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渭清于1910年11月16日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秀水乡余家洞的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在平江县东山寺第四高级小学读书时，由学校训育主任共产党员宋润青介绍，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5月1日，离校参加平西游击队。
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十八军五十四师团政委。1934年没有参加长征，留下打游击。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十六旅政委、苏浙军区第一纵队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新六师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政委、第八兵团副政委等职；参加了七战七捷、孟良崮、渡江战役。
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战军八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渡江战役。解放南京后，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1952年起，任江苏省委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1954年任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1956年起，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兼江苏军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1959年任江苏省政协主席。
1961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1974年2月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5年任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福州军区政委。是中共第八、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2年、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0年6月16日在南京逝世。
- 在反右运动中，江渭清消极对待，全省只划了13349名右派分子，约占全国右派分子55万（改正时公布数）总数的2.4%，“省、市、县三级主要领导干部，一个右派都没有打” 。按人口比例计算，江苏省抓右派的比例是比较低的。
- 江渭清在大跃进运动中，大方向是紧跟毛泽东的。在有的时候也会与毛泽东讨价还价，是比较有良知的省委第一书记。即使这样，江渭清治下的江苏，也饿死了150多万（灾前人口4200万）。 还发生了宝应事件，奉贤事件。不过，江渭清对这些并不讳言，在他的回忆录中多有反思。
以下内容摘自《江渭清回忆录》：
（一）狂热的“大炼钢铁”
组织和发动“大跃进”，虽然是从农业开始的，但“大跃进”发动以后，“一马当先”的则是所谓“大炼钢铁”。
为了在五六年以至两三年的短暂时间内，实现原定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奋斗目标，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发表了会议公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会议还通过了《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明确规定1959年生产钢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1960年生产钢5000万吨左右；1962年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到1亿吨。按照这次会议的要求，江苏同全国一样，一场从入夏以后就开始的全党动手，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更加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我在参加北戴河会议期间，于8月20日专门就大炼钢铁问题同省委通了电话，提出了三点意见，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认真研究，坚决贯彻执行：一是要把今年全省15万吨钢的任务，按18～20万吨的要求来保证完成，只准超过，一斤也不能减少。二是今年只剩下四个月了，各级领导决不能向困难低头，炼钢所需要的煤、焦，要及时加以解决。三是各地、市委第一书记，有钢铁生产任务的县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抓钢铁生产，农业由其他书记或常委去抓。这就是所谓“钢铁元帅升帐”。
当时形势逼人。全国已有6个省日产生铁1000吨以上，其中湖南达到3000吨，河南达到1.8万吨，而江苏日产生铁才910吨多一点。中央决定在9月23日召开全国大炼钢铁电话会议。我急得没有办法，抢先召开地、市委书记电话会议，要求全省力争在9月22日突破口产生铁3000吨，29日放出个“大卫星”。什么叫“大卫星”呢？当时，日产生铁突破5O00吨是“小卫星”，8000吨是“中卫星”，如果在国庆节那一天宣布江苏日产生铁突破1万吨，这就是“大卫星”。
对于“大炼钢铁”中大放“卫星”，任务一天比一天加码，指标像天文数字一样翻了又翻，我和省委的其他领导同志思想上是不赞成的，但又不好公开反对。记得这年9月ZO日，毛主席在张治中、罗瑞卿、曾希圣陪同下来南京视察“大跃进”形势，我来到中山陵他下榻的地方汇报工作。毛主席在听取汇报以后，指示我们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提醒我们不要因为大办工业，放松了农业。同时，他又提出要江苏搞IO0万吨铁，问我能不能完成？我说搞不到这么多。事实上，群众性“大炼钢铁”效率低，质量差，人力、物力的浪费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所以我又说，像这样全民炼钢铁，说句不好听的话，叫“劳民伤财”。毛主席听我这么回答，就说：“不谈了，明天再谈。”
第二天，毛主席把我们省委书记处的几位同志都找去，说：“我要江苏搞100万吨铁，渭清讲搞不到。顺元，你什么意见？”刘顺元同志愣了一下，回答说：“渭清同志是班长，班长怎么说，我赞成。”毛主席就问：“惠浴宇，你什么意见？”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顺元同志的意见。”毛主席又说：“江渭清不但说搞不到100万吨铁，还说这是劳民伤财，你们也同意吗？”见大家都不开口，他老人家就问我：“渭清，你还有什么意见？”我说：“主席，我们千方百计去搞，能搞100万吨更好，实在搞不到，就请您派人来检查我的工作。”毛主席说：“好，就这么办。”
我觉得，向毛主席、党中央讲真话，讲确实存在的困难，这是应有的责任，但“大炼钢铁”是当时全党的大局。我这个第一书记不抓不行。为了争取建国九周年到来之际，放出口产万吨生铁的“大卫星”，全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都动员起来了，成千上万的干部带领群众日夜奋战，砍树挖煤，找矿炼铁，连铁门铁栏杆都拆下来炼铁了，美其名曰“找米下锅”。在所谓“小土群”齐上阵的口号下，堆起了数不清的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到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新华日报》有个报导：9月30日“3万座土洋高炉烈火漫天，4O0万钢铁大军激战炉前”。据统计，当时全省一度动员了将近700万人炼钢铁，不仅有整劳力，而且有半劳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国庆前夕，终于放出了日产生铁10O73吨、烧结铁4000多吨的“高产卫星”，成为全国九个“万吨省”之一。
