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天主教在中国（中）
深耕阶段
在明末内忧外患之际，朝廷上下皆认一理：满洲勇兵悍将“非火器战车不可御之”，故派人到澳门向葡萄牙人购买西洋枪炮与军火，使得澳门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和葡萄牙天主教信众们以军事专家的面目，跟着大炮随行，得以进入内地。
1623年1月25日，足智多谋的罗马天主教教士汤若望到达北京，他仿效利玛窦，把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列好目录，呈送朝廷，又将带来的科学仪器在住所内一一陈列，请中国官员们前来参观。结果，汤若望以丰富的数理和天文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得到朝廷官员们的赏识。不久，汤若望接连成功地预测了1623年10月8日出现的月食和1624年9月出现的月食。他还用一种罗马人关于月食计算的方法，计算了北京子午圈与罗马子午圈的距离。为此，他写了两篇关于日食的论文，印刷分赠给各官员并送呈给朝廷。
罗马天主教中国传教会交给汤若望的任务是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与儒家学说，数理天文学以及传教工作只是附带的。在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的帮助下，汤若望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远镜说》，第一个将欧洲的最新发明介绍给了中国。
1627年，汤若望被派到西安传教。他在西安城内建立了一座小教堂，在传教的同时研究了从西安通向中亚、中东和欧洲的交通道路问题。为此，他不断向过往商人、到北京向中国朝廷进贡的附件小国的使团，打听和记录他们行走的路线，经过的国名、地名、驿站名以及来往商品的名称、贸易状况等，然后写出详细报告，寄回欧洲。他还花大把时间考察契丹和北部中国的关系问题，确认了北京等地在地图上的确切地理位置。
1630年(崇祯三年)，由礼部尚书，后来受洗入教的徐天启疏荐，汤若望回京供职于钦天监，译著历书，推步天文，制作仪器。同时，利用向太监讲解天文的机会，在宫中传播天主教，受洗入教的有御马监太监庞天寿等。
1634年(崇祯七年)，汤若望协助徐光启等编成《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
1636年(崇祯九年)，汤若望奉旨设厂铸炮，两年中铸造大炮20门。汤若望口述有关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由焦勗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和《火攻秘要》一卷，为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
1638年，为谋取天主教在各省的合法地位，汤若望奏请崇祯赐“钦褒天学”四字，制匾分送各地天主堂悬挂。
到崇祯末年，内宫的奉教者已达40人，宗室奉教者达114人。据1636年的统计，奉教的亲王有140人，皇族40人，诰命夫人中有教友80余人。
1644年(清朝顺治元年)，明亡清兴，期间还有短命的“大顺王朝”。此时，罗马天主教在中国与西罗马灭亡之后的处境如出一辙。
崇祯死了，汤若望处变不惊，留守北京、守护圣器圣物及天文仪器和历书刻板。待清军入主北京，汤若望冒死自荐，还向清廷进呈了浑天星球，地平日晷，望远镜和历书范本等，有根有据地指出了旧历的七大谬误之处，并准确预测了8月1日的日食。
汤若望所阐述的天文学道理得到清廷认可，朝廷决定采用汤若望编制的新历，定名为《时究历》，并在册面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颁行天下，汤若望本人获封太常寺少卿，官阶正四品。
