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事之3

              小小语文组
    六六年我们学校语文教研组有十几个人，大字报人人有份。被整得死去活来的就有三位。
    组长G老师，当年也不过三十多岁，还是个共产党员。就因为当年学校作文比赛奖品的众多书中有几本《燕山夜话》，最早被‘揪’出来。大字报铺天盖地，他被吓得魂不附体——仅从语文组例行学习时他的局促不安目光躲闪便可窥见一斑。其实前面所述‘罪行’最终什么也算不上。但他却在刚有要开批判会的风闻时，便离家出走。听他妻子说，那天他换上破旧的汗衫与短裤，连原先系的一条较新的皮带都取下放在床上。由此很容易推断是自杀。可悲的是，文革中，自杀者多见，情况简单没悬念没那么有斗争价值。因为没见尸首，所以多年中被说成是投奔苏联（那时几乎是头号敌国），令他家人蒙受更多的灾难。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诺大的江面上找寻一具浮尸未见是件容易的事。G老师夫妻鹣鲽情深，为工作方便两个孩子一直放在家乡由祖父母照料。他半句俄语不会的一名语文老师，有什么理由什么本事去叛国投敌？
    与我同课头的W老师，从北京某县调来不满一年。因曾在《北京晚报》发表过文章，被造反的学生封为‘三家村’的‘特派员’，六六年夏天作为重点对象遭大会小会批斗。幸亏他来的时间短没当班主任没得罪什么学生，加上是我们这知识分子成堆地方少见的‘贫农’出身。学生斗来斗去斗不出个名堂，渐渐兴趣索然。W老师当年可能还不到三十岁，被批斗时并不露出明显畏惧与委琐，神色坦荡算条好汉。
    调来不久的T老师，一开始没什么事。可随着教职工‘历史问题’被学校领导一个一个抛出转移学生的视线，一天突见逼迫她交出所‘藏’的‘血衣’大字报，让我们着实吃一大惊。
    一些造反派学生如服用兴奋剂般，展开了对她的车轮战。接着居然抄出一块白色发黄的绸子类的东西，说是‘裹尸布’。学校大操场的批判会上，尽是学生在胡乱叫嚣，我却只为她那尚未懂事的儿子担惊。因为就在头一天她出校迟迟而归，组里开会追问原因她说乘渡轮想投江，但担心两个年幼的儿子，又折返。
    与这位老师接触渐多慢慢熟悉，才知所谓‘血衣’，是一九五七‘反右’后，知识分子被责令‘向党交心’。她出身不好可又没什么可‘交’，怕难以过关，只得说已故母亲划不清界线曾对着被枪决的父亲旧衣物哭泣。‘交心’材料后来都放入档案随时可拿出祭旗。哪有什么‘裹尸布’，无奈中把箱中一块陈旧的绸料拿来充数。幸亏安庆当时没有高校，中学生阅历不多，文革初期打人本事也还没练就，后来消极者忙着串联四处游玩，积极者忙于派别斗争，她被遗忘逃过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