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真是“反帝”的英雄吗？

第3期
2011.05.25

导语： 高考制度使教科书成了中国孩子们的“圣经”，但如果有一天，当他们发现圣经的一部分正让事实埋藏在白纸黑字之外，会有怎样的困惑？在中小学课本上，我们曾读到过这样的内容：“由民间组织义和团发动的反帝爱国运动，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到1900年春夏间在京津地区形成高潮。”那历史上真实的义和团们，又是怎样反帝，如何爱国的？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这是初中历史教科书八年级上册第20页上对义和团的描述，接下来还有相关介绍：“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一些外国教会也猖狂地欺压中国人民。从1898年起，活跃在山东的民间组织义和团，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上面的歌谣就是当时传唱的。”



	“扶清灭洋”的义和团
	国内著名史学家白寿彝也在巨著《中国通史》中这样叙述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的反侵略斗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很多人踊跃参加……也提出了‘助清灭洋’、 ‘保清灭洋’等意思大致相同的口号。后来‘扶清灭洋’这个口号逐渐为各地义和团所普遍采用，成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能忍受外侮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

国学大师钱穆在以传统社会价值为立场的《国史大纲》中则从社会视角分析：“盖清自乾嘉以下，世道日衰，学者惟有训诂考据，不足以安心托命，乃转而逃此。下之则为天理教、八卦教、白莲教、红灯教、上帝会之此仆彼起，上之则有朝廷亲贵大臣，倚信拳民以排外，而酿成庚子之祸。庚子拳乱，虽挟有不少可笑的迷信，然其为中国上下不能忍受外侮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则一。”（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

这些出身五湖四海的好汉，在邹容、鲁迅、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亲历了这个时代的人笔下，却成了“横暴恣睢” （邹容语）、“反动”（鲁迅语）、“顽固”（蔡元培语）、“陈死寂灭之气象”（李大钊语）、“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陈独秀语）等负面形象的集合体。一曰“反帝爱国”、一曰“专制黑暗”，大家们对义和团的评价为何如此泾渭分明？这就需要了解在那个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庚子年，义和团究竟是如何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

“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陈独秀：《克林德碑》，写于“义和团”运动后第18年，作者系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



	全国义和团起事后近一年只杀掉一个洋人
	据美国历史学家施达格研究，在“1900年5月31日（注：时距义和团大师兄朱红灯1899年夏在山东杠子李庄树起‘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大旗已近一年）之前，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没有一个外国人是死在拳民手上的；惟一的一个就是卜克思先生在山东的遇害”。（George Nye Steiger：《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1927年英文版，转引自牟安世著：《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而庚子事变期间在华洋人的大量死亡（据统计约五百人），则出现在清朝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大贴悬赏洋人首级的告示之后，赏格明码标价，很难赖账：“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这也证明了一个道理：革命，不能只靠自觉。

每杀一洋人就杀百倍华人

义和团运动平息后，外国教会经统计得出结论：共241名外国人在1900年夏被杀。根据其他材料，对于外国平民被杀的最高统计则是500多人。（陈独秀：《克林德碑》，原载《新青年》5卷5号）而仅在直隶一省，中国籍教民的死亡人数就在两万人以上（据《历史研究》 2001年第1期文章《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省的天主教教民》，作者：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系法国国立科学研究院特级研究员），更遑论山东、山西、陕西等地的遇害者了。至于那些被义和团冠以“X毛子”、“白莲教”等名目杀害的普通中国人，更是不计其数（据陈独秀《克林德碑》，仅在北京城内，就有“死者十数万人”。）

“反帝”阶段性成果：北京城“死者十数万人”

马克思曾分析过，东方农民那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陈独秀则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这样叙述了义和团对北京市民的荼毒：“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陈独秀：《克林德碑》，原载《新青年》5卷5号）就这样，北京城内教民大部死于义和团刀下，幸存者便逃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依附洋人，筑垒自保。

