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易进，国门难离
从凌源到北京等于是从质朴到矫情，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悠然自得的闲逸到令人疲惫的忙碌。除了食堂里的馒头更加显得无味、生硬以外，一堆当务之急的事情──做实验、搞科研、找工作、毕业等铺天盖地而来，令我常常感到疲于应对。特别是研究课题的事情，导师实在没有时间来过问，就将我托给教研组的一位讲师代管。实际上，导师因为忙于学校的行政事务，已经许久没有专注的研究课题、设施齐备的实验室和素质良好的研究梯队。但由于他是隔着窗户吹喇叭──名(鸣)身在外，愿意和他“合作”的人自然不难找到。因此，在我前面的师兄们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或渠道，挂靠到其他教师，在不同的实验室或单位，从事相异的研究。
我当然也不例外。凭借导师的威望，通过走上层路线找到一家合作的单位，那是一个远离学校五、六公里以外的一个研究所。由于公交车不方便，只能骑自行车往返。每天上午去研究所完成工作的一部分后，再回到学校来继续做余下的那部分。研究所的实验条件倒是不错，但学校的就成问题。科研大楼和系教研组都没有我的一席之地，只好被安置在一间宽敞，但家徒四壁的平房里。一进门，我就知道必须白手起家、自力更生。从买实验器具、定购药品和蒸馏水、照顾实验动物到处心积虑地疏通人际关系，许多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这些“外围战”之上。等到障碍扫除、道路通畅了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强弩之末了。情绪也从刚开始的踌躇满志转为心意沉沉。所以，与其说是做实验，不如说是在接受试炼。
无独有偶，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位师兄的博士课题中期汇报。勤奋、能干的他做了一大堆实验，但暂时没有看到有显著意义的结果。一位讲师的评语是：“单考虑为了成功地开展那些工作，所花费在打通人际关系上的能力和时间，就已经难能可贵了！”这句看似简单的话，但对有类似经历的我来说，实在是意味深长。许多时候，不得不承认，城里的学者做实验要比乡下的农民种庄稼困难得多，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比人和天的关系还要复杂。如果说师兄的中期汇报只是间接地暗示了人际关系可视为课题的一部分的话，下面的一次经历则启迪我相信，驾驭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绝不是一门可以随意嗤之以鼻的雕虫小技，而是一种在无数才能之上的能力。
某个国庆节前，学校准备给学生们发放水果。我和另外一位代表全班去总务处领取。当我们到达那里时，发现排队的长龙见尾不见首。我想看个究竟，就走到最前面去探视。原来是时间未到，大家只能在院子里等待。就在我转身刚要离去回到队伍的后面时，看到了同年级的一位女生正往总务处办公室去。平时就听说她思想前卫、崇尚自由，但究竟到达何种程度无从得知。好奇心令我驻足，想知道她要进办公室去干什么。良久，就见她抱着一箱鸭梨从屋里出来，有说有笑地和处长话别，在众目睽睽下扬长而去。旁边有人不解地问：“咋这么厉害呢?!”
“这算啥，你没听说她导师的住房问题就是她出面解决的？人称‘万能钥匙’，除了校长办公室以外，所有部门的门都能开。”另外一位满脸老成地回答。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同样的教育体制、同样的教育环境，为什么别人能够长袖善舞，左右逢源，随处体现出“洒向人间都是爱”的襟怀，而自己却弊帚自珍，事事棘手，“宁可枝头抱香死”也不愿“化做春泥更护花”呢？究其原因，想必与个人对自己、教育、社会的认识和见解有关。“万能钥匙”身上体现的是离经叛道的个性，挥斥方遒的气慨。这样的人不仅不被世俗同化，反要成为开拓者去改变、矫正、影响周围的世界。而像我一样的大部分人，都用无数抽象的理论和空洞的思想来作茧自缚，不知不觉地掉进了妥协、顺从、媚俗的泥潭。继而变得患得患失、既忧且惧。
