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学部下干校至今已四十四年。对五七干校到底该如何定论？笔者认为不仅是劳民伤财，更多的是一种对人的思想强制性扭曲，对人才的极大浪费，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且不论“干部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否荒谬，这些人绝大多数并没有跟当地农民相处，再教育也就无从谈起。如果说通过劳动锻炼能够改造人，可实践证明并没有起到这个作用。近日笔者打电话给当年同住一室的陈长源阿姨，问她在干校的那些日子都想些什么。她说每天都盼望回北京，哪怕早一天都好。这就是当时人们的真实想法。杨绛先生于70年底听说钱钟书先生要提前调回北京，是那么高兴。可后来得知这是误传，又极为失落。杨先生坦承：“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①
学部从69年11月先遣队下干校，到70年8月上旬，学员先后分四批到达，共1858人（不包括家属和知识青年）。……到了息县，干校的校址只是八千亩平川，其余一无所有……②
要说学部下放人员在此期间还创造了一些物质财富，当数人们辛辛苦苦在东岳盖的那些席棚和土坯房。可这些房子在71年4月4日我们搬迁到明港之后不久，就被当地农民拆得一干二净，干校学员近一年半的血汗付之东流。农民为何敢哄抢干校财产？估计是因为这些财产归属不明，而农民又实在太穷，且缺乏法制观念。据说当时中央把这个干校交给了河南，河南交给了信阳，信阳交给了息县。到底由谁来接收，并不明确。③
自从学部下干校，一直有个说法：这个单位迟早要解散。人们为此忧心忡忡，纷纷考虑自己将来的出路。这不奇怪，当时毛泽东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换句话说，连大学都不需要文科了，学部这个纯文科研究机构的下场可想而知。幸好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是个明白人，知道学部这个单位聚集了一批中国顶尖文科学者、研究人员，一旦散掉就再也收不拢了。他决定将连锅端下放的学部，再连锅端回到北京，结束了这场莫名其妙的折腾。
72年10月，学部全体人员从干校返回北京。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可损失还是实实在在造成了。一些人在过度劳累中死去。所有研究人员在此期间荒废了业务，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有些64年进学部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了之后先是搞四清，紧接着就是66年文革，69年下干校，直到76年才开始搞研究。这一耽误就是十几年，浪费了大好光阴。
有的研究所下干校时把图书馆的书扎成一捆一捆的带下去，直到人员返回北京两年后，才把图书运回。一些珍贵的图书资料经过这一折腾，损失不小。
我家下干校前把房子退了，回到北京后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在大院一号楼四层，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很多空书架。那些高大的墨绿色铁书架不知是哪个所图书馆的，扔在过道里没人管。刚从干校回来的人们普遍缺少家具，于是偷偷把那些铁书架搬到家里用。说不清这是借还是偷，反正家家都那么干，法不责众。我和哥哥两人一个晚上就搬回来三个。同住在八号楼二层的顾准伯伯也用这种铁书架放书。就连住在七号楼一层的钱钟书先生家里，两面墙壁摆的都是这种借用的铁书架。④
如今，领导人提出了“不折腾”。这是在折腾了几十年后，国家和人民都付出惨痛代价、甚至是数以千万计生命做出的明智选择。希望今后中国长治久安，再也不要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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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老友关慎捷先生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对精准、生动地再现当年那段历史帮助极大，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特别须要提到的还有经济所当年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赵人伟、陈瑞铭（狗熊）、张曙光、经君健、陈长源、方留碧等几位叔叔、阿姨；以及干校派到东岳公社中学教书的汪子春老师。笔者多次或当面或通过电话向他们了解、核实当时的一些情况；同时他们也讲了不少自己当年在干校的经历及所见所闻，使笔者能够从多方位详实记叙述干校生活，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①《干校六记》，作者：杨绛
②《继续革命，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乘胜前进！》，学部干校一九七零年总结（油印本）
③《顾准日记》，顾准著/陈敏之、丁东编，p.245
④《我们仨》，作者：杨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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