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为 邓子恢
老陈， 陈云， 也是 大力支持。
刘， 邓， 的 我不太明确，仿佛 同上。
周 基本 偏 上。
毛 坚决 反对， 毛 又是少数派（分子）， ，老毛 多数是 是 少数派， 概， 阳春白雪， 和者概寡。
那么 老毛 为何 如此坚决 坚持 反对 三自一包之类的 政策和路线呢？
老毛 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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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称赞：“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
但是，毛泽东曾请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2-3次，陈云不讲。
陈云为什么不讲？他所说的理由是真的吗？
根据陈云在大会前的情况以及大会闭幕后，仅隔14天（并非他说的半年），
就在西楼会议开口讲话的情况分析，陈云所说“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
不是他真正的理由，而是一种婉转的拒绝。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去南方，陈云在西楼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上讲了话。
（据说讲了2－3个小时？）
这引起毛泽东的不快。陈云提出的“争取快，准备慢”，
对国民经济进行“伤筋动骨”的大调整，亦为毛泽东所不满。
严重的是，1962年六七月间陈云提出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的办法，更为毛泽东所不容。
据当时担任陈云秘书的周太和回忆，11月上旬，毛泽东接陈云的信后，约陈云谈了一个多小时。
“陈云同志主要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要并存的，
现在要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当时，毛泽东同志未表示意见。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同志很生气，严厉批评说：
‘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问题提得如此之高，使闻者十分震惊。
此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同志，他听到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
七八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和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相继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而所谓“黑暗风”、“单干风”都是与陈云有关的。
北戴河会议前，陈云已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自己将是这场政治风暴冲击的对象之一，加上心脏有病，决定请假养病。
毛泽东同意了陈云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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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上，中央领导人大都在大会或小组讨论会上发了言。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着重指出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强调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分析了国内经济状况以及
造成困难的原因，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
邓小平在大会上讲了党的建设、建立经常工作、培养选拔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等问题。
林彪在大会上讲了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方针两个问题。
周恩来在福建组的讨论会上发言，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页。）。
朱德在山东组的讨论会上发言，讲了纠正“左”的偏向，恢复发展生产的问题。
陈云是唯一在大会、小会上都没有发言的党中央副主席。
当时会议民主气氛之浓厚，是与会者公认的。
作为分管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陈云为什么大会、小会都不讲话呢？
1988年5月21日，陈云在一次谈话中说：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
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陈云说出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不讲话的原因。由此，笔者认为，
陈云之所以在七千人大会上不发言，应该结合当时的会议情况和他的性格特征进行探讨，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二，这次会议只是“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5页。），大家思想认识还不完全统一，还处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上下通气、出怨气的阶段。参加会议的陈丕显说：“出气大会，是在出席一月扩大中央工作会议的七千人范围之内，……我们说：上下通气的精神是要的，但出气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要上下通气，不要光出气。” 陈丕显在中共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62年10月25日。这是一种情绪化的思想状态。在这种思想状况下，作为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陈云再提出对以往中央经济工作的批评意见，只会增加部分与会者的怨气；提出克服困难的措施，与会者在情绪亢奋的状态下，也未必能够得到很好地理解与贯彻。此时，选择不讲话是他政治稳健的表现。
第三，总结经验教训、反思以往经济工作中的问题，统一全党对经济困境和克服困难思路的认识需要有个过程；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没有成功经验借鉴，认识的统一更要有个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当时，中央领导人对此是有共识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8、300页）。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后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也说：“上下认识的接近，需要一个过程，必须做艰苦的工作，不能希望很快。调整的具体工作要有步骤，要通气。党内的七千干部通了气，通过人大、政协，也跟党外人士初步通了气，但是还没有全部通气。要全部通气，也需要有个过程。”（《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07页）。大家还处在统一认识的过程中，作风向来沉稳的陈云，选择不讲话是明智的。
会后：启发根本，献计献策，工作抓实
