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厂后，我一方面加紧办理祖玉的准迁证，一方面投入紧张的安装前期工作。那时正在盖新厂房，政委派我作为厂方代表，监督我师工程处的施工质量。每天我都要在逐渐升高的厂房内爬上爬下，检查各种各样的线路，管道的预埋件是否正确，混凝土浇灌的质量和标号是否符合要求，因为那时我们的厂房是奎屯最高的建筑，也是最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建筑，质量一点也不能马虎。在我紧张工作的同时，付政委在压力下不得不给我发了调查函到祖玉的哥哥处。很快就得到回函，证明祖玉的身份清白，厂里就给我开出了准迁证，我立即给祖玉寄去。而极左的赵付政委也因为在我们厂不得人心，被师部调到农机厂当付政委。后来听说，他在农机厂也不得人心，调到农厂去了。
在第二年春天，土建工程基本完工，安装工程即将开始，这中间有一段空闲，政委从司令部设计处搞来一套食堂建筑图纸交给我，让我负责给我们厂盖一个食堂，同时还可以当厂里的会议厅。我看了这份图纸，建筑面积大概有一千多平方米，形状像飞机，机身是食堂兼会议厅，和厨房，前面的机翼南边是财务办公室，北边是卫生所。后面的机翼南边是总务办公室，北边是库房。其中食堂比一个篮球场稍大，厨房也有一百多平米，这个食堂后来一直用到我离开电厂。
盖食堂首先要放线，要找经纬度和找水平。但是我们厂没有经纬仪和水平仪，怎么办？经纬度我就从厂房（因为厂房已经找好经纬度）拉线过来解决。关于水平度的问题，我利用连通管的原理，用橡皮管连接两根玻璃管，灌上水，然后看水平。这样就解决了水平问题。我找好水平后，就放线开挖基础。基础最深的地方有一米二，浅的地方只有六十公分，用卵石加混凝土浇灌。由于全体职工的努力，这个食堂只用了两个月就盖成了。后来文革时这却成了我的罪状，说我食堂基础挖深了，浪费国家材料。我想，如果我当时不坚持基础挖那么深，食堂大墙就会开裂，开会的时候食堂塌下来，那么我不成了死罪。
到了六月，祖玉来信说她已经买好车票准备来新疆，说好要我去乌鲁木齐接她。我提前到了乌鲁木齐等她。到了她预定的日期我早早地在月台等，终于等到从成都开来的火车。终于看到她从火车上走下来。我满面春风地迎上去，她也兴高采烈地走下来，我们这对情侣经过坎坷磨难终于走到一起了。我们不敢拥抱，但我们的心早就拥抱在一起了。我们俩走出火车站，我准备立刻回奎屯，但是祖玉说不行，要先去石河子看她姐姐。我不明白她怎么在石河子还有一个姐姐呢？她说是刘祖平，我问平姐怎么在石河子，她说，因为乌鲁木齐安不了户口，她不得不先在兵团水利处落户。兵团水利处位于石河子大泉沟，所以我们就先买了去石河子的车票，到石河子后再转车到大泉沟。我们见到了平姐，她胖多了，也健谈多了，那时她已经怀上孩子，她告诉我们，因为乌鲁木齐不能落户，杨顺余准备和她一起调到奎屯来。杨正在和我们厂联系，我们听了后很高兴，因为如果他们能调我们厂来，我们在奎屯就不孤单了。我们在平姐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就从石河子买票到奎屯。记得在石河子转车时，我不幸丢掉了钱包，好歹祖玉手上还有钱，总算平安地到达奎屯。不过我牢记在石河子转车时，祖玉那天穿着一件白色短衬衣，那矫健的身材，由于辛劳而白里透红的脸蛋，在汽车上自若气定地指挥我的神气，显示出一种聪明干练和美丽。
到奎屯后，我把她安置在女工宿舍，又开始紧张的安装工作。祖玉休息几天后，户口落在了电厂，参加了厂里的五七排劳动（五七排是当时为了解决厂里职工家属工作而组织起来的农业劳动单位，不算职工指标，但是受益很好。）我俩还商定，一旦祖玉找到工作，我们就举行婚礼。
到十一月，一千五机组顺利投产，次年元月，杨顺余一家调入我厂，我们在厂里总算有了可以互相信任的朋友。
开春，厂里成立了新的汽轮发电机组安装办公室，杨顺余任组长，我为办公室成员，又开始了另一台汽轮发电机组的安装准备和技术资料整理工作。同时成立了安装队，杨连捷和吴连士为队长，吴同时被派往关内去落实设备的运输工作。
在这同时，奎屯的建设也在突飞猛进。新疆第一家卷烟厂和农七师棉纺厂相继投产，奎屯的人口也从我来时的一万多人增加到四万多人，而且，相继盖起了不少大楼，有电信楼，邮电局，奎屯饭店（当时奎屯最高的楼，有四层，）和各厂的办公楼，整个形势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
