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我去布拉格有一半原因是为了亲身感受卡夫卡成长的环境。捷克对卡夫卡可称得上推崇备至，他的照片、名字随处可见。捷克的另一位作家哈谢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尽管他的《好兵帅克》也曾风靡全球，但可能跟他有过在苏联红军中任职的经历相关，今天的布拉格几乎听不到他的名字。布拉格受的伤害太深，人们对与共产主义沾边的事情相当厌恶（不过共产党当政时有一点值得赞赏，没有在城中大规模破旧立新，保留了今天可以看到的美景。虽然，布拉格人对此颇有微词，说共产党唯一可称道的建设是地铁）。卡夫卡短短的一生都在外表波澜不惊，内心澎湃激荡中拧巴着偊偊前行，法学博士却做了保险公司小职员，又以文学成就闻名。身为犹太人幻想在巴勒斯坦当个农民，却在内心里把中国当作精神家园。他认为保持发现美的能力是生命活力的基础，但作为法律学者，他不能摆脱恶。他孜孜不倦地写作，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远离困扰他的生活。他把出版作品视为不知羞耻的堕落，临死前嘱咐朋友把手稿全部烧掉，然而这却是布拉格乃至全世界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布拉格的小城边上有一座卡夫卡博物馆，据说是在卡夫卡出生地修建的。门口有两个裸身男子相对站在捷克地图形底座上撒尿的铜像，询问何意，一年轻工作人员含笑致歉，答曰，说不好，你可以随意想象。我自忖愚鲁，放弃费劲猜哑谜。博物馆不大，实物不多，营造的昏暗气氛与我想象的卡夫卡气质相合。但据昆德拉说，人们理解有误，卡夫卡有开朗幽默的一面。在这里，我高兴地看到，还有一对华人中年夫妇在俯身观赏卡夫卡的手稿。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卡夫卡在中国很火了一把。原因除了他构思奇特外，大概与他跟中国的渊源关系更大。博物馆的解说牌上写道，卡夫卡醉心于中国的老子与玄奘，曾对人说“我的骨子里是中国人，我要回家。”一位崇拜他的年轻人曾经记录了他与卡夫卡的日常谈话，后作为《谈话录》结集出版，成为研究卡夫卡的重要资料。其中记载，卡夫卡不主张看现代作品，认为都是昙花一现的浅薄玩意儿。他告诉朋友应该多读古书，古典文学，如歌德的作品（这一点跟中国文坛巨匠鲁迅不同，西方学者多从古典吸取营养，中国五四时期那些从古典中钻出的学者有意抛弃古典。对已经熏陶透骨的人来说，这样做情有可原。然而与古典渊源甚浅的人也跟风摇旗呐喊就显得可笑了）。他也看印度的古典文献，观感十分奇特，他说：“印度宗教文献既吸引我，又使我反感。他们像毒品那样，既有诱人的东西，又有吓人的东西。所有这些瑜伽师和魔术师都不是以其对自由的炽烈之爱，而是以其对生活的无情憎恨控制与自然密切联系的生活。印度的宗教修身活动盖源于深不可测的悲观思想。”而对中国文化则少有批判，多持欣赏赞美的态度。他喜爱中国彩色木刻（大概是指杨柳青年画一类）的清、纯、真，在他的藏书中，有《论语》、《中庸》、《道德经》、《列子》、《庄子》等，对先秦道家思想尤为倾心。老子的思想让他陶醉，但作为文学家，他更偏爱《庄子》（他的甲虫是否有庄子的蝴蝶影子？）。曾和朋友讨论过庄子的生死观，并高度认同。如果检查一下他的思想，确实有与道家相近，或者说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痕迹。比如：
“精神只有不再作为支撑的时候，它才会自由。”
“自由和束缚在其根本意义上是一个东西。”
“真实的现实总是非现实的。”
当然这只是神似，是表面的东西，深层的我们能发现理解吗？
也许，就像人们用不解的眼光看那一对裸身撒尿的铜像，对作家的不理解才是作家的真实宿命。
卡夫卡说：“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
读到这句话，任何人都能掂量出那份沉重，那份压抑，那份孤愤。卡夫卡的生活是不幸的，父子交恶、爱情坎坷、体弱多病、工作无趣。正因为如此，他才沉溺在写作中。我们能读到独特的文字，源于作家本人的不幸。幸福的人出不了大师级作家，要想成为大作家，先做一个不幸的人吧。否则，免谈。这是何其诡谲的真实！
卡夫卡死后，他的朋友背叛了他的遗嘱，整理出版了他的手稿。这个背叛赢得了举世赞扬。有个知道轻重的朋友，是人生的运气。
卡夫卡死后，女友多拉在棺木放入墓穴即将天人永隔的一霎那，真情迸发，长哭欲狂，不顾一切地往墓坑里跳。这个举动可能是对卡夫卡最温暖的慰籍。这一跳，作家的感情生活就丰满了。这一跳，足以让天下男人肃然动容。有个生死相依的女人，是男人的福分。
我在卡夫卡像前鞠躬致敬，为了文坛奇人，也为了那一份梦绕中国的情怀。卡老，我们一起回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