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巷诗人戴望舒的沉哀与性格悲剧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
——《雨巷》
戴望舒因为《雨巷》，而有“雨巷诗人”之称。望舒现存92首诗，其语汇、韵律、意象，都明显受晚唐律绝和五代小词的影响。《雨巷》，令人想起李商隐《代赠》诗“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想起南唐中主李璟的《浣溪沙》“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戴望舒，似乎一生都踯躅在一条悠长、悠长的“雨巷”，他一直在寻找一个有着“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的女子，一个“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默默
彳 亍着，冷漠，凄清，又惆怅”的姑娘。
他找到了吗？没有，他一生都没有找到！这是他的性格悲剧所造成的。
彳 亍着，冷漠，凄清，又惆怅”的姑娘。
他找到了吗？没有，他一生都没有找到！这是他的性格悲剧所造成的。
麻点斑痕与月神的名字
戴望舒要寻找的丁香一样颜色、芬芳、忧愁、哀怨、彷徨的姑娘，只是他心造的幻影，是他忧愁、哀怨、彷徨的内心的外化和折射，是他的审美理想在年轻女子身上的寄托。
作为一个男子汉，戴望舒缺乏阳刚之气，阴柔、卑怯、烦忧、自卑，自作多情，自寻烦恼，连写诗也多作“雌音”。生理上的男子汉和气质上的女性化，注定了他一生在爱情上的失意、失落和失败。
戴望舒出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5），父亲戴立诚给他取名朝寀，字丞。“寀”，古代官吏从家邑中采食。“朝寀”，也就是封建朝廷官员的封邑、采邑，引申为走出采邑，在京都任职的官员。戴朝寀，字“丞”；“丞”，古代皇帝最高的四个辅佐之一；到后来，“丞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显然，戴望舒的父亲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寄托着对儿子的极大的希望，期望他将来能够在朝廷做官，辅佐皇上。
戴立诚的这个期望，无可厚非，因为望舒出生时还是在清末的光绪年间。
可是，戴朝寀却给自己取名叫“望舒”。原来古代神话传说，望舒是为月亮驾车的女神。《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注：“望舒，月御（为月亮驾车的女神）也。”洪兴祖补注：“月御曰望舒，亦曰纤阿。”后即以望舒指代月神，亦常指月里嫦娥。望舒又名“纤阿”。《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阳子骖乘，纤阿为御。”裴骃《集解》云：“纤阿，月御也。”司马贞《索隐》云：“纤阿，美女姣好貌……又，纤阿，山名，言有女子处其岩，月历数度，（女子）跃入月中，因为月御也。”戴朝寀之所以改名“望舒”，实在是一种追求“女性化”心理的应激反应。原来，戴朝寀生得躯体高大，粗犷，黝黑，兼之少年时出过天花，脸上留有麻点瘢痕，使他在同学、同侪中很自卑，自觉矮人一截。他希望自己有女性的美貌之身，具有月中嫦娥般细腻、温柔和美丽的女神风采。
这种男性高大、粗犷、黝黑的躯体和留有麻点瘢痕的脸面，与月神纤阿、月中嫦娥的名字，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有时凸显出雷霆般的暴躁、咆哮，甚至大动干戈，殴打恋人、妻子，有时自卑起来，却又立即变成绵羊般的温顺，承认错误，哀求原谅。如此喜怒无常，恋人和两任妻子都只好离他而去……
沉哀，绛色的沉哀