1962年2月7日，七千人大会闭幕。2月8日，陈云出席了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并讲了话。他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阐述了“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第二，充分肯定了七千人大会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上下通气的作用，“只有通气，才能团结；只有民主，才能集中”《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陈云特别强调：“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事物是很复杂的，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那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经过周密的分析，把它集中起来。”（《陈云文选》第3卷，第188页。）第三，在财政平衡、市场平衡、工农业恢复速度、精减职工、改善城市人民生活等问题上初步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提出解决粮食生产不能满足城市人口增长需要的办法：“一是增产，二是进口，三是压人，四是少吃。”（《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00页。）
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让陈云讲话，陈云不讲，为什么会议结束后就到陕西组讲了话？从陈云讲话的内容看，前两点与他参加七千人大会的感受有关。七千人大会，上下通了气，初步总结了经验，但对这些感性认识，还要进行理性分析，才能找准问题的症结，这就需要正确的思想方法，需要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会议上的各种发言表明：“大跃进”运动中的浮夸风之所以盛行，与党内存在主观主义、党内民主不畅有着直接关联。要扭转和纠正这种狂热盲目的思想风气，端正思想方法是根本途径，同时还需要党内民主氛围。陈云讲思想方法，是想从深层次推动全党正确认识当时面临的困难，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讲党内民主，特别是强调党的干部要注意听反面意见，是想畅通党内言路，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共同克服严峻的经济困难。从表面上看，这两个问题似乎与经济工作无关，但却与会后形成并落实正确的调整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陈云的讲话触及了当时党内存在的问题的根本。
至于讲话中对经济工作的意见，是陈云前期调查研究的结果，是进一步推出成熟部署的前奏。经过七千人大会对前一阶段经济工作的反思，全党的注意力开始集中于谋划克服经济困难的良策。因此，陈云在小范围内与党内同志共同探讨经济调整的思路是顺理成章的。
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这是中央高层商讨国民经济调整思路的重要会议，又称西楼会议。刘少奇让陈云发言。2月23日，陈云就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明确指出：目前处境是困难的，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二是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三是钞票发得太多，导致通货膨胀；四是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五是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针对存在的困难，陈云提出了六条措施：一是把1963年至1972年的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二是减少城市人口；三是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是尽力保证城市人民最低生活需要；五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是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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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于2月7日闭幕，事隔14天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
会上陈云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长篇讲话，
对七千人大会的一些观点和决策进行了大胆修正。他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然后提出克服困难的六条重要措施。陈云的讲话，引起大家强烈的共鸣，全场疯狂地鼓掌！
陈云也很兴奋，脸孔通红。大家认为这次真是讲透了，知道了应该干什么，怎样去干，心里有底了。
那么，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不讲，为什么在“西楼会议”上又讲了呢？分析起来，大体有四条原因：
一是“西楼会议”的范围比较小，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也就是说，讲话的场合比较合适。
有些意见在大会上讲不方便，但可以在小范围的会议上讲一讲！
二是毛泽东在大会讲话时，谈到了自己在经济工作上不如陈云，陈云“懂得较多”。
虽然这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的，实际上是向全党宣布在经济工作方面陈云懂得最多，
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谁也不如陈云内行。陈云因此受到一些鼓舞。
三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的精神，或许陈云感到那个务实的、
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毛泽东又回来了。
2月8日，陈云在陕西组的讲话证明了这一点。他针对有人担心在北京什么意见都可以提，
回去以后恐怕就不行了，乐观地说：“从这次大会开始，今后批评的门是大开着的，
并且是越开越大的。”四是严峻的经济形势。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央又发现了
1962年的国家预算，表面上收支平衡，实际上有着50亿元的赤字，使中央领导人感到震惊。
出于一种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几个因素相叠在一起，就有了陈云在“西楼会议”
上的大胆一讲，也就有了那一篇倍受欢迎的精彩演说。
那一刻，也成为陈云人生辉煌的又一个瞬间！
当然，毛泽东对陈云在“西楼会议”的讲话确有不满意的地方，
认为他把形势看得黑暗了。后来多次不点名的批评陈云说农业要5到8年才能恢复。
后来的实践也表明，经济恢复的时间，确实比陈云估计的要快一点，
但陈云提出的一些措施，对经济的恢复则是十分有效的。
有人说，只有七千人大会，没有“西楼会议”，国民经济不可能很快走出困境。
这也是对“西楼会议”及陈云讲话的一种充分肯定。这里想再补充一句，
没有七千人大会，也不会有“西楼会议”。有了七千人大会的民主精神，
反分散主义的举措，又有“西楼会议”确定的宏观调控措施，
这样，国民经济才得以顺利调整落实。由此说来这是两个相辅相成十分重要的会议。
陈云在“西楼会议”的表现，功不可没。
从省委书记到部长们纷纷在七千人大会上做自我批评，承担责任。那么，
他们受到了怎样的批评？他们能不能过关呢？本章这部分在纪念版中，
作者根据新发现的资料以及读者的意见，新做了修订。
（摘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 张素华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