如此不惜代价地“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我们曾算了一笔帐，1958年“大炼钢铁”中，全省高炉利用系数平均只有0．5左右，炼一吨铁需耗煤五六吨至七八吨，炼出的铁许多不合格，钢大部分是土钢，根本不能用。所建上万座小高炉，只有个别的保留下来。直接经济损失更是惊人。全省土法炼钢炼铁共计亏损14109.6万元，省里补助9OOO万元，其余部分均由各地从地方财政中抽钱填补。
实践证明，“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确实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所谓钢铁“一马当先”，各行各业“万马奔腾”，完全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狂热。经过这样的折腾，不但没有实现经济建设的高速度发展，反而导致以后多年工业生产连续下降。全国如此，江苏也不例外。据 1961年一份《关于1961～1962年计划汇报提纲》所载，这一年“全省工业总产值，1～8月完成43亿元，为原定年度计划100亿元的43％，比上年同期减少48％。”由此可见，经济建设所受的损失，是多么严重！
（二）亩产万斤是假的
（二）亩产万斤是假的
检讨“大跃进”、“公社化”高潮中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譬如“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我说，当时到处讲高产，以为粮食多得吃不了。实际上许多地方不放开肚皮，粮食还不够吃！毛主席插话说，“鼓足干劲生产”是对的，“放开肚皮吃饭”提早了，过二三十年以后再讲。
这时，周小舟同志也站了起来，对毛主席说：我也犯了江渭清同志所谈的同样错误。高指标，浮夸风，还有干部强迫命令，向下压任务，瞎指挥。
毛主席听了我和周小舟同志讲的这些情况，就对刘少奇、陈云同志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怎么修订，恐怕要重新研究，再听一下大家的意见，然后提交各地同志讨论。刘少奇、陈云同志赞成。
[1958年11月武昌会议上] 针对高指标、浮夸风的问题，毛主席还问，湖北“水稻亩产三万斤”，到底有没有？我插上去说，有！不过不是亩产。我汇报了江苏的情况。我和刘顺元同志等省委几个负责人分头下去查看，发现搞什么“并苗”，把十几亩已经成熟的水稻移到一亩地里，所谓几万斤的“高产卫星”，都是这样做假造出来的。毛主席听了说，有错误，就像江渭清那样自己作检讨。错了改正就是了。大家把头抬起来，不要“如丧考批”嘛！
（三）庐山会议“传达提纲”
当时，毛泽东同志指示，大家也有这样的意见，不管什么话都可以讲。毛泽东同志说，人生了个嘴巴，有两个作用，一日吃饭，二日讲话，有话就讲，有什么压力？ 7月14日，也就是原拟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前一天，彭德怀同志发出了他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16日，毛泽东同志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指示印发到会同志。原来按地区分组的，这时就不分地区重新编成小组讨论，会议进入第二阶段。18日，黄克诚同志上山，19日在小组会上发言。21日，张闻天同志作了长达一个下午的长篇发言，周小舟同志也积极响应。他们都赞同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在许多方面作了进一步发挥。于是，会议展开了大是大非的争论。23日，毛泽东同志作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争论的性质是两条路线问题，“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毛泽东同志紧接着又发出了对彭德怀同志一封信的评论。会议展开了对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志在内的“反党集团”的揭发和批判。8月2日开始，举行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对会议的任务、开法作了指示。全会进行了十天小组讨论和四天大会发言，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对“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集团”进行系统的揭发和批判。最后，议定了会议的公报，作出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 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四）一个县饿死几万人的宝应事件
由于高估产、高征购，从1959年秋冬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浮肿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现象。1960年春夏，情况更加严重。这年2月，省委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共有12.6万人。另据镇江、扬州、徐州、淮阴四专区和南京市不完全统计，农村外流人口达14.8万余人。到6月份，省卫生厅统计，全省共有89.2万余人次患上了浮肿病和消瘦病。我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曾分头下去调查，发现一些地区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情况最严重的宝应县为例。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该县先后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6.2％。在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属于正常死亡，绝大多数是因为缺粮而饿死的。解放后多年没有出现的弃婴现象也出现了，而且为数不少。宝应城内拾到的弃婴就有 927名，其中死婴153名。
宝应的自然条件在全省属于中等，1959年基本上未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呢？ 1960年春，省委和国家粮食部门分别派工作组去该县作了调查。根据调查材料，我在5月初扬州地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曾作了题为《兴（化）高（邮）宝（应）问题的病症何在》的讲话，指出：宝应出现如此严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虚报产量，征购过头。当发生人口大批死亡、生病、外流的时候，领导上仍然熟视无睹，还在干部中大反“刮低产风”，在群众中大反“瞒产私分”，把群众的口粮、种子都征购一空。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太湖之滨的宜兴和宁镇山区的高淳等县。这些县的县委固然有责任，省委、特别是我要负责任。归根到底，是由于“大跃进”中那套“左”的错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是多么惨痛而又深刻的教训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