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退休老党员的话
两位老人都是北方人，他们建国初期随大军南下，来到这个边陲省份。两个都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退休。男的老林瘦高个子，一脸善良诚实，还有农民的质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老林作为剧团团长先是靠边站，有一次，在政治学习时，让他给“牛鬼蛇神”读报，由于眼花，把报上的“打倒刘少奇”误念成“打倒毛主席”，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住进“牛棚”。老林被批斗了几年，受尽了折磨。毛主席去逝后才平反，调省群众艺术馆当馆长。女的姓马，她先后在报社、商业厅、科学院等部门搞过行政工作。老林和马阿姨都是在退休前后丧偶，各自过了一段孤独的日子，经人介绍，彼此相识后，重新建立了一个夕阳红家庭。
退休后，两老每日做气功、听广播，生活很有规律。在麻将风盛行的情况下，两老谁也不打麻将，保持着毛泽东时代好干部的本色。
还是五月底那会儿，马阿姨看了报纸和电视后，对北京的学潮就有看法，她说，肯定有坏人在背后插手！另外，她提醒我：
“你的几个孩子都不错，但是最好不要让他们收听美国之音，你没看报上一再讲嘛。”
“美国之音是造谣公司。”我替她讲。
“可不是，”她说，“这些孩子年纪还小，他们接受反面的东西多了，正面的东西就听不进去。将来他们到社会上工作，思想立场方面就容易出问题。”马阿姨完全出于关心，也是一番好意。
“美帝国主义要搞和平演变，必然要和我们争夺下一代。”我再次替她讲。
马阿姨笑了，笑得很开心。
我深知，这批工农干部是在毛泽东时代长大，他们没受过正规教育，对古今中外的事物的了解，完全是从报纸、中央文件、毛著中得来的。可以说，他们完全是在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的熏陶下长大成人，他们对民主和人权之类的概念是非常陌生的。这些人，心地也许相当善良，同情心和正义感也没泯灭，但他们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信仰却是坚定不移的。因此，与这些人交谈，没必要进行争论，只有现实本身才能改变他们多年形成的认识。
在这方面，老林的求实态度给我的印象较深。比如前一阶段学生为悼念胡耀邦逝世而举行的游行集会，谈起来他并没有表示反感。他说，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上，态度是坚决的。当时老林正主持省群众艺术馆的工作。在毛泽东时代，艺术馆历来是文化艺术界有“问题的人”呆的地方。也就说，文艺界的摘帽右派，出身不好“表现不好”的大学毕业生、犯了错误又达不到劳改判刑的文化人等，都弄到艺术馆去搞群众文化工作。有句顺口溜，说艺术馆里多是“地富反坏右，老弱病残臭”。所以，毛泽东时代艺术馆的干部往往都不说自己在艺术馆工作，怕人瞧不起，只是含混地说“在文艺部门工作”。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老林主持艺术馆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任务特别重。在当时，是坚持平反？还是等一等，看一看？是彻底平，还是走走形式？大家认识并不一致。有人认为，中国的政治运动一浪又一浪，不跟潮流走不行，跟得太紧也容易犯错误。积多年经验，最稳妥的办法是：一看二慢随大流，不左不右不犯错误。可是胡耀邦主持这个工作，抓得非常紧，当时限定了时间。
“我反复读了胡耀邦的一个讲话，觉得他的指示非常明确，态度也非常坚决。读了这个讲话，我的思想顾虑渐渐打消了，开始放心大胆地抓平反和落实政策工作。当然，也遇到一些阻力，包括文化局个别人，通过做工作，最后还是按时完成了任务。结果艺术馆广大群众都很满意。”老林缓缓地说。
显然，老林是个有正义感的老实人，他自己又尝到过轻易被打成“反革命”的滋味，自然对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采取积极认真的态度。
有次在闲聊时，谈到高干子女利用父母手中的权，批条子、倒买倒卖、大发横财，把款都存到了国外。比如我市市委书记的哥哥，本来是个色鬼恶棍，因为弟弟是市里一把手，就一下子从一个普通工人提为二商局的局长。他利用批烟酒的权利，很快成了暴发户，房子搞了几套，儿女安排了工作，几次出国。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马阿姨听了，说：“为了维护党的威信，应该给中央给邓小平写封写。请中央在报上澄清一下，免得影响党的威信。”
