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里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出国并最终定居国外以前的居住地。
被扫地出门离开九号楼以后我们以在当时低人一等的身份又回到了平安里。当时的平安里住着军报印刷厂的工人和干部，再就是我们这些被赶出来，等待发落的人了。般到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再耽心被人看不起了，大家都差不多。外面的人就更分不清我们这些人的复杂身份了。军宣队的人也不会到这边来找麻烦了。我们终于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
我在太平仓胡同里的一所小学上学。白天我已经能很好地照顾自己了，我会按时到食堂打饭，也会洗一些小衣服了。有一次我把我妈买的吃半个月的鸡蛋都煮了并把所有的蛋黄都吃了，有近十个吧。后来被我妈骂了一顿，印象深刻。那时的付食是定量供应的，每人一个月的量非常小，也难怪我会挨骂了。
平静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好象没几个月我父亲就有了被发落的去处，山东省鱼台县济南军区工程兵农场。父亲的病已无大碍，他必须在七零年的元旦以前离开北京。我妈这时做了一个她认为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我们全家一起下放。原则上讲我妈可以不去，她完全可以留在北京继续在单位上班，那样的话我和弟弟也可以留在北京。但我妈觉得父亲的病刚好，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对他精神上的恢复不利。再者远离北京就是远离文革的疯狂，远离事非，值得一试。为了更加保险，我妈没有象很多家庭那样注销了北京户口，而是靠她单位的证明保留了我们三个人的北京户口。父亲也只是去下放劳改，一切组织关系仍在军报，他将等待进一步的发落。就这样，我们为将来重返北京铺好了道路。
剩下的日子里我们忙着买东西，打包，还要把拖运的行李提前送到火车站拖运。听说鱼台雨水很多，地面是那种很粘的胶泥，我妈还买了高腰雨鞋给她自己。我和弟弟则一人一双低腰雨鞋。为了告别北京，我们全家去前门的全聚德烤鸭店吃了一顿饭，全当是为自己送行了。后来听我妈说当时对以后的回北京并没有把握，吃烤鸭是真正的告别。
一九六九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就在全国人民准备过新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踏上了开往济南的火车。
多谢网友提供了这张平安里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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