我好像在炎热的夏天突然经历了一场颠倒白天与黑夜的雷阵雨。原本是晴空万里的天空突然间乌云翻滚、遮天蔽日，一阵大雨滂沱、电闪雷鸣后，又是阳光普照、晴朗如初。那被雨水清洗过的空气沁人心肺，卷走了长期覆盖在心智上的尘土──陈旧的价值观念和僵化的思维方式。就在我觉得看到了自己的盲点，开始在研究工作的路上，迈开艰难的步履时，一场科研报告更让我在学术和人情世故两方面都开了眼界。
有一次，教研组请了一位本专业的权威来华做学术交流。与那位专家随行的是几年前从本校毕业出去的S同学。他不仅担当翻译官的任务，而且也扮演二老板的角色，着实让我领略到了“衣锦荣归”的体面与派头。学术交流会后我们几位师兄弟去他下塌的学校外宾招待所拜访。招待所与学生宿舍为邻，但外有砖墙相隔，内有花园相衬。我头一回前往，进入大门后，第一次见到地毯时，不知道怎样落脚，恨不得能把它们扛在肩上。等我们一行人缩手缩脚地进他到的房间时，突然电话响起来了。在他接听电话的时候，我就想，我们两个研究生宿舍楼，共住好几百人才有一部电话，由门卫管理。而这外宾招待所里一个房间就有一部，这资源的占有真是不公平啊！再低头看着地上的地毯，不禁突发奇想，我们的宿舍如果也能这样屋里屋外都铺上地毯的话，想必不会再有人随地吐痰，乱扔果皮和纸屑了。
主人接听完了电话，和大家一番寒暄、客套之后，弟兄们开始按排资论辈，进一步自我介绍各自的课题。往日里彼此之间放荡不羁的一帮人，在一个留学归来的同辈面前，不知咋地就显得礼数有加、神情谦恭。待大伙依次汇报完毕，就开始了自由提问。当有人小心翼翼地打听他们实验室的情况时，他说：“如果你们能够从其它地方得到经费的话，请导师推荐，我老板或许可以考虑接受。”此言一出，尽管是夏天，但周围的空气好像被凝固着了。短短的几句话，传递的是傲慢与冷漠。其他人恐怕也和我一样立即觉到话不投机半句多了，于是知趣地匆匆起身告辞。
我们乘兴而去，铩羽而归。当我从房间里出来，再一次走在地毯上时，仿佛是踏在尴尬与苦涩之上。不由得在心里暗自思量：几年前和我们一样也是两袖清风的白面书生，仅仅因为交了好运，率先品赏了牛奶、面包，就似乎对国情一无所知，忘记了秀才们除了知识和技术外，几乎一无所有，要从其它地方得到经费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倘若真的有了留学的盘缠，选择去哪里就主要由自己决定了，何须被动地等待他人的挑选。看来，人的自大、自傲似乎是与生俱来，难以超越。像S同学那样功成名就时，往往以傲人的财富、显赫的地位来炫耀，而像我这样郁郁不得志、尚未发迹的白衣秀士，也要以雄心和气概为自豪，以信念和无畏为骄傲，甚至以不能容忍别人的傲慢、极尽贬低之能事而自诩。
我在这样的反省当中意识到，出夔门几年来已变得像温水里的青蛙，不知不觉地习惯了周围的一切。将曾经踌躇满志、立志要出国的打算与计划抛到九霄云外。其眼界和思想还停留在，常常为从小贩们那里将手头的地方粮票换成全国粮票而沾沾自喜的水平。不得不承认，应试教育可以让我们成为既得利益者，成为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上有别于工人、农民的士大夫阶层。然而，由于它对人精神的需要与心灵的满足缺乏足够的重视，因此，不管我们如何学富五车，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依然和常人无异。所以S同学的一席话能在我心中激起千层浪，让我看到同行之间的竞争和攀比是更严峻的问题。很明显，无论是从学术生涯的前途来考虑，还是从发家致富的路子来合计，书读到这个份上了，对无缘、无愿于做官的我来说，只有出国才是体现人生价值的最佳、最快的途径。
虽然没有托福的考试成绩，但还是迫不及待地给国外写信。当时实验室没有计算机，只有一台打字机，而且放置在会议室里，晚上方可轮流使用。我没有学过打字，在键盘上寻找要用的字母如同探测地雷一样耗时费劲。一封二、三百字的信，几个小时才能打出来，而且错误甚多，只好用涂改液校正。可是涂改液在掩盖旧的错误时，又留下新的痕迹，虽然不能说是欲盖弥彰，但起码让人觉得粗心大意。另外，由于打字机没有储存的功能，即使是同样的内容，每一封信都必须重新打印。一封封重复打印出来的信件，不仅内容相同，往往连错误都一样。有时因错误过多，只好返工，重头再来。圆满地完成一封英文信不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需要付出超乎预料的精力和时间，把它寄往海外去也非易事，因为国际航空信件的邮费对一个硕士生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省吃节用得来的铜板，都换成了邮票。这样的投资为我带来的立即回报就是希望和梦想，使单调的生活有了等待的快乐。但也因为此，一颗企盼的心开始焦躁不安地跳動，好像时钟滴滴答答地敲打，把原本是如飞的日子无形当中拉得很长。尤其是在获悉一位师姐成功地联系到了去澳大利亚留学的消息后，一方面有了信心，另一方面更感到了压力。好不容易熬过了二年级，进入最后一年的三年级。在为师姐开完出国留学的送别会后不久，另外一个师兄又紧跟其后成功地联系到了美国，越发让人不能安宁。难道我要这样一个接一个地为他们开欢送会不成？什么时候才能轮到自己呢？
