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炎炎，忍无可忍。我家大人挥一挥手说，走，到“涡戈”投奔刘阿贵去。
汽车在崇山峻岭里逆溪流而上。几小时后，柏油马路旁，出现一个路标：涡戈乡。老爹说，这个乡解放前曾经是这一带有名的集市：大烟馆，妓院，赌场林立，人们 也在这里交换藏民手里的毛皮，而盐巴和茶叶也从这里运输到更深的山里去。我老爹的几个舅舅都曾经在这里活跃过，有个舅舅贩卖过鸦片，而另一个跟着国民党去 了台湾了。
汽车转过一片水潭，老爹说，1976年地震的时候，这里的山垮了，一个村子整村被埋了进去，现在就在这水潭底下。全村只有两个在县城上学的小孩侥幸逃脱。 地震后的第二年，我老爹就到这附近的藏族自治乡卫生院做了院长，而炎炎夏日我们要去投奔的刘阿贵，就是老爹带的赤脚医生之一。那年我爹22岁，刘阿贵比他 小三岁。虽然只是三岁，去年我爸爸按照风俗给自己做寿衣的时候，刘阿贵还是按照子侄的辈分，和我们姐弟两一起，给我爸爸送上衣料钱。
记忆里，那个乡卫生所是个大院子。下雨的时候，在院子里就能听到附近山涧的水声，大人们有时候还说，听，娃娃鱼在叫唤。卫生所门口有棵大核桃树，下面就是 白马河。也就是“史记”里，“西南诸夷，白马为大”的那个白马族人聚居的地方。林业局在那上游伐木，大原木顺流而下，两岸的人有时候就去捞起来自己用。零 星就听到人说，某某在激流中被木头撞死了。
史书上的白马人后裔依然生活在那里，我隐隐忽忽记得小时候，那里类似泼水节的节日。到了那一天，小伙子们高举着黝黑的钢钎摇头摆尾，走过寨子，人们就泼水 到他们身上。而那钢钎平时是用来剥树皮的，有运输木料的车在寨子里暂歇的时候，人们就蜂拥而至，用钢钎把树皮剥下来，晒干之后烧火用。
我爸爸在那里待了十年。而我妈妈也在那里做过一年多的大夫。那时候，父母分别出诊，他们都挎着医箱，一个背着我，一个背着我弟弟到了病人家里，就让老乡把 鸡蛋黄里放上糖搅成糊糊。一家又一家，一山又一山。那个时候，出诊是不要钱的，老爹说：共产党一个月给你28元钱的工资，就是让你做这个的。只是收点儿药 费。院子里有时候有帮我们劈柴的白马妇女，也许那是连几分钱药费都出不起的人，那些妇女穿着蓝色的长裙，头上缠着一圈黑布，黑布上有大大的白环，头发长长 的编成辫子，在腰间一捆，再拖下去。
我记忆最深的家，是乡卫生所的一个内外套间。爸爸休息的时候，就带着枪去山里转，打了锦鸡回来，放在厅房里，锦鸡的尾巴特别长，一直拖到里面的睡房里。有一次，我被妈妈背在背上，同时，她还抱着比我小一岁的弟弟，邻居说，哎，背一个抱一个的。
这些都是我最初的一些零星的记忆片段。
话说，我们到涡戈的时候，刘阿贵正站在他家门口等我们。我一见他就笑了。
我想起了一路上大家说起的刘阿贵的传奇了。
刘阿贵这些年来，做些小营生，贩药材，贩野菜，也不乏各种法律的擦边球：贩木料和动物毛皮，当地人很多都这样。我老爹说，刘阿贵的车开坏几辆了，却从来没 有考过驾照，也没有上过车牌。他敢开着他没有车牌的车到绵阳，甚至成都去。只要被交警抓住，他就再也听不懂汉语了。我想象里，他就摸着他斜着戴的黄帽子， 一口白马藏话：阿坝洲来的，你懂伐？还未开化，你懂伐？你滴汉话我滴不懂，你懂伐？要钱滴没有，要人俺就跟你走，你懂伐？
虽然他的车也常被扣，但是不管在哪里，他都能找到办法把车捞出来，我老爹说完不一会儿，迎面驰来一辆没有牌照的车，转过这深山峡谷间的青山碧水，绝尘而去。
我记得父母说，当年我小时候，全家人的糖票给我换成奶粉我也饿得常哭，大人们忙的时候，刘阿贵总抱着哄我，给我教他们白马族的歌谣，有可能就是“汉民把我们赶上山，藏民夺了我们的田”之类的白马人被汉人驱赶，又被藏族同化的世代相传的老调子。
我笑着再次看到刘阿贵，他早已不是唱曲子的少年，也不是那破黄帽子的苦相。他发福了，开始谢顶的头上，已然白发生。
二
刘阿贵的家，是一栋三层的石头楼。刘阿贵的家原来在山上，那年地震后，政府要求山上的人搬下来。其实，这些年退耕还林，山上的耕地少了，而山下的营生越来 越容易，迁到河谷地带，本来就大势所趋。这些新建的村子，以整村推进的的原则修建。这个村子，是用石头修葺成白马人传统的样式。政府负责修两层。之后，村 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往上修。刘阿贵有五个孩子，所以他又修了第三层。这也是他当年那么辛苦营生的原因。
不过苦尽甘来。他大儿子考上公务员，在另一个县城里工作，他给儿子买了车，买了房。其余几个也都各有各的门路，一会儿他女儿也开着车从别的乡来看我们，那小外孙女儿，穿着复杂的白马藏人的花马甲。刘阿贵的妻子绣的马甲，能卖上很高的价钱。
刚进屋子，父母辈们，就各自组团，各占屋子打麻将去了。我却是第一次来。