林馆长则出人意外地讲：“人家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布什都把自己的财产状况公诸于众，这一点，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没想到，像老林这样大年纪的基层领导干部，通过这十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也产生了这样的民主意识，真是不容易。谈到邓小平时，老林说：
“刚刚几年的功夫，就撤换了两个总书记。大家议论起来，都觉得邓小平这一点做的不对头。一些干部刚提拔上去，也不引导，不教育，出了问题就撤，这怎么能培养出有经验的好干部呢？有个材料上讲，邓小平对胡耀邦的工作有看法，他完全可以找胡耀邦去个别谈谈，有意见当面提，可他却让胡启立捎个口信去。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对基层干部也是，提了一些年轻的新干部，平日撒手不管，一有问题就想换人，这种搞法是不符合我们党的干部政策的……”
通过和两位退休老人的接触，我一方面觉得两位老人心地都不坏，另一方面也使我认识到，每个人对于当前形势的认识，都是受他的经历、文化水平、社会地位、个人处境、个性心理特点等等因素所制约的。两位老人只能用毛泽东时代的那些观念来认识目前发生的事件，来评判邓小平的言行；而只有广大青年学生和有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才有可能用人治与法制，专制和民主这些尺度来认识今年的学潮和邓小平的所作所为。因此，中国的启蒙任务，还任重道远……
（1989年7月10日）
速记学校校长刘正社的感慨
刘正社不到四十岁，个子不高，文革结束时，他既没正式工作，也没去考大学；当然，也许他曾经去考过，可能没有考取，对这个我们也没必要去深究。我要说的是，他父亲是个有头脑的人，过去曾经在北京文化部门工作过，不知什么原因来到这个边陲省份。他本来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他能够老当益壮，抓住改革开放的时机，办了一个中原速记函授学校。
八十年代初，一些文革中长大的年青人，对各种知识如饥似渴，他们除了纷纷报考各类大中专院校以外，还有许多年轻人对各种函授班感兴趣。我想，他们可能深感自己文化水平太低，没有一技之长，迫切需要学一些求生存的本领？或者是对十年文革的蹉跎岁月深感惋惜？总之，刘正社的父亲所办中原速记函授学校,一开始就很兴旺，报名人数很多，全国各地的寄款单，每天像雪片一样从邮局飘来。
说是函授学校，实际上，办公室就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雇了四五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培训一下，就担任函授学校的教师，受理天南地北的学员寄来的作业和信件。不到一两年，刘正社的父亲便成了富翁。老刘见儿子刘正社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想到自己年纪已大，便让他接了自己的班，成为函授学校的校长。
刘正社干了一段时间，很快熟悉了业务，他雄心勃勃，想到外省去发展。于是他先到广东珠海去考察，在那里租了房，也开办起“函授学校”。此外，他还在本省办了一份叫《少年与法》的杂志，自任社长，聘了一两个文化人担任编辑。出乎他的意料的是，办函授学校能一炮打响；办杂志却不顺利，出了一期，因销路没打开，赔了不少钱。
昨天，我在宿舍楼下见到刘正社，说好久没见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说，他刚从广东回来。我问他那边情况如何？他说：
“和我们这里大不相同。”
“你是说局面不好打开？”我问。
“我不是指办函授的事，我是说形势。”他接着说，“六月初，我恰恰是在广州和珠海一带。在那里，亲眼看到外国记者在北京拍的六四事件录相，是由香港电视台播放的。人家外国记者现场拍的录相，不像我们的电视台播的那些，尽是什么‘暴徒烧军车’，‘烧解放军’……而是解放军用机枪扫射北京的群众。那种场面可以说是惨不忍睹！说日本人在南京搞大屠杀，我看场面也不会比这更令人发指！说老实话，我看的时候，心子都吊起来了，气都喘不过来。在电视上，我看到澳大利亚总理霍克面对这种场面，都忍不住泪流满面……澳大利亚历来是坚持中立的国家，这次也主张谴责中国，并且总理霍克取消了今年访问中国的计划。人家西方国家是真正尊重人权的国家，哪像我们国家这样胡闹！现在，北京人和广东人，绝大多数都了解这场镇压的事实真相，他们提起来都骂不绝口。只有在我们这种信息不灵敏的地方，才会相信共产党那套宣传。我们这里太封闭，也太落后了。我弟弟在日本给我打越洋电话，问我了解实际情况不了解。我说了解，不需要他介绍。因为讲多了，监听长途电话的人要汇报给公安机关，抓进去打一顿，关几天，划不来。我给北京的亲戚打电话，他们也不敢在电话上多讲。只是说，一切都好，你们到北京来就清楚了。