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希望和失望交替进行。不得不承认，联系出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但是，硕士研究生的时间已剩下不多了，必须考虑毕业分配的事，也就是要寻找工作单位。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离开了学校，进了单位的话，出国的事就更是遥遥无期了。为了能够呆在学校里，继续未竟的事业，又不能留级，唯一的选择是攻读博士学位。西方人称博士为Ph.D.，源自拉丁文Philosophiae Doctor，其意是爱好(philos)知识(sophiae)的教师(Doctor)。我对知识本身的爱好不能否定，但更热衷追求的是由知识所带来的财富、权利和地位等。这或许是“知识就是力量”的另外一层意思。就像我已经借助它成功地农转非、跃夔门，而今又寄希望它能助我实现出国门的夙愿。这本来神圣无比的博士应该是为那些立志要献身科学的人所设立的冠冕，想不到到了我这里却成了出国留洋的跳板、敲门砖。这不仅是我的悲哀，也是我们教育的失败、社稷的不幸。从大学到硕士、博士，要经历多少的风雨和艰辛，要接收多少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理论灌输，要花费掉多少个农民的年收入。可是到头来，我们这些“未来的栋梁”却不能成为有担当、有责任、有先进思想的倡导者，而是像常人一样趋利而行，追求形而上的、属于自身的利益。
一九八八年夏天，我在顺利完成了硕士研究生答辩之后，平稳地过渡到本校同一专业的博士研究生。除了搬离原来的宿舍，从四人一间换到了三人一间的寝室，生活费涨了约二十块以外，再没有其他立竿见影的回报。生活依然是外侄打灯笼──照旧(舅)，但心情却仍然不得安宁，因为出国的事情一点眉目都没有。想到前面两位出去的师姐和师兄，都是在入读博士一、两年后才成行，我决定要转移工作重心。必须马上开始博士的研究课题，抓紧时间做出点东西来，才能让求职信有份量和信服力，否则难以将自己推销出去。
前文已述，导师没有专注的研究课题和设施齐备的实验室。研究生们都通过不同的方式或渠道，挂靠到别的实验室或单位，从事相异的研究。这种放任自流的管理本身或许是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它给研究生带来了难以计数的困难，但同时也可以培养、锻炼他们“野外”生存的能力。其中就有人利用导师的名身和威望，四处拉关系、搞合作，将导师的照顾和关怀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呈现出来。
我不敢再像硕士研究生时那样，把头一两年轻易放掉。暗自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要在一年以内联系好出国的事宜。所以，博士课程一启动，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导师赶快将课题定下来。原计划是想让他出面将我安排到一个与学校为邻的单位做实验，免得再往几公里外的那个研究所来回折腾。经过再三要求，导师终于抽出空来约我会谈。他在听取了我的打算和计划后，没有做进一步的议论和评述，而是问我和做硕士课题时的那个研究所的人际关系怎样。我未加思索地告诉他：“非常好，几乎和他们打成了一片。”他爽快地劝我说：“那不错，我们一开始还有些担心。反正已经在那里打开了局面，就接着再往下做吧。”我心中叫苦连连，纳闷无比。当初是因为搞不好人际关系而吃亏，如今又因为好的人际关系而要再受罪。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回到了远在五公里之外的研究所，感觉一切又都是从头再来，只好无可奈何地宽慰自己：就权且当作是再下放一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