但是，就在这种良好的形势背后，在全国已经悄悄地刮起一股极左的风。开始是社教运动，接着就是臭名远扬的文化大革命。那是在65年末，由姚文元的“评新篇历史剧‘海瑞罢官’”挑起的。继而是66年关于三家村的批判，‘5，16’通知到‘炮打司令部’。文化大革命终于全面爆发。开初，我们厂正在全神贯注地进行新机组的安装，谁也无暇关心社会上的运动，但是人民日报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立刻在我厂掀起浪潮，一夜之间出现了很多大字报。矛头都是指向当时正在忙于指挥安装的政委，所谓的积极分子都是自己认为政委对待他不公平的不满分子，以史树龙为代表。他们编造了很多慌言假事，发泄自己的不满。到八月，，矛头又指向所谓的‘张福禄（即政委）’的以吴连士为代表的八大金刚。这个时候，师里根据中央的指示给我们厂派来了工作组。组长叫孙波，原任一管处处长，付师级，他曾经是政委的领导，对政委有相当的了解，所以，他力图把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
当时的我，被一大堆图纸压的忙不过气，无暇投入运动。而且凭良心，我对运动一向不感兴趣，因为我的经历，我是多次运动的受害者。大概在八月中旬，有一天，名义上的总指挥杨连捷通知我，叫我马上离开安装办公室，到混凝土预制班报到，并且立刻办理工作移交。我懵了，因为当时我正在绘制20顿锅炉基础图，其他人接手一时难以弄明白。当时我周围的人都觉得莫名其妙。我凭着对政委的信任认为这一定不是政委的决定，就跑去问政委，是什么理由让我马上停止工作到混凝土班劳动。我看到当时政委的脸憋的红红的说：“你不要问为什么，你按厂里的决定去混凝土班劳动就是了。”我看政委这么说，肯定有很大的难处，就依厂里的要求去了混凝土班。当时的班长是张万平，对我倒是很客气，分配我去捣混凝土电杆。
第二天一大早，有人告诉我你快去看你的大字报。我问在什么地方，他说在食堂墙上，我立刻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食堂，果然看到满墙都是批判我的大字报，表题非常醒目‘把资产阶级孝子贤孙，资产阶级技术权威，里通外国分子陈某某揪出来示众！’我立刻意识到昨天调离我的原因，我还是沉着气把大字报看完。里面有些是事实，譬如我的家庭出身，父亲，姐姐所犯的错（但那是无法选择的历史过错），在历年工作中的过失。有些是孽造，说什么技术权威我根本不够格，里通外国是子无虚有，更可笑的是说祖玉是特务，连我在高中时和苏联朋友通信的事也被兜出来作为反革命的罪证。读完后我根本不服气，照常去电杆班上班。下班后我马上被编入牛鬼蛇神学习班，班中有安付厂长，杨会计，何会计，王槐贵等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员，由我们厂的转业军人领导我们学习毛主席语录，如‘督促杜聿明投降书’‘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
一连几天，我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参加学习，要我们深刻检查自己，斗私批修，我则对符合事实的批评表示接受，对不符合事实的批评拒不认错，工作组就表示我态度不好。有一次在批判会结束后，安付厂长对我说：“小陈，这是运动，你不能硬顶，要吃亏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安付厂长也到了牛鬼蛇神班，他是老革命，43年参军，后来才知道他老犯男女关系的错，其实也不算错，只是他有点好色，所以老提不上去，提上去又掉小来，到现在还是付团级。）当时我倒是认真地思考了安的话，所以以后的批判会，我的态度就老实多了。我有的错我承认，我没有的错我就不提。一直到一天下午，工作组通知我孙组长要找我谈话，孙组长见到我对我说：“你的问题不大，‘张福禄’都告诉过我，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不要对组织失去信心。”同时还告诉我，他出身也不好，我通过和孙组长的谈话后，心里有了底，对以后的批判会就能应付。又过了几天，文革领导小组的余洪勤来通知我，要我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作一次检查，就可以过关。于是在星期天的晚上，召开电厂全厂职工批判牛鬼蛇神大会，会上，先由何会计检查，然后由我检查，工作组领着大家喊打倒牛鬼蛇神的口号。我终于在文革初期就过关。
