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叫企业家走在监狱的路上

1982年至2000年,作者先后任大连日报,新华社大连支社和香港文汇报记者,2000年12月至2006年,作者因揭露薄熙来贪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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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叫企业家走在监狱的路上
 
姜维平
 
这几天网上的力作不少,有一篇题为《民营企业的九大风险》是著名律师陈有西写的,写得非常深刻,击中时弊,而且语言也很形象,生动,他称,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行走在通往监狱的路上,我看一点也不过分,回忆过去接触过的一些东北民企老板,有大有小,有名气响和默默无名的,有为富不仁的,也有德材兼备的,很难一言概括其思想性格,但他们的共同点是,即“靠近政府”也“亲近官员”,没有这两条赚不到钱,赚了也会遭殃,而且那些双“亲近”的,因为官场人事的变化而被殃及的比比皆是,所以,尽管民企老板大都不想谈政治,但政治空气无所不在,哪个老板也跑不掉,这就像在一个大舞台给你表演,演员可以有各种风格,但背景都是一样的,都无法避开风险。重庆在“唱红打黑”运动中,集中推出了640个黑社会和成千上万的入狱或逃亡的良民,是最形象的注脚,它们成了薄熙来问鼎中南海,冒险进行“政治赌注”的牺牲品,至今无一例获得平反,足证这个舞台多大,背景多深,而拨乱反正有多难。
 
早在2009年,笔者刚来加拿大,面对薄王“黑打”时的一片喝彩声,我写了一篇题为《抓文强,黎强,薄熙来剑指汪洋贺国强》,在《大纪元》网站首发后,引起许多读者注意,法广一个女记者打电话给我,表示了她的惊诧心情,她说“打黑”是好事,人民拥护的,怎么能与汪洋和贺国强的事联系在一起,真的是官员内斗吗?我进一步解释了一下,她还是半信半疑,并建议我以后发稿用笔名,大概是怕我也遭遇“黑打”,但至今读者如果回头思虑,一定不会再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多人不知道,像我这样近距离目击薄熙来的记者,为了得出正确结论并把真相告诉国人,不仅历时数十年,而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因为大多数的人,过去轻信,善良,是容易受骗上当的,有了悟性也是愿意息事宁人的,毕竟监狱不是疗养院,谁不想人生及时行乐呢?正是基于这一私利,过去跟随薄熙来“黑打”的人,现在也缺乏忏悔,更不愿为平反冤假错案出力。
 
因此,时代呼唤强人做出强者之事,像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一样,近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尽管套话还是不少,但他强有力地提出了“维权”和“维稳”的关系问题,对行走在监狱路上的民企老板是一个鼓舞,也许胡德平再次光临重庆,就是带去这种精神的,无疑地,孙政才等重庆新的领导人,需要深刻反思过去几年薄王犯下的滔天罪行,需要公正地面对遭受诬陷不实之词的众多民企老板,需要给一些有错无罪的民企恢复名誉,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他们的思想认识还跟不上,对重庆来说,头等大事是“维权”,而不是“维稳”,更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应当把薄王夺去的民企名誉权,人身权,财产权等夺回来,才能使人心大顺,是非分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相反,开再多的会,讲再多的谎话,树立再多的假典型,抓再多的人,也没用。总之,别想再继续“忽悠”,让民企老板走在监狱的路上。
 
现在,重庆官场有一种流行病似的错误认识:薄王的罪行是腐败和枉法,但不包括“唱红打黑”,自然640个“黑社会”定性没错,参与“黑打”的人,甚至刑讯逼供的专案组骨干也没事,已经入狱的罪犯不应当平反,公检法的权威不容动摇,但这是颠倒黑白的劣行,实际上,640个“黑社会”至少一大半是虚构和包装出来的,一些孤立的毫不相干的刑事案件的当事人,之所以和富豪,民企强扭在一起,是因为薄熙来,周永康之流的野心家,急需“抢钱买官”,篡党夺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俊峰集团的民企已购买的军用土地,招来了新军头的羡慕和嫉恨,而薄熙来急需把民企的“大蛋糕”送上去,进而拉拢军队,于是,就发生了李俊逃亡事件。其它的民企老板无一不是卷入地方官场的内斗,或者薄王需要对立派官员受贿的“黑材料”,民企老板成了被绑架的舌头,彭治民,黎强,陈明亮,王天伦等人无一不是政治牺牲品,由于薄熙来判刑,周永康受困,这些真相的轮廓渐次清晰,但细节依然不敢由媒体合盘托出,所以,至今重庆老百姓怀念薄王的人不少。
 