粗犷的身躯与天花病疾，刻在脸上的具有“趣味装饰”的麻点，使戴望舒成为同侪的笑料和戏谑的话题，从而一生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纪弦在《戴望舒二三事》中回忆说：
“有一次，在新雅粤菜馆，我们吃了满桌子的东西。结账时，望舒说：‘今天我没带钱。谁个子最高谁来付账，好不好？’这当然是指我。朋友们都盯着我瞧。我便说：‘不对，谁脸上有装饰趣味的谁请客。’大家没学过画，都听不懂，就问什么叫‘装饰趣味’。杜衡抢着说：‘不就是麻子吗？’于是引起哄堂大笑，连邻座不相识的茶客也忍不住笑起来了。”（1990年7月号《香港文学》）
这种友人之间无意的戏谑，对于人到中年的戴望舒，也许不至于感到羞辱。但是在青少年时期，粗犷、黝黑、麻脸，会使一个人十分的自卑，甚至于羞愧难当。少年戴望舒曾因此问过母亲：“当年为什么没有把我的天花治好？”进入社会以后，戴望舒对自己脸上的“装饰趣味”非常在意，十分自卑，一心想在另处“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去，赢得别人的认可和尊重。这个“另处”，就是文学，就是诗歌的创作，他梦想成为一个诗人！
人格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自卑情结是一种不能自助，无法赶上别人的复杂情感，心理压力呈直线增长。这种情感长期积淀而成为一种潜意识，从而产生一种企图在别处赶过和超越他人的冲动，梦想以另外的成功，扶平倾斜的心理场。
梦，梦想，是现实不足的一种补偿，缺陷成了他的一种动力，一种强大的内驱力！从少年时代起，戴望舒就一直在做“梦”，他梦想成为一个有别于同龄人的人，以补偿自己生理缺陷的不足。他找到了文学这一条路，孜孜矻矻于诗歌的创作。从17岁开始，戴望舒就发表诗作，20岁时，就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了。
戴望舒渴望有一位不计较他脸上的“装饰”，同情，知心，而美丽的异性，作为终生的伴侣。可是，脸上的麻点、瘢痕，成了他对爱情追求的巨大障碍。写诗，使他有了成就感，渴求爱情是他终生的追求。戴望舒写诗获得初步的成功，开始了另一场人生奋斗：幻想以自己的创作成就和诗人的声誉，获得真挚的爱情。
十七岁那年（1922），戴望舒同施蛰存、杜衡、张天翼成立一个文学团体“兰社”，并于第二年创办了《兰友》月刊；秋天，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1925年，20岁那年，转入震旦大学攻读法语。1926年与施蛰存、杜衡合作创办《璎珞》旬刊。从1926至1932年赴法国留学前，除了很短时间去过北京和回杭州老家，戴望舒几乎都借住在上海施蛰存的家中，前后达数年之久。
在施家居住期间，戴望舒认识了施蛰存的大妹施绛年（1910-1964），并很快地爱上了她。
施绛年，当年是上海女中学生，毕业后在邮电部门当职员。1928年，施绛年18岁，比戴望舒小5岁，活泼好动，与戴望舒的忧郁性格形成强烈的对比。
戴望舒虽然深深地爱上施绛年，但是粗犷的躯体和黝黑、麻点瘢痕的脸庞，使他羞于启口。虽然他与施绛年朝夕相见，却只能“借诗表白”。
1929年4月，戴望舒的《我的记忆》正式出版，他在书的扉页，用法文印上了几个字：
“A Jeanne”（给绛年）
戴望舒把自己的第一本诗集，献给了他心仪的女子。
但是，施绛年虽然了解戴望舒的“以诗示爱”，却并不爱戴望舒。而且由于望舒也并未明确提出，所以只能笑而不答。既未答应，也不拒绝，更引起戴望舒的“误判”和自作多情。在《我的恋人》的初稿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她是爱我的，但是她永远不说，
她是沉默的，甚至伤感地爱着的，
是的，我很知道，
因为我同一个少女微笑的时候，
她是会背着人去悲泣。”
戴望舒是“误判”了，他认为施绛年是爱自己的。他甚至想象自己对着另一个少女微笑的时候，绛年会“伤感地”“背着人去悲泣”。施绛年以沉默响应戴望舒的示爱，也使戴望舒误解她只是“羞涩”。《我的恋人》末了一节写道：
