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与日本政府商谈签订《马关条约》。当中国准备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给日本的消息传出后，，朝野大哗。当时正在北京举行丁未科的科举考试，各地参加考试的举人聚集北京。这些当时的“精英”们，群情激愤，怒不可当，遂由康有为梁启超执笔，1200名在京举人联署，发出《上今上皇帝书》。并由康梁带领，游行请愿，向朝廷递交这个请愿书。这个事件，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是民间发起的第一个请愿活动。公车上书，对当时社会触动很大；三年后的戊戌变法，就是这个请愿的直接结果。
戊戌变法从形式上看是失败了，但变法中提出的具体要求，却在清末的最后几年，不仅都得以实现，甚至走得更远。像1909年底在各省成立的咨议局，不仅是代表民意和对地方大员监督的机构，更具有将各省联合起来，向中央施加压力的功能。1910年，震撼全国的三次咨议局大请愿，就是全国各省民意的总宣泄。而这些民意所代表的，不再是公车上书时的知识精英小圈子，而是广泛扩展到了新型知识阶层，工商实业界和中上层汉族官僚集团。
三次请愿，分别发生在1910年的1月，4月和10月，由全国各省咨议局议员的的代表，在北京向清皇权的最高代表摄政王表达对立宪的共同看法：一是清政府1906年提出的十年行宪，时间太久；日久可能会引起巨大社会动乱。二是尽早召开国会，由国会选举责任内阁，实现宪政。三次请愿，一次接着一次，都是在上一次被清廷否决后，全国咨议局联合会发起下一次请愿。
整整一年，代表立宪民意的咨议局，和朝廷交锋了多次，都是无功而返。第一次，摄政王回答说：“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划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程之累”。第二次请愿，举办方征集了三十万人的签名，递交了十个不同侧重的请愿书。对此，朝廷答复：“朝廷不能开此先例，以防群起效尤”，并严令以后“毋得再行渎请”。咨议局和立宪派什么都没得到，下一次请愿势在必行。
第三次，正值中央的立宪咨询机构资政院成立。按清廷早年设想，这是今后在宪政体制下，相当于议会上院的机构。咨议局在北京请愿的同时，在一些主要城市，出现了地区性的请愿，并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众游行，抗议朝廷拒不接受人民请愿要求，延误立宪。咨议局请愿代表，把请愿书不仅送到摄政王府，也送交到正在成立的资政院，以获取支持。面对强烈的民意和咨议局代表的不懈努力，清廷被迫做出形式上的一点让步。 11月4日，摄政王谕曰：“缩改于宣统五年（1913年）实行开设议院……预即组织内阁”，将原定的开设议会的期限提前了3年。但同时宣布：“此后倘有无知愚氓藉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踰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
按照这一精神，当沈阳学生在北京进行第四次请愿时，就遭到了当局的镇压。而作为前三次请愿主要组织者的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看出清廷无意在立宪大局上做根本让步，也相信清廷会在最后关头，不惜用镇压民意来延长自己的统治。所以代表江浙地区咨议局议员，率先停止了请愿活动，静观时局变化。说起这个张謇，除了他的政治智慧和众多的历史贡献，如立宪，支持辛亥，兴办民族工业等，不能不提到他创办过众多学校。其中一所，就是我上过的大学前身。2009年，母校100年校庆，把校史上延到1909年开办的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而这个学校的创办人，就是张謇先生。
回到立宪运动上来。三次请愿的失败，实际上是以汉族官僚集团主导的立宪运动走到末日的象征。像第三次请愿，咨议局明确提出的是：1911（辛亥年）年召开国会，通过宪法，选出执政内阁。没有国会，责任内阁无从谈起；而没有责任内阁，千头万绪的立宪行政实施，也不会落到实处。咨议局立宪派的目的是想借助国会成员中汉族会占绝对多数的条件，改变皇家的宪法大纲，实现满族保持皇权，汉族实现治权的宪政。而自大和目中无人的满皇族，借助手中现有的大权，想在国会成立前，用资政的形式，先主导立法通过那部宪法大纲；再抓住行政权，继续保持对多数民族的绝对统治。这个重大分歧，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所以，中国的立宪，到了1910年底，基本走进了死胡同。
但咨议局的三次请愿，确实把过去只在上层议论和解决的立宪大题目，展现到全国人民面前，让清廷彻底暴露了假立宪，真保皇的面孔；造成了舆论严厉谴责朝廷的局面，也形成了地方对中央的压力和反制。武昌起义后，短短一个月内，全国22省中的18省，宣布支持革命，脱离清朝廷，是和各省咨议局的影响分不开的。所以，有人总结这段历史，说：“辛亥革命，皆以咨议局为发端”， 是很中肯的。清廷在抗拒三次请愿中，不仅失去了民心民意，也失去了舆论的支持，更失去了对各省地方的控制。人们拭目以待，它在专制独裁的路上还能走到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