这栋楼雕梁画栋，一侧的墙上画着白马人的女子，正在把酒而唱。他厨房里挂着腊肉，他妻子说，当地养猪场的肉不好吃，这些肉都是过年的时候，开车去更深的山 里面买来的。院子里，一根黑色的管子源源不断地流淌着大股的水，我去接了一些，只觉得冰寒刺骨。原来是从高山上直接接下来。后来，就是用这水做的玉米面干 饭，真是赞不绝口。
当地一户村民的房子：
老爹常说过，刘阿贵在给自己搬新家之前，一直都是我家搬家的主力军。
我妈妈只在藏乡待了一年多，就调回了县城。爸爸虽然还在乡下，不过却已经在县城买了块地，修我家第一栋房子。那是土木结构的二层楼。那些木头就是刘阿贵和 我爸爸天天在寨子附近的林子里转的时候找的：遥想那时候巨木参天，这二十几岁的两个青年商量说：这棵树适合做大梁，而这一根是多好的椽子啊。他们相互说 着，就开始带人砍了。然后，装上车，把别人送的烟再送给检查木头的卡哨的人，这样过了关，再进了城。
就在那个两层的木楼里我渡过我的童年，我家的围墙是红砖的，墙角有个小水缸养金鱼。院子里石榴树和梨树长得比房子还高。楼上木走廊的梁上常常吊着个秋千，葡萄藤有时候就盘进了木栏杆里。
等到我七八岁吧，爸爸从那白马藏族的寨子调到了县城的医院。那个时候，人们开始说，医院里居然没有钱就不给看病，大家都不可思议地叹着世风日下。而现在，没有钱就不能看病，这是就和太阳升起来一样理所当然。
那时候的刘阿贵，是一幅土而苦的形象。回想起来脸红，小时候，我特别以貌取人，那时候我家有条狗叫“点点”，遇到西装革履的客人，它就摇头摆尾，一副亲昵 可爱的模样。而农民模样的，昔日的老乡找我父母看病的，它就扑上去咬住裤腿。正像是那时候年幼无知的我心里藏着的那份自以为是。
也就是那个时候吧，我老爹那个去了台湾的舅舅终于传来消息要回来探亲了。不过他到了距离县城几十公里的镇子的时候，他特意打电话过来说，侄儿外甥他一概不 认，不要问他要钱，他只认他的兄弟姐妹们。后来等他见到了我的奶奶，我奶奶坚决拒绝了他的钱，并且说，我的儿女都有工作，生活得非常好。那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我们在别人眼里是也是穷人。
我家后来又一次搬家。就是把原来的的木楼拆了修成了钢筋水泥结构的，三百平米多平米的建筑面积外加四十平米的地下室，有乒乓球室，楼顶还有葡萄棚。而原先 养鱼的水缸，修成了带着假山喷泉养着睡莲的鱼池。我们姐弟早已到了外地了，而刘阿贵的女儿在县城上学的时候，就常常住在我们这屋子里。
父母家小院里小水池：
这个时候，台湾那个舅爷的女儿从定居的加拿大第一次回老家探亲。而我正在准备出国，老爹阻止说，还是别出去了，感觉外国也不是很好，你看你这个表姑，还是个硕士，吃穿用度，都显得捉襟见肘。
最近，新闻里说，有些房地产商忽悠人到欧洲买房子，比如忽悠人说买25万欧元的房子，就可以全家移民去希腊。我对家人说，如果老爹把老家的院子和他们现在 市区的住所都卖掉，就可以凑够去希腊买小农庄，他们的退休金加起来换算也有一千多欧元了，如果能有医疗保险，那么已经可以去希腊养老了。后来一想，退一万 步说，就算不是忽悠，到希腊养老，未必比到“涡戈”养老更好。然而，我们普通的百姓，能在经济上平视西方人了，这些却是三十年前，我们在藏乡的时候，二十 年前，我们住在木楼上的时候，甚至十多年前，想都不敢想。
有个经济学家说，他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他还曾鄙视说中国的草民们只关注经济的不平等，而忽视了政治的不平等。
然而我辈草民们却从生活中深知，经济不平等几乎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神仙们打架何须问，但是一路自己走过的路，利益核心之所在，却容不得旁人忽悠。
村里的小街道和议事厅
柴火
村口的学校
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的民居
大家都在打麻将的时候，我出去走走。这寨子有六条街道，街道整洁，水渠里流水潺潺。村子中央是村民的议事广场。那天，我使用了几个村民的厕所，都相当干 净。以前，我从事过野外工作，尽管我小时候也在农村生长过，但是后来再让我去适应农村的厕所可真困难。突然想起，有朋友说，现在农村人也干净了，只要有条 件，谁不想干净呢？
这里是周围几个县城的人农家乐的一个去处。而这附近的另外一个村庄，以饲养冷水鳟鱼知名，而成为周围居民吃鱼的去处。老爹说，现在这村里，除了在城里买 房，家里还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比比皆是。老爹这几年身体不好，动了几次大手术，他说，要是农民的话，可以报销掉百分之七八十。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那天下午又去登山。山涧水清又急，居然还有小蝌蚪在里面摇摇摆摆。回看来路，艰难险阻，来之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