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北京,每逢春节,“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和共产党”给我们安排的年货是:凭证,每人购买半斤带壳的炒花生、二两瓜子还有一两香油;是的,生肉也比平时的每月两斤多了。大陆的首善之区不过如此,外地的情形更等而下之。食欲毕竟是人的原始本能,那时候,人们都盼着过年。后来,日子渐渐好起来,清汤寡水时的理想——天天都过年,似乎实现了,经过一阵子胡吃海塞。许多人发了福,不少人还福贵地得上了高血压、糖尿病。年关节庆在节食、吃素声中到来,民众的兴奋劲也就不那么大了。
也正因为如此,经历过贫困的人们听来:“那时的饭比现在香,那时的水比现在甜”形容“上山下乡”的日子,是多么传神和意味深长。 但是,这绝不是普希金所说:“那过去的,都变为可爱。”
口腹之欲满足以后,我们全力追求精神升华了。古人定下的佳节吉日,还有亲人团聚、访朋问友的意思。不想,这时候我们却背井离乡,飘泊在外。又上了几岁年纪,亲朋故旧不是远隔,就是凋零。 遥望故乡的山水,贫瘠的土地因留着我们的足迹,便生出诗情画意;原来的粗茶淡饭关联着人情温暖,竟也令人怀念。每思及此,不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一番。悬想,那些身怀诗才画艺的朋友,值此之际,一定有满含人生哲理的佳作构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