由于重庆的地方领导人缺乏勇气,没有让真相拨开民众眼前的迷雾,他们在等待上级的明确指示,瞻前顾后地徘徊,耽搁了不少时间,而这种笼罩山城的庸人浮浅而愚昧的“云雾”又成了他们阻止冤案平反的理由,好像重庆的民意不在受害者的一边,好像平反了近千名警察就万事大吉,但他们遗忘了关键的一点,270个专案组已经毁尽了重庆公检法的形象,640个“黑社会”已经挑战了人们认知的底线,数以万计的人逃亡已打碎了“平安重庆”的美梦,不受理提出申诉的民企老板的文书,就是践踏国家的法律,就是在继续倾斜法律的天平,就是在为薄王唱挽歌,也是对人民再次犯罪。重庆每个人都应当扪心自问:王紫绮该杀还是谷开来该杀?王老板办了一个“亮点茶楼”,养了一些小姐,历时10几年,能说这些“卖淫女”都是被强迫的?即便如此,非杀不可?文强再贪腐,他儿子没在英国哈佛,也没工作,他的太太也没办公司,更没杀人,真的罪该万死吗?樊奇航真的与陈明亮有关系吗?陈明亮真的是密谋杀人的“黑后台”吗?樊奇航如果没有遭到刑讯逼供,真金不怕火炼,那么,王立军为何派人追杀和恐吓朱明勇律师?彭治民到底给外交部写信批评“唱红打黑”运动了吗?他究竟是怎么得罪薄熙来的?等等,这些有关他们罪与非罪的问题,不能回避,不能隐藏,必须查清,公布于世。
 
我很不理解,2011年11月,薄熙来操控下的重庆法院,只用了两天半,就审理完了李修武的案子,把李俊20多个亲友和企业员工送进了监狱,而等到安徽合肥中法审他的时候,却整整花费5天时间,还来个微博直播,请问,这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他和老婆犯下死罪不杀,而无辜的民企老板却死似“火箭”,判得神速,又快又重,这种落差能不使受害者痛心疾首,不断喊冤上访吗?而且,更不能容忍的是,在薄王倒台后的今天,“黑打”的盖子还没揭开,紧跟薄王的黄奇帆还是市长,重庆高院还在研究审判理论问题,企业家们还是“行走在监狱的路上”,只不过有大路,小路,弯路,近路,山路,水路,等等,如此而已,不知道李俊回家的路在何方?哭瞎了眼睛的赤子看不到未来啊。
 
还是重温一遍陈有西的肺腑之言吧:在经济改革加快、政治改革滞后的环境下,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最后挤在岩石缝里面的,就是以私营资本经营为特征的民营企业家。重庆打黑冤判了很多,现在一个也没平反。所以,薄熙来案,从审判程序来讲是成功的,从侦查来讲是非常糟糕的。重庆整个拨乱反正,根本就没有启动,公检法办出冤假错案的有权人,有的还在台上。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大批平反老干部的冤假错案,没有组织路线上的纠正洗牌,就根本不可能。重庆其实也是一样的。组织路线根本就没有动,整个意识形态也没有动,所以,仅将一个薄熙来切割出来,判掉一个,是没有用的。整个的重庆路线的威胁性,在全国毫无改变,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因为一两个案子的纠正和无罪,已经解决不了全面性的法律基础的问题,它天天可以产生新的冤案。不解决一个刑法的基础思想,不重新改造我们的经济刑法,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永远会走在监狱的路上。
 
因此,笔者建议习近平,拿出其父的勇气,尽快公布周永康的罪行,进一步深挖薄王的余罪,该怎么判就按刑法判,任何人都没有特权,斩草务必除根,不能留下后患,还要彻底揭露他们多年来司法腐败的问题,把“维权”和“维稳”的关系摆正,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要让人们知道,“侵权”是社会动乱的根源,“维权”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把它真正地搞好了,社会自然就稳定和谐了。因此,“维稳”是“维权”的自然结果,与其拿钱养警察和“维稳办”,不如拿钱赔偿遭受“黑打”的无辜者,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什么“信访办”,“维稳办”,等等,都应当一笔勾销,清理门户,把法院搞好了就是事半功倍,只有让企业家行走在民主和法制的路上,中国经济才能大繁荣。
 
201419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万维读者网201419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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