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文生义，“反革命”即是反对革命。何为革命？毛泽东曾将其定义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革命是以暴力推翻一个政权及其统治阶级的行动。通常一个政权为暴君所滥用时，民怨积久，有人振臂一呼，于是应者云集，众人揭竿而起——这就是“以暴易暴” 的所谓革命。由此推知，“反革命”就是反对“以暴易暴”或是反对“以暴易暴”的人。我辈年纪者，过去常听到官媒对“反革命”的批判，但此“反革命”是特指反对现政府的人。不仅有“反革命”，还延伸出了“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的划分，前者是指当时的反政府者，后者是指被发现以前曾反对过共产党的人。
若以“反革命”即反对“以暴易暴”的人的一般定义而论，印度的圣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都是属于“反革命”一类。而中国最早的“反革命”，三千多年前的伯夷则当之无愧。司马迁将伯夷置于《列传》之首，或大有深意。孔子极为推崇周朝的统治，曰“吾从周”，同时也对伯夷很赞赏，说他“追求仁义，不念旧恶，很少怨恨”（「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伯夷列传》）。令人疑惑的是，伯夷却是反对武王伐纣的人，是当时反对周朝政府的人，按共产党的定义，此人就是一“现行反革命”。武王伐纣时，伯夷与叔齐叩马而谏，差点被处死。最后伯夷与周朝决裂，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伯夷反对武王伐纣的事，《史记》、《吕氏春秋》和《庄子》等古籍都有记载。伯夷反对的理由有若干：其一，父亲死了还未安葬就大动干戈是不孝；其二，做臣子的诛杀君王是不仁（「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史记》）；其三，不能利用别人的缺点而成就自己，不能通过杀伐而获取利益，不能“以乱易暴”（《吕氏春秋》）。历史证明，许多革命成功后的结果是，“革命者”成了“被革命者”，成了“反革命”。周朝的最后结局印证了伯夷的预言。靠暴力上台者，其后的腐败往往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能不使人怀疑革命的价值。
既然“反革命”们反对“以暴易暴”，对暴君之政岂不是只能束手待毙？非也。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直接行动”是“反革命”们的抗争方式之一。孟子说伯夷是“无德的君主不伺候”（「不同道，非其君不事」——《孟子》），故伯夷可谓最早的“不合作”者。“民主选举”，“和平演变”，“和平竞争”，甚至“冷战”都可以是“反革命”的手段。伯夷当年是因慕周文王之德而前往，至周，文王已死，见武王的作为，认为周德已衰矣。大概周文王本无推翻殷商的打算，而武王很可能背弃了文王的“和平竞争”与“和平演变”的既定政策，故伯夷弃周而去而不屑于与之为伍。
但革命有时也不可能绝对避免，正如老子说用兵有时“不得已而用之”。譬如儒家虽然竭力维护君主的权威，但孟子为武王伐纣而辩护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但“不得已”的革命不是取而代之，而是“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道德经》）。这样的革命其实是“反革命”们的最后选择，同时要求革命家必要有大德大能，从而可以做到“功成而身退”，以避免“以暴易暴”的不良后果。美国的华盛顿与林肯可为范例。
而中国“反革命”的鼻祖伯夷，其品德是儒家所推崇的一个典范。孟子称赞他是“天下大老”之一（另一位大老是大名鼎鼎的姜太公），又赞其可为“百世之师”，说“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现在的世界，似乎又要进入战国时代，国家的动乱通常引发于反对政府的暴力革命，而革命之后，社会仍是乱象丛生。现在尤其需要“反革命”的精神，尤其需要像伯夷那样的有大德的“反革命”家。
若退/2013年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