又过了几天，厂里又召开批判牛鬼蛇神大会，我虽然已经过关，但是心里还是提心吊胆。会议开始不久，就由文革领导小组的张万平突然提出了，把牛鬼蛇神王槐贵和邵从美揪出来，谁也想不到邵从美是牛鬼蛇神，他是老工人，怎么成了牛鬼蛇神。几个人马上拥上来，把神魂还没有转过来的王槐贵和邵从美从会场中拉出来，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两顶高帽子马上戴到他俩的头上。领导小组的人就一面喊着口号‘打倒牛鬼蛇神！’一面把他俩拉到会场外，在厂区和家属院游街。张福禄也领着大家喊口号，那种恐惧，那种震撼，我现在想起来也很可怕。如果当时拉的是我，我恐怕要昏死过去。我没有任何办法，只有跟着大家喊着不承愿的口号。我心里想，人们为了保自己，都成了禽兽，没有了良知。他俩根本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一些历史问题。工作组也是没有办法，因为那时所有的单位都要拉几个人游街，如果我们厂没有就会被上面批评。工作组选来选去就把他俩选上了。
没有多久，全国都在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孙波的工作组就被撤走了。这样马上造成社会的混乱，所以又派来更加左的工作组，组长叫何发贵，他在大会上煽动群众斗群众，说什么有人在戈壁滩上放信号弹，我们厂有敌台广播等。把老工人王钧阁家的收音机当电台来斗争。职工潘兰迪，在开会的时候不小心把印有毛泽东照片的报纸坐在地上，被旁边的人发现，被当作敌人批斗，搞的人人自危，人心惶惶。
这个时候，祖玉在水电站劳动，不知道厂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有一天，我接到一封来自四川的信，打开一看，是祖玉哥哥寄来的，信中还夹着四张定期存款单，要我们把它转给三姐，作为对母亲的赡养费。信中还透露出要自杀的念头，我立刻把这封信送到水电站祖玉手中，祖玉看完信后，也有了同样的担心。后来接到她妹妹的来信，才知道她哥哥自杀身亡是因为他不堪文革初期群众对他的大字报，称他是刘小奇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后来得到平反招雪，称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祖玉因为哥哥去世情绪受到很大的打击，而且那时我也被下放，成了牛鬼蛇神，前途未卜。这时就有人劝她抛弃我另找他人，但是她对我还是有信心，就顶着这种诱惑。这时的我和她，都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柱，我对着她唱：‘跌倒算什么，只要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天快亮，更黑暗，跌倒是常事情。’以此互相鼓励，我们终于度过了那最初的黑暗时期。到了67年，全国爆发全面的文革派战，而这时祖玉得到了一份正式工作，进了棉纺厂当工人。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因为群众的派战，倒得到了清闲，每天除了劳动学习外，没有受到什么批判。那时电杆班已经解散，我调去盖工房，工房盖好后，又调到外线班当电工，总算又回到技术岗位。虽然是强体力劳动，但也是技术活。也因此锻炼了我的体力。到八月，祖玉工作转正，成了正式工人，我们就筹备结婚，那时厂里已经军管，军管组组长姓李，倒是一个很通人情的人，我们的报告一打上去，马上批了。
九月二号，我们到农七师政治处领了结婚证，经过如此多的坎坷磨难，我们终于成了夫妻。记得分给我们的婚房就是原来的食堂改造的，我们在最西边。有十来平米，从二号开始，我们就装修房子，用白灰刷了墙，用报纸糊了顶棚，去木工厂买了一个三抽屉写字台，两只凳子，厂里给我批了一付铺板，因为木工王宗林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他给了我四公分厚的木板（其他人都是三公分厚木板）墙上贴了几张学毛选的画，用土块垒砌床脚，放上铺板，就是非常好的双人床。这样经过几天的劳动，我们的家总算有了新气象。在当时就已经很气派了。（那时少有家庭有写字台之类的家具。）到七号是星期天，我们就举行简单的婚礼，外线班的同事和平常比较好的朋友前来祝福。刘祖平因为是我们的介绍人，所以送来了特别贵重的礼物，一只钢精壶和一床被面；外线班的王绍林送来一只暖水瓶，还有几个人送杯子，在当时就算重礼了。其他人都是送毛主席语录和画，我们招待他们的也不过是糖和茶水。婚礼一直闹到深夜，散场时我们都很累了。但是新婚的激动仍然没有平息，当人们走后，我们紧紧地拥抱着上了床，匆匆地打开被子，祖玉叫我快关灯，快关灯。关灯后我们就钻进被窝开始我们期待已久的鱼水之欢。我们的人生走上了新的一页，幸福之情洋溢我们全身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