“她是一个静娴的少女，
她知道如何爱一个爱她的人，
但是我永远不能对你说她的名字，
因为她是一个羞涩的恋人。”
其实，施绛年当时是另有所爱的（也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子）。由于望舒身材高大，粗犷，脸上黝黑，还长着麻子，十分不雅。一个天使般的少女，施绛年自然并不爱戴望舒；在戴一方，是深情有加，而施绛年一方，则每每给与冷遇。所以，望舒的《我的恋人》，只能是想象，是“恋爱昏了头”：
“她有纤纤的手，
它会在我烦忧的时候安抚我，
她有清朗爱娇的声音，
那是只向我说着温柔的，
温柔到销熔了我的心的话的。”
显然，戴望舒是在“单相思”。《路上的小语》就是一首“单恋”的诗：
“给我吧，姑娘，你的像花一般燃着的，
像红宝石一样晶耀着的嘴唇，
它会给我蜜的味，酒的味。”
“给我吧，姑娘，那在你衫子下的
你那火一样的，十八岁的心，
那里是盛着天青色的爱情的。”
戴望舒最终向施绛年明确求婚，遭到绛年的拒绝。戴望舒万分失望，想一死了之，竟以跳楼要挟她。施绛年听说戴望舒要跳楼了，只好勉强答应，暂时缓冲一下。戴望舒赶紧抓住时机，让父母从杭州故家赶到上海，向施家提亲。施绛年父母起初并不同意，迫于望舒以死相挟，加上施蛰存在旁“敲边鼓”，最后也只能勉强同意。
闹剧一直“闹”到双方举行“订婚”仪式。1931年春暮，发了请帖，在沪上请了双方的亲友和许多友人参加。
同年岁暮，戴望舒提出结婚。施绛年又一次施展“缓兵之计”，提出条件：希望戴望舒出国留学，待学业有成，回国后有正当工作，收入稳定之后，方可完婚。为了得到施绛年，戴望舒只能答应她的苛求。
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乘坐达特安号邮船离开上海，到法国留学。戴望舒一出国，施绛年如释重负，勇敢地继续她与所爱的恋情。
施绛年“移情别恋”的消息传到法国，戴望舒赶紧弄到一张四等舱的船票，于1935年5月回到上海。向施蛰存一打听，证实了施绛年确实继续与原来的恋人相爱，并将很快就结婚。“冲冠一怒为红颜”，戴望舒在大庭广众之下，狠狠打了施绛年一记耳光（太粗暴了，性格使然！）,然后双方登报，解除婚约。头尾9年的追求，就此画上了句号，永远地结束了（施绛年后来与自己所爱建立了家庭，定居于香港，1964年去世）。这年戴望舒已经整整30岁，在爱情的路上依旧踯躅独行，他自我解嘲地写了一首《寻梦者》，说：
“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
你去航九年的旱海吧，
然后你逢到那金色的贝。”
“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
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
然后它在暗夜里开绽了。
你的梦开出花来了，
你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了，
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
弗洛伊德说：“梦，是人生缺陷的一种补偿。”戴望舒这位“寻梦者”，九年的梦终于醒了：九年的暗恋，九年的苦恋，并义无反顾地答应赴法留学，最终换来的是“沉哀，绛色的沉哀”：
“哦，不要请求我的无用心了！
你到山上去觅珊瑚吧，
你到海底去觅花枝吧；
什么是我们的好时光的纪念吗？
在这里，亲爱的，在这里，
这沉哀的，绛色的沉哀。”
——《林下的小语》
担起记忆，把沉哀吞咽
如果说，戴望舒与施绛年的解除婚约，原因是施绛年对戴望舒没有爱情，与望舒对绛年的误判而“自作多情”，那么这婚约的解除，原是很自然的事。至于同穆丽娟（1917——）婚姻的失败，终至离异，则戴望舒身上暴露出来的性格弱点却是重要的原因。