顺治帝亲政前，汤若望已深得摄政王多尔衮的信任。多尔衮对汤若望能预知天象，通晓物理的本领相当敬佩，允许汤若望在天文呈报中可以加上自己的见解。由此，汤若望不但能通过钦天监监正这个特殊的官职，广泛结交宫内外宗室权贵，而且可以利用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大自然规律的敬畏心理，把自然界的变异与统治吉凶联系在一起，用“上天示警”的预兆，通过适当进劝来提高自身地位，达成传教目的，结果在朝中颇具威望。
汤若望曾以多尔衮擅权专政提醒过幼小的顺治，并根据医学知识，以及他所了解的多尔衮健康状况，作出多尔衮将不久于人世的判断。
1651年1月，多尔衮病逝。汤若望不失时机地为顺治帝选择了亲政日期。在多尔衮丧期刚满的2月1日，顺治帝宣布亲政，御太和殿。汤若望的工作得到了顺治帝和皇太后的好感和信任。顺治帝非常钦佩汤若望的道德与学问，与之保持很好的关系。汤若望曾以他的医学知识治好了孝庄太后的侄女、顺冶帝未婚皇后的病，为此皇太后对汤若望很感激，认他为“义父”，随后顺治帝也尊他为“玛法”(满语，尊敬的老爷爷)。
为了表示对汤若望的好感，顺治在1651年9月一天之内加封汤若望通议大夫、太仆寺卿、太常寺卿三个头衔，官位从原来的正四品晋升为三品，同时又加封汤若望的父亲、祖父为通奉大夫，母亲、祖母为二品夫人还，并将诰命封书寄送到汤若望的家乡。
顺治七年，清政府赐地在宣武门内原天主堂侧重建教堂。汤若望将利马窦建的一座经堂扩大，建成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此处成为汤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汤若望工作的地点则是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教士，还担任台长，即钦天监监正。
顺治八年，顺治帝亲政后，汤若望经常出入宫廷，对朝政得失多所建言，先后上奏章三百余封。
1640年，汤若望升任罗马天主教北京教区区长。教会方面对汤若望的工作评价优秀，在写给罗马教皇的一封信中报告说：“现任北京教区区长汤若望神甫，为天主和社会建树了巨大的功勋。这是通过他撰写的教理著作，以及有关使异教徒直接皈依圣教的书籍，通过劝奉宫女们入教，还借向皇上呈送礼物的机会，清晰地书面阐述了我们的信仰。鉴于他的工作以及他在北京对我们的事业所表现的热忱，才使我们在这个帝国所作的一切成其为可能。”
中西历法之争，由来已久，吴明煊早在顺治十六年便上疏举报汤若望天算错误，结果反落了个“诈不以实”的罪名，险些被判了死刑。
1654年，顺治加封汤若望为“通玄教师”。
1657年，顺治赐汤若望“通政使司通政使”。
1658年2月2日，顺治赐汤若望“光禄大夫”，官升正一品。
1661年，按清廷惯例，顺治加封其祖三代为正一品。
顺治帝经常请“玛法”汤若望到宫中叙谈，不仅无须太监们的传唤，也免除谨见时的叩跪之礼。顺治帝还打破尊卑上下的惯例，到汤若望所居住的馆舍去看望。仅1656年到1657年两年间，皇帝亲临汤若望住民叙谈求教，就有24次之多。
汤若望也以其德高之势，数次在关键时刻劝谏顺治帝。
1652年(顺治九年)，被人敬为活佛的西藏达赖喇嘛带领3000喇嘛和大批蒙古族护卫，来北京觐见大清皇帝。顺治非常高兴，决定亲自前往边地迎候法驾，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但是顺治根本听不进去，一意孤行，庄太后只好把德高望重的汤若望请出来劝驾。汤若望不仅呈上精心撰写的谏书，而且上朝跪拜面奏皇帝，请他要保持必要的尊严，不要远离京师，以免发生意外事故。顺治最终听取汤若望的意见，派一位大臣前去迎接达赖喇嘛进京。
达赖喇嘛本欲令顺治成为喇嘛弟子，而汤若望谨记澳门宗教界要他发展顺治加人天主教的指示，故极力反对顺治接近喇嘛教，认为皇帝与喇嘛应该各行其是，各尽其责。顺治接受汤若望的建议，给达赖喇嘛以隆重接待，并答应册封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但却使达赖喇嘛的主要心愿落空。