“从北京回来的人讲，解放军的坦克一路上开枪扫射老百姓。前边一辆坦克起火，从里面跳出几个解放军来，后边的坦克就开枪将前边的打死。有人看见，还打死了两个外国人……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突然把电掐断，弄得一片漆黑，不是向学生开枪是干什么？电视上都可以看得出，纪念碑附近像下过雨一样，那是清洗血迹洒的水……
“我在广东看到北京这些惨状，已经彻底灰心，觉得中国没什么希望。在我们这个国家，你说还有什么法可讲？所以，我们办的《少年与法》无限期停刊。再办下去有什么意思？又有什么作用？
“省侨联有位负责人问我，对共产党这种搞法如何看？我说没想到，真是作梦也没想到！他说，用这种办法对付学生，对付北京的群众，这不是在全世界面前一次大暴露吗？哪个华侨看了不伤心？谁还会为你共产党讲好话？”
刘正社这一番肺腑之言，也使我对他刮目相看了。
（1989年7月12日）
一位厂报编辑谈北京的见闻
为了创收，也为了交流办报经验，我们学报编辑部办了个短期编辑培训班，面向全国各地小报编辑部的编辑。
7月14日来报到的学员中，有位厂报编辑，是来自北京起重机厂。他名叫吴学新，四十来岁，胖胖的，讲一口北京普通话，样子显得很谦和。培训班的学员都安排住在学校招待所的四楼。
短期培训结束，第二天学员们就要各奔东西，我晚上去看望学员们。
走进学员住的房间，和在座的学员聊了几句，知道室内的几位编辑，有来自湖北江汉石油报的，有来自省内一些大型企业厂报的，还有一些厂党委秘书及宣传干事也来参加培训。 我问在座的几位，北京来的吴学新到什么地方去了？一位学员说，他去某电机厂看战友，估计快回来了。大家正在闲聊之际，吴学新回来了。
大家给他让座。吴学新擦把脸，喝口水，一位湖北的编辑说：
“老吴，你是从北京来的，给大家介绍介绍北京的情况吧。”
老吴笑了笑说，其实报纸、电视上都有。
大家说，我们要听你的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的。
老吴说，好吧，那我就讲讲自己的见闻。老吴又喝了一口水，说：
“我们厂，就在建国门附近，离天安门倒也不算远，离外交公寓也相当近。四月底五月初，厂里的工人看到学潮起来了，就开始议论纷纷，活也懒得干。大家觉得学生提的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这些口号，也符合工人的心思。这些年，工人中也流传着不少高干子女搞官倒的传闻，也都希望党中央抓一抓，管一管。在学潮的影响下，大家也没心思干活，有些工人开始消极怠工。有的说，干也是给他妈别人干！
“大概是到5月17号前后，经过互相串联，厂里的大标语就亮出来了——‘工人老大哥要做你们的后盾’、‘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厂领导和厂党委书记看到工人也要上街，就发话说，你们要上街游行，就不给你们发奖金。工人说，我们要民主，我们可以不要奖金。
“我们的厂报，本来也登了一点工人上街游行的事。厂长知道了以后，马上下令，禁止厂报发送。就这样，整个一期厂报就报废了！
“有一次，我跟着游行队伍上街，碰到其它厂的工人，他们就问：你们厂的人都来了没有？我们厂的人讲：除了当官的，都来了。据我估计，在北京的工厂，工人大部分都上街了。李鹏如果不去首钢做工作，首钢的工人也有可能进城。你想想，首钢的头头腐败问题多严重，包情妇，买别墅，把人民的血汗钱像水一样挥霍……”
座中有人问：“听说工自联的三个头头在五月份被抓了？经过静坐示威，公安部门又放了？”
“有这么回事。”老吴说，“当时北京的工人经过串联，也组织了工自联。其中有个头头是北京市机械局职工大学的讲师。那天我上街，路过公安部大门口，见大门外有一百多人在那里静坐，打起的横幅标语是——‘还我中国的瓦文萨！’，那些静坐的人胆子也够大的。要是成千上万的人，也算不了什么。几十上百，敢在中国公安部门口静坐示威，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只要一个电话，几百武警一围，抓你也好，打你也好，还不是白挨？想起来，还是怕人。”
“恐怕当时还不敢。”有人插话，“政府还是怕工人和学生把事情弄大。”
“可不，当时抓人就是火上浇油。”有人说。
“那会儿，我曾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去看过几次。”老吴说，“白天，人不算多。一到晚上，老百姓就都来了。说是部队要进城，老百姓说是去保护学生。一到广场附近，真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若是有什么知名人士发表演讲，那掌声真像是暴风骤雨，哗——让人心里激动得连气都喘不过来。有些人真能讲，把我们社会现实中的问题分析得那叫真透！你听了就觉得，平常感受到的问题自己说不清道不明，模模糊糊，蒙蒙胧胧，人家一分析，句句都在点子上。我心想，中国真有能人，真有人才。中国要民主，要富强，是离不开这些人的。……”
