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针对昆明恐袭案引用老子之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直接或间接地以老子此言为杀人者辩。此滥用老子之言、曲解老子之意者，于理大谬，其心可诛！
诚然，老子此言一者为百姓的反叛而鸣冤辩解，二者是对统治者的谴责和警告。但此言的前提必须是，当统治者治国已至百姓普遍“不畏死”之时，如此则统治者失去了其统治的合法性。此时刑法包括死刑已失去威慑作用，而是到了有人振臂一呼，人民揭竿而起的时候。此时反抗暴政，杀死暴君酷吏将符合道义。所以对齐宣王质疑武王伐纣是否是“臣弑君”时，孟子答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但凡事皆有两面。含有此语的是《道德经/第二十七章》，其全文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此章后面的语句与其第一句同样重要，相辅相成，却不常被引用。其推论如下——
其一，倘若统治者治国有方，民富国强，人民安居乐业，自然就“常畏死”，则政府就享有其统治的合法性。而挑战这种合法性，就是“为奇”的刁民，就应当“得执而杀之”，如此死刑就有“孰敢（？）”的威慑作用。孟子曰：“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即当君王治国有道时，连犯法的被诛者也不会抱怨执法者。
其二，“常有司杀者杀……”可以有二解。广义之解为，道本身有“司杀”的性质，所谓“天生天杀”，而人——不论统治者或被统治者，不能随意“替天行道”而杀戮，否则这种“代司杀者”也会遭殃。狭义之解为，当政府合法并主持正义时，百姓就只能通过合法途径伸张正义，否则就是“代大匠斫”，即越权代司法机关惩罚罪犯，此类人也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基于上述的分析，老子之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完全不能成为为昆明恐袭案暴徒的辩词。其原因如下：一是必须是政府已使国家到了普遍民不聊生的程度——这点在目前的中国显然是不成立的。二是即使政府已是腐败不堪、民不聊生时，“不畏死”之民应当造政府之反而不畏死，而不是去杀其他无辜之民。所以昆明恐袭案的暴徒只能按老子所言的“为奇者”处理，应当“得执而杀之”。
愿昆明的死难者安息！
参考阅读：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反革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