1935年，戴望舒与施绛年解除婚约后，就搬出施家，到江湾的公园坊一处公寓里，和友人同住。戴望舒和杜衡住一幢楼，另一幢楼是穆时英一家。这就促使戴望舒有机会与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相识，交往，恋爱，并终于结成连理。
穆时英比戴望舒小7岁，17岁就开始文学创作，对戴望舒崇拜有加，对戴望舒的失恋也很同情。有一回竟对望舒说：
“施蛰存的妹妹算得什么！我的妹妹要比她漂亮十倍，我给你介绍。”
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是穆家唯一的“千金”，在上海南洋女子中学读书。她爱好文学，对大哥穆时英发表的小说，每篇必读。
1935年，戴、施解除婚约时，穆丽娟已经18岁，正是含苞欲放，初解风情的年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同一般知识女性一样，对新文学作家特别崇敬。公寓里来了个诗人，又是大哥的朋友，穆丽娟很自然地对戴望舒有一种倾慕。而戴望舒因施绛年的“别恋”，正处于沉（痛）哀（苦）之中。感情空虚的间隙，很需要像穆丽娟那样文静、温柔、美丽的少女的抚慰。在打牌、跳舞，和帮助抄写诗稿的接触中，戴望舒熄灭了的爱情又重新燃烧起来；他很快得到穆丽娟的爱情。
1936年6月，戴望舒与穆丽娟正式结婚。新婚不久，戴、穆就离开江湾，搬到亨利路水利村30号过自己的小家庭生活。这是一幢三层楼房，三楼由叶灵凤、赵克臻夫妇住。戴望舒租下一楼和二楼，望舒、丽娟和望舒的母亲住二楼，一楼是书房和客厅。新婚夫妇和谐、甜蜜地生活在一起。除了编辑工作，写诗，翻译《唐吉珂德》外，望舒还学习俄文，翻译普希金和叶赛宁的诗。下午则时常偕同穆丽娟到新亚茶室，同文友们喝茶聊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文友们都十分羡慕并祝福他们。夫妻日子过得和谐、充实而又浪漫。第二年，他们的女儿戴咏素、小名朵朵诞生了，给家庭平添了几分喜悦和热闹。
1937年，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紧接着，“八一三淞沪保卫战”，日军的铁蹄打破了小夫妻的平静的生活。十一月十二日，日军占领了上海。第二年5月，戴望舒偕同穆丽娟，带了小朵朵，乘船离开上海，去了香港，暂时在西环薄扶林道的学士台居住。未久，搬到法国人玛蒂夫人的寓所：马蒂夫人在香港大学教授法文，住薄扶林道香港大学斜对面山坡上的一幢背山面海的三层楼房。戴望舒称所居为“林泉居”，可知其环境之清幽。戴望舒与穆丽娟、朵朵三人住二楼，马蒂夫人住一楼，三楼则租住了一户英国人。
“可是，女儿，这幸福是短暂的，
一霎时都被云锁在烟里。”
——《示长女》
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戴望舒与穆丽娟之劳燕分飞，在结婚的时候，就隐伏着仳离的因子,那就是戴望舒的“大男子主义”。
戴望舒在家庭生活中主宰一切，对穆丽娟的人格缺乏应有的尊重。
戴望舒以为结婚以后,爱人就是自己的附庸,对于一个小自己12岁的少女,他认为就是个“小女孩”，一切都须听从自己。因此，从没有同穆丽娟进行过感情的交流，对于家庭生活和各种问题也缺乏沟通。夫妻因此逐渐产生了隔阂。尤其到香港以后，戴望舒编辑、写作，交友，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在家里往往没有言辞，几乎什么话都没有。他是严重地忽略了穆丽娟，使穆丽娟深深感觉到婚后的压力，再没有婚前恋爱时的感情滋润，夫妻除了同住一室外，简直形同路人。穆丽娟在多年后回忆香港与戴望舒在一起时说：
“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也不管谁干什么，他什么时候出去，回来，我都不管，我出去，他也不管。”
这哪里像是夫妻？
