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腿治好了。为知青争取权益，一番努力总算没有白费。基本上都拿到了。时间也过去了三个月。我怎么办?还回这个队吗?我心里没有谱。我决定先去队里看看，顺便和我的同学庆商量。就又借了自行车，骑车去到队里。骑了将近三个小时，到了村里。看不见一个人影，到地里找了一圈，也看不见人。而且家家户户都锁着门。奇怪，人都跑哪去了。正纳闷着，忽然看见有两个小学生走过来了。我拦住着两个学生，问:"怎么看不见人呢?"学生说"都在大队部开会呢，""开什么会""昨天两个知青偷队里的玉米，在开批斗会"。
我详细问了情况，原来是两个女知青看到早玉米可以吃了，她们就在昨天晚上偷偷的去地里掰了两小袋玉米，有十几个。拿回住处。还没有来得及吃，就被知情人告密。民兵队长带了几个民兵来到知青的住处，抓了个正着。今天中午，大队广播通知，下午不上工，全部到大队会议室开会。我听到这里，再也压不住火，骑车就往公社跑。到了公社，就去找管理知青的负责人石宝印。
一见石宝印，我生气地说"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主席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知识青年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所以才需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这完全是人们内部矛盾，xxx和xxx拿队里的玉米是不对，需要接受教育，但不是阶级敌人，队里凭什么把她们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批斗。"石宝印说"不会吧"我说"什么不会，你去队里看看吧，全大队家家户户锁着门，连工都不上，在大队部开会批xxx和xxx。"石宝印说"还有这事，这还能行。"马上拿起桌上的电话，给大队会议室打电话。电话通了，石宝印大声说"你们在干什么呢，，，，，你赶快l到公社来"。
我一看，电话打完了。我的肚子也饿得咕咕叫。我就问石宝印要吃的。说"我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饭呢，你得管我的饭"。石宝印说"这好办。"马上叫人给我准备吃的。过了20多分钟，大队长骑车赶来了。石宝印狠狠地批评了他。他还想狡辩，我毫不客气地说，我全都看见了，你别不承认。他这才没话说了。
就这样，又一次维护了我们知识青年的合法权益。但是，从小队到大队的头头，我全都得罪了。我还能呆在这里吗？我不再犹豫，心里拿定了主意，一定要离开这个队。怎么离开，另外，和我一起来的高中一年级时的女同学庆，我不能丢下她。我就又骑车到队里去找庆。
现在该介绍我和庆的友谊了。因初中毕业时，升学志愿是老师改的（这里面有个插曲，我会在我的学生时代里另外再叙），而我原本的志愿，前面的志愿全是中专，高中在最后，并且全部是重点，家附近的高中全没有填写，发榜时，被离家远的一所高中录取。当时，四个班，共200多人，我的成绩不算俄国，是年级第一，算上俄语，是第三。我的这位同学，算上俄语是年级第一，不算俄语是第二。我们俩分到了一个班。她担任学习委员，我是数学课代表。我们的关系非常好。
高中二年级，我转到离家很近的26中。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文革中，因她父亲的历史问题(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她几乎被孤立了，所以她后来行事低调，情绪低落。不愿意和班上的同学来往。唯有常常到我家来找我聊天，和我关系极好。所以，在联系插队时，我就帮她和我一起联系到这个队。到了队里，找到她，告诉她，我的想法，问她，要不要和我一起离开这个队。她非常信任我，说"你走，我也走，我们要在一起"。"那好，你收拾一下，咱们先回城，再想办法"。于是她就和我一起离开了这个队。
我和她一起经历了很多，我会另外撰文的。抗争的下一篇，我会写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打工时如何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