给瞎太唯一买过的首饰就是一根非常细的18K金的项链（大约六点几克），耗资88元，几乎是两个月的工资呢。老瞎当时结婚时的条件如果放在现在的北京，一个无房无车的大学教师，够高不福不帅，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剩男一个。瞎太假如嫁给老瞎可定会被闺蜜们痛骂瞎了眼，脑子进了水，脑子不是被门板夹了就是被驴给踢傻了。幸好后来瞎太没有后悔。一转眼银婚都过去了好多年了。现在北京年轻人的婚礼算上房子和车以及婚礼，恐怕要好几百万人民币才能搞定了。老瞎那个年代娶了瞎太，便宜占大了。
那年代低工资，低物价，很多东西都是配给的。比如房子，没有可供买卖的商品房，获取房子的唯一途径就是等候所在单位的分配住房，分配的依据就是，年资级别以及家庭人口。等到老瞎教书若干年后终于等到了一次福利分房的机会。因为老瞎开始工作很早，加上上大学是带工资，所以上大学也被计算成工作时间，于是老瞎的工龄就变得很长了，很大地改善了老瞎福利分房时的排序。最终顺利分到了一处一居室的住房，尽管要跟另一家人共享卫生间和厨房，但是从此不用担心冬天自己用小煤炉取暖的煤气中毒问题了。那时尽管收入低，不过因为是没有孩子的两人世界，比起养一大家子人的老教师们就显得日子好过多了。记得那时下了班长常不需要自己做饭，去教师职工食堂买两个小炒菜加上米饭馒头类的主食也就是几毛钱。那时的食堂是大学的一部分，非营利机构，近年回去发现由于这些服务社会化了，由个人承包当生意做了，于是价格也就跟外面的餐馆差别不大了。
有个老瞎常和朋友分享的小故事可以说明那时的大学老教师收入多么窘迫。有段时间，北京钢院常有展览馆餐厅来的外卖小车，专卖展览馆餐厅的俄式糕点。展览馆餐厅在老北京人中间通常被称为“老莫”，这可不是特指我们明州人对墨西哥移民的简称，而是对北京莫斯科餐厅的简称，这家餐厅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与前苏联关系特别铁的年代跟北京展览馆同时建造的西餐厅。那年代一提西餐通常和法式大餐，美国汉堡或者意大利美食没有任何关系，那时说的西餐就是被中餐化了的俄式食品。就像在美国的早期中国移民将中国菜美国化以后传遍美国，所谓“杂碎”“酸辣汤”“鸡蛋汤”都是在中国看不到所为典型美国化中餐。“老莫”里提供的所谓“奶油烤杂拌”“奶油红菜汤”“奶油炸鸡圈“以及餐后甜品中的”树根“（做成形如老树根状的奶油巧克力蛋糕卷）“核桃壳”（核桃仁加大量的糖与奶油和面粉做成的甜点）都曾经是老瞎和瞎太的最爱。不过收入有限，也不能天天享用。来美后发现老莫的这些东西跟在明州能买到的俄式食品很不同，也不知道老莫的俄式食品更正宗还是明州的俄式食品更原汁原味。不管怎么样，那时的来自展览馆餐厅的甜点外买车生意在北京钢院并不好。记得一次老瞎跟瞎太花了十几块钱买了几种甜点后，听见两位钢院的女教师在后面议论：“呦~~~，什么点心这么贵呀？里面有肉啊？！！！”那时物质供应匮乏，肉类是相对比较贵的食品，普通的糕点通常比较便宜，来自老莫的甜点大于是普通高点价格的几倍或十几倍。没享用过这么贵的糕点的北京钢院的老教师看到老莫的糕点如此高价，很自然地联想这里是否因为有肉所以这么贵呀？这小故事非常真实、形象、精确地描画了那个年代北京的大学老师的收入和消费的状况。现在当然早不是那个样子了。
就此搁笔，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