其次，戴望舒在经济上也显得有些小气，自以为几个钱是自己辛苦写作换来的，管得特别严。在上海的两年和到香港的一年多，居然没有给自己妻子一分钱。穆丽娟一心侍候戴望舒，没有出去做事，身上没有一分一厘的零用钱，连看电影的钱都没有，更没法外出与女伴应酬。寸步难行,简直就是被禁锢在家中一样。这种家庭主妇，侍候丈夫，经济上不能独立，为几个小钱还得向丈夫伸手，算是真挚的爱情吗？对于一个觉醒了的知识女性，她羞于启口，欲言又止，严重损害了她的自尊，她感到人格上的侮辱。有一天，穆丽娟终于委婉地提出需要一点零用的钱的时候，戴望舒才每月给她30元钱，算是一天一元的零用。
再次，戴望舒性情暴躁，为了些小事情，有时竟然冲动起来，不仅粗俗地动口骂人，甚至动手打，拽，暴虐之性毕露无遗。当时丽娟的母亲也随着丽娟大哥穆时英到了香港。一次母亲生病，肚子痛得厉害，穆丽娟到大哥住处去看望母亲。由于照顾母亲，当天夜里无法赶回家里。戴望舒怀疑穆丽娟在外有何不雅的行为。第二天一早，即赶到岳母住处，强行将妻子硬是拽着回家。在场的朋友看不下去，进行劝阻，也无济于事。这种当众暴露夫妻之间的矛盾，使穆丽娟非常的难堪，比当年在大众面前扇了施绛年的巴掌，有过之而无不及，戴望舒的冲动、粗暴，实在是“本性难改”。
戴望舒在夫妻生活中，嫉妒，独断专横，视妻子为私有财产：生怕漂亮的妻子为别人所染指。为了不让穆丽娟回上海，1940年的冬至，穆丽娟的母亲病逝于上海，戴望舒却将岳母病逝的消息隐瞒起来，阻挡穆丽娟回上海奔丧。戴望舒此举实在是有违亲情，有悖于人性：自己不去上海帮忙料理岳母的丧事，还阻止妻子回上海，见母亲最后一面。母亲逝世后，穆丽娟尚不知情，直至有一天穿着大红色的衣服，叶灵凤的妻子看见了批评她：在母亲丧事期间为何穿红衣？这时穆丽娟才知道母亲逝世被隐瞒起来，夫妻因此大吵了一场。她悲痛地带了小女儿赶回上海奔丧，却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有看到。
丽娟的大哥穆时英在上海为中统搞特工，当时中统与军统闹矛盾，穆时英被戴笠的军统派人刺杀了。戴望舒不让丽娟回上海，不仅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还打骂说：“穆时英是汉奸，你是汉奸的妹妹，哭什么哭？”（徐品玉《我所知道的戴望舒与穆丽娟》，《星》报，1983年1月9日）
嫉妒，独断，专横，粗暴，小气，将妻子视为私有财产，兼之缺乏感情的交流与沟通，戴望舒与穆丽娟的夫妻关系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了。1940年12月，穆丽娟在上海写信给戴望舒，提出离婚的请求。戴望舒没有同意，穆丽娟坚决求离，戴望舒以服毒自杀的过激行为（后来被朋友抢救过来），企图挽留这一段婚姻。但是经历了痛苦的婚姻的教训，穆丽娟坚决要求离婚。她回信说：
“今天我将坚持自己的主张，我一定要离婚，因为像你自己说的那样，我自始就没有爱过你！”
但是，戴望舒不同意离婚，夫妻只好暂时分居。直到戴望舒已经同另一个少女结婚近8个月的1943年1月23日，才将离婚契约寄给穆丽娟，正式办理离婚手续。
戴望舒与穆丽娟的婚姻持续了五年，真正和谐的生活在一起，只有一年多的时间。穆丽娟后来回忆自己的婚姻时，虽然没有后悔的言辞，但对自己与戴望舒的婚姻也没有任何正面的评价，对戴望舒个人的评价只有8个字：“很有才气，嗜书如命。”看来戴、穆也是缺乏真正的爱情的。
至于戴望舒对穆丽娟，应该说是出于真爱，只是爱得不美，爱得粗暴，爱得太自私，所以最终只能是劳燕分飞。怪谁呢？
戴望舒服毒被抢救过来以后，仍然想到死亡。他设想自己由生而死，又由死而生，躺在沾满露水的青草地里，藓苔覆盖着全身，咀嚼着太阳的香味，看云雀在青空中高飞……她呼唤着萤火来照着他的复生，只是他能否担得起与穆丽娟五年婚姻的悲伤的记忆？能否将自己的“沉哀”吞咽？
这是分居后5个月，1941年6月26日，戴望舒《致萤火》的最后一节：
“萤火，萤火，
给一缕细细的光线——
够担得起记忆，
够把沉哀来吞咽！”