不久，荷兰大公派遣使节团来华进贡，顺治大喜，命汤若望主接待荷兰使节团。荷兰使节团直率地提出了与中国订立通商条约、在澳门获得居留权、允许荷兰加尔文派耶酥会来中国传教等要求。鉴于加尔文耶酥会与罗马天主教的矛盾，汤若望劝说顺治拒绝荷兰人在中国传教，不允许荷兰人获得澳门居留权，使葡萄牙、荷兰、南明王朝三种力量在澳门相互牵制，对大清朝最为有利。顺治对汤若望如此忠于大清朝大加赞扬，询问如何对待荷兰使节团。汤若望提出“既顾念私交，又无碍大局”的解决方案，允许荷兰人“八年进贡一次，可附带小宗贸易”。汤若望以圆滑的手腕，取得了清朝皇帝、荷兰使节团、澳门当局三方面都对他极其满意的结果。
1659年5月，郑成功率十几万水陆大军大举北伐，兵临南京城下，顺治帝被这突如其来的局面吓得惊恐万状，他不知所措竟想放弃北京，逃回关外的老家去。受到庄太后的训斥后，又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传下圣旨要御驾亲征，谁也无法劝阻。宫廷上下都束手无策，大臣们纷纷跪下劝阻，顺治根本不听，亲自用宝剑劈断御座，宣称谁敢阻止他他就劈死谁。大臣们万般无奈，最后只好搬出德高望重的汤若望出面劝驾。汤若望与其他传教士紧急协商对策，一致认为顺治一旦带走御林军，会带来京师畿辅重地的混乱，中原多难对西方传教事业不利，为了耶酥会的传教事业，汤若望应该冒险出马，去劝说顺治改变主意。
汤若望精心撰写能够打动顺治此刻心弦的奏章，选择适当的时机跪劝顺治，说他以十数年的老臣忠诚之心，恳求皇上罢亲征之议，不要使国家再濒临被破坏的边沿。汤若望的冒死直谏可谓恰逢其时，顺治心如明镜，早有回心转意之心，但是找不到台阶下，这时认为汤若望博古通今，见解精到，分析透彻，尤其是看到汤若望感情激荡，老泪纵横，亦深受感动，便适时转弯，给了汤若望极大面子。
当24岁的顺治天花病重，皇太子尚未确立，顺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特意让庄太后召见汤若望，就这个事关王朝前途的重大问题征求汤若望的意见。
顺治提出由他的一个堂兄继承皇位。汤若望提出，子承父位、父子相承，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通常做法，应该立皇子登极，而三皇子玄烨出过天花，又聪明过人，勤于学习，最为合适。汤若望的意见与庄太后的意见一致，玄烨，即后来几乎被罗马天主教诱导成中国的康斯坦丁大帝的康熙被扶上皇位。
1661年，顺治病逝，八岁的康熙登基。辅政大臣鳌拜等反对西洋学说，大臣杨光先指责汤若望等传教士有罪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
1664年9月26日，清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之子刘必远，贾良琦之子贾文郁，宋可成之子宋哲，李祖白之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按照判决，次年汤若望应凌迟处死。但不久天上出现被古人认为不祥之兆的彗星。京城又突然发生了大地震，皇宫在地震中遭到破坏，而且有宫殿着火。这显然吓呆了清宫统治者。汤若望旋获孝庄太皇太后特旨释放，汤的仆人潘尽孝也免去一死。而其他上面列出的从事西学的汉人，还是被斩头。至此，徐光启在崇祯年间精心培养起来的一大批汉人的西方数学天文专家被彻底杀灭。
1666年8月15日(康熙五年七月十五)，汤若望病死于寓所。
1669年（康熙八年），康熙给汤若望平反，并发布了对汤若望的祭文：“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因恤，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有所知，尚克歆享。”
康熙后来对待罗马天主教的做法，曾使罗马天主教中国教区的传教士们欢欣鼓舞，满怀希望，写信向罗马教皇通报，中国的康斯坦丁大帝即将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