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廖海，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是一个脑控技术受害者。脑控实施者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对我长期实施了残酷的脑控技术实验和迫害，给我造成了很严重的身体伤害和精神伤害，让我经历了很多痛苦和磨难，严重影响我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人的大脑其实是一台生物电脑，在人的大脑里产生一种生物电波，正是由于这种生物电波在人脑中的运动，连接人脑中的各种功能和记忆，使我们能控制身体的运动和产生自我的思维、意识。这种生物电波我们称之为脑电波，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的脑电波频率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的脑电波频率却都有一个固定的频率。
脑控实施者利用每个人脑电波的固有频率，用脑控设备通过卫星向人脑发送：语言信息、声音信息等，刺激和干扰人的大脑，获取他们想要的信息。再经过特殊手段，将接收到的人的脑电波转换成他们需要的：语言信息、声音信息、文字信息、图像信息等，从而知道人的大脑里的思维活动。这种脑控设备能把人的眼睛变成它的摄像头，耳朵变成它的窃听器。这种脑控设备能把人的大脑变成受它控制的生物计算机，引导和逼迫，甚至控制被控制者帮它分析、处理问题和事情。
用脑控技术制造的脑控设备能够监控人大脑里面的思维，能够干扰、改变、控制人的思想，能够约束和控制人的行为，甚至杀人等，有着极高的军事价值，关系到巨大的国家利益。很长时间以来，这种脑控技术一直被各国视为最高机密，作为最高级的间谍手段。由于那些混蛋用这种脑控设备做的坏事太多了，他们的丑恶罪行想让人不知道都难。
我在网上发表了《一封给脑控技术受害者们的信》后不久，也就是2013年8月19日上午，我正在家里上网，突然我接到广西北海市公安局的一位男警官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先说明他的身份后，他说他在网上看了我写的文章，说要到我家来跟我谈谈，叫我不要紧张。我后来到我们约好的北海市财政局的大门口接他们到我家。他们是开车来的，共四个人，两个男警官和两个女警官，都穿着便衣。我把这几个警官带到我家后，其中一个男警官向我出示了警官证，这个向我出示警官证的警官向我出示完警官证后就离开了我家。两个女警官一个对我进行询问，一个给我做笔录。另一个男警官到我父亲的房间里找我父亲谈话。这个男警官刚进到我家里时，说了这样一句话：“确实有脑控受害群体的存在，我们警方将会用脑控技术进行破案。”我当即在心里产生了质疑，因为我知道世界各国研究脑控技术并不是用来破案，而是先用来犯罪，严重侵犯人类的人权，使得世界各地产生了无数的脑控技术受害者。对我进行询问的那个女警官询问了我的学历和当兵简历后，我正在向她口述我的脑控技术受害情况时，那个男警官从我父亲的房间出来，分别叫了那两个女警官到我家门外谈了一阵后，那三个警官就向我告辞离开了我家。临走时，那个给我做笔录的女警官说了一句：“不用让他在笔录上按手印了。”我送那三个警官下楼时，我问那个男警官：“给我打电话的那个手机号是不是你的？”那个男警官回答我说：“是我借别人的手机打的。”我听了有点发火，把我当傻子了！既然他这么说了，我也不会打他的手机。
事后我问我父亲才知道：我父亲怕警察找我的麻烦，骗找他谈话的那个男警官，说我在部队因意外断了一节手指，由此产生了精神问题。那些警察居然相信了我父亲的话，难怪那么快就走了。
北海市公安局警察对我进行的第二次家访，是在我在网上发表《脑控技术受害者廖海写给中国公安部长的信》后不久。2013年11月26日我休假在家，那天上午我在家里上网看电视剧，突然听到敲门声，我开门一看，是两个我不认识的人，其中一个人问我：“你是不是廖海？”我回答说：“是。”这个人接着说：“我们是北海市公安局的，上次我们的人来过你家，没有了解清楚情况。”我这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这两个人，是穿便衣的男警官。我请他们到家里坐下后，其中一个警官（A警官）就问我：“你说你被脑控了，为什么我们没有被脑控？”我回答说：“可能是因为我有被脑控实施者看中的利用价值。脑控实施者只敢有选择性的对一部分人进行脑控技术实验，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被用来做脑控技术实验，全世界岂不是要大乱了？”我接着很耐心地向他解释脑控技术的原理和对人类的危害，他才没话说。这个A警官问我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他是装傻，还是在故意刁难我。他来我家对我家访之前，应该看过我向北海市公安局提供的那些脑控技术材料，对脑控技术有所了解，怎么还问我这样的问题？这个A警官对我说：“你在网上发表的文章中说你不知道凶手在什么地方，就像你报案你被人打了，被谁打的你又不知道，叫我们警方怎么帮你破案？”我回答说：“我分析凶手应该在国内、国外大型的科学研究部门和机构，特别是大型的军事研究部门和机构。