压着沉哀，透渗到骨髓的沉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5日，港英当局宣布向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2年3月，戴望舒同一些爱国抗日人士被日军逮捕，投入香港奥卑利监狱。真是“祸不单行”！这时，香港到上海的邮路和交通均告断绝，无法通过人告知已经分居，住在上海的穆丽娟。
1942年5月，戴望舒坐牢两个月后，叶灵凤通过友人，设法保释了戴望舒；并由叶灵凤介绍，到日军控制的大同图书印务局任编辑。
1942年5月30日，经人介绍，戴望舒同小他21岁的本局一个叫杨丽萍（又名杨静）的抄写员结婚。这年，杨丽萍才16岁，而戴望舒已经37岁了。虽是老夫少妻，性格差异很大，但戴望舒在初婚阶段还是很满意的。1942年11月24日，戴、杨结婚6个月以后，戴望舒才写信给穆丽娟，“同意离婚”。甚至将他与杨丽萍的结婚照寄给穆丽娟，向穆丽娟炫耀，言下之意：“你提出同我分手，可我却能找到的比你更年轻漂亮的女子！”
1943年1月23日，戴望舒给穆丽娟寄了“离婚契约”。
戴望舒同杨丽萍婚后一段时间，家庭生活相对平静。第二年生了二朵（戴咏絮），1945年又生了三朵（戴咏树）。
老夫少妻，家庭矛盾逐渐产生。杨丽萍年轻好动，好交际，而戴望舒只想过着平静的小家庭的生活；他的生涯全在买书、读书，编辑、写诗，不想再有什么家庭波折。可是一“动”一“静”，不善于实行“夫妻互补”的戴望舒，就只有通过写诗向杨丽萍表达了。1944年6月9日给丽萍写了《赠内》诗，末了一节有两句云：
“不如寂寂地过一世，
受着你光彩的熏沐……”
但是，好景不长。杨丽萍终于守不住寂寞，她只有十六、七岁，怎能像戴望舒要求于她的“寂寂地过一生”呢？
恋爱是幻想中的美丽，婚姻则必须遵循现实的法则。夫妻首先就是各自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相互体察，相互谅解，才能达到“琴瑟和鸣”。可是现实的法则是无情的，老夫少妻，年龄和阅历都决定了他们很难沟通。戴望舒一心想在事业上有成，希望有一个寂静安定的家，日日同杨丽萍相守一室，对着她“鬓边憔悴的花”，映着她“明媚的朱颜”（《赠内》）。可杨丽萍正是青春搏动时期，初婚的激情过去以后，一切归于平淡，少女的活泼好动，喜欢交际，这一切正常的心理和活动，竟使望舒感到无法理解，无法捉摸，把握不住。发展到后来，时常为了一点家常小事而争吵不休。这第二次的婚姻也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只差一根导火线了。
1946年3月，已经是抗战胜利的第二年，戴望舒带着杨丽萍和两个小女儿回到了上海。由于戴望舒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大同图书印务局任过编辑，有人因此怀疑他在香港期间有“附敌”行为，这种怀疑使他大受委屈，感到屈辱。在上海，为了生计，一个人兼了三所学校的不同课程。心理压力和生活压力，使他越来越暴躁。杨丽萍则在上海的花花世界中更不能自持，经常同一些年轻人交往，甚至结伴到美国军营长夜跳舞不归或迟迟回家。戴望舒对此十分恼怒，指责杨丽萍“感情不专”，却又提不出证据。双方经常为此大吵大闹。戴望舒气不过，就“大打出手”，狠狠打了杨丽萍。
戴望舒觉得在上海会“惯坏”杨丽萍，1948年，又一次携带妻子和咏素、咏絮、咏树三个女儿，再度流亡香港。五口之家，负担沉重，真是贫病交迫。杨丽萍早已不爱望舒了。1948年冬暮，杨丽萍偷偷爱上了同一房子的一个姓蔡的青年，接着向望舒提出离婚，并且与蔡姓青年双双出走，从此不归。
在同杨丽萍的不谐和的婚姻中，戴望舒经常思念穆丽娟。一次经过他们在香港的旧居，望舒忧苦悲伤地写了一首《过旧居》。再次说到心中的“沉哀”：
“而我的脚步为什么这样累？
是否我肩上压着苦难的年岁，
压着沉哀，透渗到骨髓，
使我眼睛朦胧，心头消失了光辉？”
人生遭际，性格决定命运
有一位哲人说，人的命运，10%决定于出身，15%决定于教育,60%决定于性格，还有15%决定于偶然的因素。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玄：性格真有那么大的“神力”吗？回答恐怕是肯定的。