义和团大师兄朱红灯因枉杀教民、窃取财货，被极端仇洋的清朝官员毓贤捕杀。

为英国外交官传递消息的16岁中国女孩。

洋人和教民在西什库教堂负隅抵抗。

“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写于“义和团”运动后第17年，作者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反帝”措施一：划成分杀同胞
	义和团既然只“灭”掉了一个洋人，那为何还要对同胞痛下杀手呢？这是因为比起老毛子来，还是同为中国人的二毛子、三毛子……乃至十毛子更好“灭”。义和团当时用划成分的办法把斗争对象分为“十毛”：老毛子（即大毛子）是遍体黄毛的洋人；二毛子是教民；三毛子以下分别以用洋货，行洋礼，崇洋、让洋等标准区分， “十毛之人，必杀无赦”（佐原笃介《拳事杂记》，载《义和团》第1册），“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第1 册）。

逢“洋”必灭不灭者“惟洋钱而已”

这划成分的办法一旦流传开来，义和团“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又如：“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身带铅笔、洋纸被团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某“有洋书两箱，亦被团众用刀斫。”（佐原笃介：《拳事杂记》，载《义和团》第1册）更甚者，即使不沾“洋”字，划不得成分，只要得罪了义和团也下场可期，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八旗中各旗的副长官，秩正二品）庆恒就因义和团寻仇被灭门。庆恒既是二品高官，又是主导义和团入京的载勋、载漪两王之好友，好友虽遭灭门，两王也不敢深究，只得草草以“伪义和团”销案。

曾经雄伟壮观的北京正阳门城楼

义和团进京后，火烧正阳门外商户四千多家，大火蔓延城楼，三日不灭。

拳众口号云“必斩一龙二虎十三羊”，“扬言当尽灭诸夷，不受赐，愿得一龙二虎头。一龙为上。二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也。”——郭则澐：《庚子诗鉴》，作者系清光绪年间进士，北洋政府代国务院秘书长。



	“反帝”措施二：必斩一龙二虎十三羊
	在一心“灭洋”的义和团面前，平民百姓固然人头落地，清朝高官也难逃无妄之灾。当慈禧御笔亲批“拳民忠贞、神术可用”后，“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此时义和团又发现了新的斗争对象——“一龙二虎十三羊”。当然，这一榜单中仍并无一个洋人。时人记述，拳众口号云“必斩一龙二虎十三羊” （郭则澐《庚子诗鉴》）；“扬言当尽灭诸夷，不受赐，愿得一龙二虎头。一龙为上。二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也。”（郭则澐《庚子诗鉴》）；拳党又倡呼种种名目：“德宗谓之一龙，礼王、庆王谓之二虎，百官谓之羊……” （柴萼《庚子纪事》）从义和团的口号中可以看到，“一龙”指清德宗光绪皇帝，“二虎”指主导洋务运动的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但凡支持他们的维新派官员，都叫做“羊”，意即除了少数保守派官员，朝廷上下无不可杀。

光绪皇帝侥幸逃生

一如既往，义和团在杀中国人时毫不手软。1900年6月25日，便有义和团六十余人与数名满洲贵族直闯瀛台屠 “龙”，虽被慈禧制止，但光绪这条“龙”也是生不如死，甚至被端郡王载漪的儿子面斥为“十毛大逆”中的第二等——“二毛子”（据《景善日记》及多种杂著）。至于“二虎”，李鸿章当时被慈禧下放广州，让义和团鞭长莫及。据文献记载，李氏初闻下放消息时乐不可支，义和团在北京大闹时，他在广州幸灾乐祸：如今“北事大坏”，收拾残局，“舍我其谁”（见《李鸿章年（日）谱》）。另一“虎”奕劻虽然留京，但由于多年位高权重，加之此时装聋作哑，不好杀也。真正人头落地的，便轮到“十三羊”了。

部级高官命丧刀下

“十三羊”如前文所述，所指何人说者不一，但他们和类似的什么“十三太保”、“十八罗汉”等等一样，前几名都是固定的。前五“羊”应该是力主剿拳议和的五大臣：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7月28日被杀，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前户部尚书立山则是8月 11日被杀。除此之外，“擒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杀编修刘可毅”，逼得“京朝官纷纷南遁”（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载《义和团》第1册），连两位力保义和团进京的朝廷大员——吏部尚书孙家鼐和大学士徐桐也不能幸免，家中皆被义和团洗劫。徐桐被抢之时，义和团还把这位“老道”（徐之诨名）拖出公审。八十岁的老进士跪地哀求方得幸免。就这样，“入团习拳”的团民们在北京杀尽抢够了，再分头攻打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来助兴。义和团已把半个北京夷为平地，另一半则有待于八国联军接班，而继续其烧杀掳掠之余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