中国大型的脑控设备可能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我从一位科研人员的口中得知，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专门研究人脑，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也是一个重点嫌疑对象。中国科学院的嫌疑最大，因为中国科学院是中国最大的科学研究机构，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琳，在网上发表想为研究脑控技术披上合法外衣的文章。我国神经科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宜张教授在网上发表关于脑控问题的评论。”这个A警官对我说：“脑控技术是军队搞的东西，军队是维护国家主权的，警察是维护人权的，军队的事情我们警方管不了，我们警方只能和军方协调。”我听了嘴上没说，但心里在想：“你既然知道警察是维护人权的，怎么不见你们警察维护我们这些脑控技术受害者的人权？”我问A警官：“是不是公安部叫你们来的？”这个A警官回答我说：“不是。”我问A警官：“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手机号码吗？”这个A警官回答我说：“你没必要知道我的手机号码。”我对A警官说：“可能是因为我喜欢研究经济学和军事学，所以才会被脑控实施者拿我来做脑控技术实验！”这个A警官马上提高声音对我说：“不会的！我们警察也有很多人喜欢看飞机、大炮，怎么没见拿我们做实验？”我觉得我之前已经回答过这个A警官的这种问题了，所以我没有再向他解释这个问题。我对这个A警官说：“我将我的脑控技术受害材料寄往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全国各大电视台和报社、杂志社等，可能是迫于多方面的压力，脑控实施者对我的迫害减少了很多，脑控实施者还发送脑电波信息到我的大脑里向我道歉。”这个A警官对我说：“你也知道这种脑控技术是军队研究的，我们警方也管不了。既然人家已经向你道歉了，就算了！你今后就不要再在网上发帖子了。”我听了有点发火，脑控实施者发送脑电波信息到我的大脑里的这种道歉，谁稀罕呀！又不是真人站在我面前向我道歉！而且脑控实施者对我的伤害，不是用两句道歉的话就可以把我的身体创伤和心灵创伤抚平的！我对这个A警官说：“我由于被脑控实施者的迫害，使我在部队时被关了三年，我被强迫长期和过量服用精神类药物，导致我精囊出血和严重阳痿，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而且还导致我记忆力严重减退和反应迟钝。”这个A警官叫我拿我的病历给他看了。这个A警官问我：“你有什么要求？”我回答说：“我要求公安机关对我报的这个脑控技术受害案立案侦查，找出凶手，让脑控实施者停止对我的迫害，让脑控实施者公开对我进行道歉，并追究脑控实施者的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并且赔偿我精神损失费等费用。”
另一个警官（B警官）到我父亲的房间里找我父亲谈话，由于我前两天才问我父亲，我父亲说他与B警官之间的谈话内容他已经记得不太清了。我父亲说只记得B警官问他：“廖海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我的父亲回答说：“廖海在部队时发生的。”B警官说：“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的父亲说：“要不是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廖海现在应该还在部队服役。”
北海市公安局的警察来我家进行的两次家访，就像是例行公事一样。连电话号码都不肯给我，我还敢指望他们会对我报的这个脑控技术受害案件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吗？更不敢指望他们破案了！
脑控实施者以前用脑控设备经常重复地向我的大脑里发送这样的话：“廖海，我要控制你一世，我要让你一辈子都做我的奴隶，我要让你生不如死。你活着斗不过我，你死了更斗不过我。”这是对我的威胁和恐吓！脑控实施者向我的大脑里发送这样的话，不知道是想刺激我自杀，还是想防止我自杀。我是不会自杀的，这样的话只会激起我更大的仇恨。就算是死，我也要和脑控实施者斗争到底！
无论是什么人，官有多大，地位有多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只要触犯了法律，就要受到法律的严惩！维护国家主权，不能成为军方（脑控实施者）用脑控设备任意对无辜平民进行迫害的理由。
我并是不反对研究脑控技术。脑控技术如果合理、合法地应用，对人类也会有很多好处。各国研究脑控技术，要用到人类做脑控技术实验时，必须要得到实验对象的同意，并且要给予实验对象合理的经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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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 海
2013年1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