性格是人格的核心组成，甚至可以说性格就是人格。人格和性格，反映了一个人总体上的心理特征；相对稳定、具有独特的倾向性。有的人自然随和，有的人守旧顽固；有的人沉默寡言，有的人慷慨豪爽；有的人粗枝大叶，有的人谨小慎微；有的人倾力奋斗，有的人懒惰松弛，有的人自卑又自傲，有的人不卑不亢，如此等等。
综观戴望舒的一生行事，尤其在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中所表露的性格特征，应是一个典型的“艺术型、自我型的悲情人格”（美国斯坦福大学MBA课程讲义），是一种内向与神经质人格的组合，时常呈现出忧郁、自卑和莫名的“沉哀”。戴望舒的这种性格，是他在少年时期患了天花，脸面麻点瘢痕，其貌不扬，为人嘲笑，经常处于无奈、无助状态而引起的。这种性格类型在自卑中忍辱，又成了他企图改变现状，迫使他努力奋斗的一股内驱力。他自卑，却驱使他在文学上努力奋斗，终于成为著名的诗人；他追求爱情，敏感，“误判”而神经质，既自卑，又自尊心特重。他追求施绛年，非常希望得到她的响应和回报，以致发生“误判”，以为绛年一定是爱他的，只是由于“羞涩”而不好意思开口。他过分看重施绛年对自己的评价，施的任何冷淡都会导致他内心激烈的冲突。由于心态经常处在失衡、变态的情况下，走不出心理的阴影，当他遭到施绛年的拒绝，现实与幻梦的太大的反差，导致他以跳楼自杀相要挟。
戴望舒在追求施绛年的九年中，十分情绪化。为了爱，他甚至答应施绛年的苛求，在经济非常拮据的情况下，毅然到法国留学。这种人格的人，时常以为自己付出了，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因而经常为了一点不合心意的事，拳脚相向，大动干戈。当他知道施绛年“移情别恋”了，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中羞辱她，重重地扇了她两个巴掌，从而彻底结束了九年的恋情。
戴望舒同穆丽娟结婚五载，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发生争执。戴望舒这种性格的人，在争论中非赢不可。在得不到别人的认同时，先是沉默、压抑，可是心理能量积聚到一定的时候，即刻就大爆发。他不断对穆丽娟作出了的一些过激、变态、不可理喻的事情，如大男子主义，不给零用钱，不让看电影，隐瞒岳母的死亡消息不让她到上海奔丧，等等，都显示出粗暴、自私的一面。当他无力应对穆丽娟提出离婚，产生心理危机时，就用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
戴望舒的这种性格，造成了穆丽娟与他的分居，并最终劳燕分飞。
在与杨丽萍的婚姻上，也如同他与穆丽娟一样。相差21岁的老夫少妻，年龄和阅历的差距更大，夫妻更难沟通，怀疑、嫉妒，殴打，最终杨丽萍也只好一走了事。
戴望舒一生经历了三场的婚恋，都失败了。这年他已经42岁，独自守着三个女儿，令人悲悯，同情！身边无一人照顾，贫病交迫。
1950年2月28日，他患严重的哮喘病，自己拿着针筒打麻黄素，自作主张，加大了剂量，引起因心脏的剧烈跳动，当即昏迷过去，抢救无效而逝世。
戴望舒出生于1905年11月5日，逝世于1950年2月28日，还没走完45年人生就离开人世，留下三个小女儿。三次婚恋，两度结婚，没能留下一个照顾他；大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戴望舒就不会死去！
“沉哀”啊，“绛色的沉哀”，“把沉哀吞咽”，“压着沉哀，透渗到骨髓”。令人同情！令人悲悯！令人诅咒的命运之神啊，为什么给了望舒“雨巷诗人”的桂冠，却把他造就成一幅有“装饰趣味”的脸面？
中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象征派诗人，是性格缺陷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