老吴讲得很激动，可以看得出，他也有满腔的爱国热情，也希望中国改革成功。
“部队进城的情况如何？”有人问。
“六月三日晚上，电视中讲，不让老百姓上街，否则后果自负。我预感到要出问题，心里也有点紧张。可是奇怪的是，北京的老百姓照样涌上街头。到深夜十一二点，听说部队的坦克和军车要来了，有些人硬是不怕死，他们一排又一排躺在马路上，而且里边还有不少儿童和妇女。我看了，当时真是热血沸腾，眼泪都不自觉地流到脸上。这种场面，听说日本报纸和香港报纸把照片都登出来了。你说这些人是不明真相？是受蒙蔽？可是他们为啥这样豁出命来干，连死都不怕？有很多人讲，四十年前，北京人是敲锣打鼓，手拿红旗和鲜花，列队欢迎解放军入城；四十年后，北京老百姓舍着命来阻止解放军入城，这不是值得研究，值得思考的吗？”老吴讲到这里，大家都木头一样坐在那里，谁也不讲话。过了一会儿，有人问：
“那么还是死了一些人了？”
“怎么会不死人？”老吴苦涩地笑了笑说，“你想一想，部队接到死命令，规定几点几点必须到达天安门；北京的学生和老百姓又坚决阻挡部队进城，在马路上设了不少路障，有的人还有不少过激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坦克里的解放军和步行的解放军，接到开枪的命令以后，自然就毫不手软了——管你是儿童也好，妇女也好，只要是堵在路上的，一律用机枪和冲锋枪扫。哒哒……一梭子打过来，像割麦子一样，一倒一大片。倒下的有死，有伤，也有活着没受伤的。枪声一停，那些没受伤的人，就赶紧爬起来，有的找地方躲避，有的救伤员，有的抢尸体……枪一响，又是一片倒下去……所以，外台报道说，北京街头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外国拍了录相，录相一放，可不是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倒在大街上吗……
“那天晚上，我亲眼看见有些不怕死的人，手里拿着钢管，跑到坦克旁边，就把钢管往坦克履带里塞。他以为这样塞进去，就可以把履带搞坏，弄得坦克走不动。实际上，哪会那么容易？拦军车可以。汽车一停，有人用锥子往汽车轮胎上扎几个洞，汽车轮胎没气，就没辙了。车上的解放军只好下来走。部队一下车，就叫成千上万的群众包围分割了……
“第二天，六月五号，我去上班。只见解放军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头带钢盔，手持冲锋枪，而且两个哨兵背靠背站在一起，可见紧张到什么程度。我到厂以后，听厂里人议论，说那天早晨也打死一些人。这些人是一群一伙地走近解放军，解放军以为是找他们算账的，不喊话，也不问问，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梭子！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些人走过来，不知道前面出了什么事，走到跟前，解放军又是一梭子。你想，解放军杀红了眼，动不动就开枪，你说怕人不怕人？所以，头天晚上有成千上万的自行车丢在长安街，有些被坦克压得稀巴烂，有些没压坏的就放在马路边，可是没人敢去认领，你可以想象那景象该是什么样子。”
老吴讲到这里，不再言语。大家又陷入沉默之中。过了几分钟以后，有人问，你们厂打死几个？老吴说：
“据说整个机械局系统死了十多个，抓了有一百多人。死伤的人里，有的是由厂工会奉命组织的纠察队，到天安门广场去维持秩序，也给打死了。这些人死了，你说冤不冤？家属到厂里找领导，一把鼻涕一把泪，要求赔偿一万元。厂领导说，厂里没这笔开支。你要钱，去朝国家要。国家会给吗？也不可能给呀。所以，死了也好，伤了也好，只能自认倒楣吧！”
吴学新所讲的这些，把在座的人带到北京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仿佛跟着他又经历了那场历史的惨剧。不过，人们在这种场合，都不愿意谈自己的看法，而且也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时，有人看看表，说该休息了，大家才站起来，各自回自己的房间。
人们走了以后，老吴和我又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他曾经在部队当过兵，入了党，复员后到工厂当厂报编辑。在厂里也算是个文化人。学潮和六四事件给他很大震动。他说，这真是我终生难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