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二)
父亲在煤山相对安定了几年，但是到了1965年，正当全国开展四清运动之际，公司提出要父亲退职，那时父亲是五十七岁，再过三年，就可以退休了。公司这样的做法明显是不合理的。如果按退职处理，一点点可怜的退职费，如何能够维持得了日后几十年的生活和医疗费用。为此，母亲十分忧虑。当我将这一情况反映给当时正在杭州参加四清的岳父时，他明确表示，这种做法是不符合政策的，不应该接受。有了岳父的支持，母亲才稍微放心。不知道是否事后岳父向有关部门（如省煤炭厅或省劳动局等）打了招呼，还是由于父亲坚持不同意退职，最后，长广公司只能按照退休处理。这一不同处理的差别，直接影响到父母亲以后几十年的生活，甚至到父亲在82年病故以后，公司还每月给母亲寄遗属补助金，直到2001年母亲故去。能争取到这样的待遇，不得不感谢岳父的支持，不管他是否出面打过招呼，如果没有他的精神上的支持，很可能父母亲会承受不了压力而被迫接受退职处理的。办完退休手续，父母亲即以退休职工的身份回到当时处在一片红中的上海。那时二舅因资产阶级身份被抄家，因为我们家和二舅家对门而居，我们家长期无人居住，也被认为是二舅的家而连带被抄，并被贴上了封条，以致出现了父母亲到了家门口而不得入的尴尬局面。总算街道干部和邻居的证明，启了封，才得以安顿。接着又开证明去领回被抄的东西。有意思的是并非按照抄走什么还什么，而是要自己写一个被抄物件的清单，按清单还物。母亲那里能够记得家里全部所有的东西呢，只能凭记忆大概写来，当然就有不少遗漏的，这些清单上遗漏的物件也就当然只能留在抄家的造反派那里了。就我记忆中，至少在母亲的大橱内本来有一大包镍币，这是当年我在国信银行时，国民党发行金元券初期，蒋经国为了表示金元券的可信度，曾经实现了极短时间的纸币和硬币互换，我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换到了一些镍币。用因果报应的观点来看，也许正因为这些镍币有“来路不正”之嫌，所以也就去得不明不白了吧。随着革命斗争的对象转向走资派之后，里弄里似乎平静了一些，父母亲也一点一点地安定下来，母亲又参加了居委会工作，担任她去东北前干的福利主任和调解主任。父亲后来也到街道卫生站义务担任会计工作，生活相对比较安定。回想起来，父亲被要求提前退休，对他或许不一定是坏事，倒使他避开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劫。否则，如果等到他满六十岁再退休，便是1968年了。在此期间，就他的中央日报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经历，恐怕也在劫难逃。据说，当年同住在公司那栋小楼楼下的一对夫妇，便因为有些历史问题，实在承受不了批斗之苦而自杀了，死状十分恐怖。相比之下，父亲以“光荣退休职工”的身份，在和相互熟悉的几十年的老邻居相处的环境下，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也许这要感谢上苍的安排了。69年上半年，那时虽然我和我爱人结婚已经九年多，却还是分居两地，而且我爱人的单位也于65年从上海内迁到南京的孝陵卫，因为我爱人怀着小女儿，临产前几个月，父母亲到南京照顾她，直到她回上海生产。在此期间，父母亲包揽了伙食，使我爱人下班回来就能够吃到可口的饭菜。父亲总是每天清早就去卫岗（菜场所在地）买菜，先在茶馆内喝茶，按照父亲的说法，在那里认识了不少卖鱼、卖肉的人，这些人会主动告诉他什么时候有什么东西供应。当时的副食品还是很紧张的，一切要凭票供应，凡是售货员，无不趾高气扬，我爱人问父亲是不是因为“你请他们抽香烟了”？父亲一脸不屑地说：“我请他们抽香烟？他们请我”！这种自命不凡的神情，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父母亲从南京回上海之后，生活又相对安定了一段时间。因为我爱人住在她父母处，小女儿的出生并没有增加父母亲多少劳累，接着第二年三弟的儿子辰辰出生，看着辰辰一天天长大，父母亲也充分享受了“含贻弄孙”的乐趣。父亲每天带着辰辰去街道卫生站“上班”，其实，就是去一两个小时。那些护士，其中也有辰辰的小姨，帮着逗辰辰玩，父亲则弄卫生所的可怜的几笔账，然后回家。中午、晚上，两餐“老酒抿抿”，用他自己的话说：“还要什么呢”？所以当后来二弟的儿子维维出生，要父母亲去长沙帮忙照应时，父亲一百个不愿意。当然他有他的原因，一是习惯了上海这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再则是怕去长沙后吃不到黄酒和粳稻米。在二舅的劝说和母亲表示如果父亲不去，她就一个人去长沙的情况下，才被迫勉强同意。好象当时上海和长沙之间还没有直通的火车，父母亲是随我爱人一起先到武汉（我爱人的单位又于70年从南京内迁的武汉），然后再去长沙的。那次我也用探亲假从芜湖上船和他们会合，一起到武汉。那时，单位分给我爱人只有一间房，临时借了同一层楼一个同事的房间给父母亲住。他们在武汉住了十天左右，随即去长沙。父亲自从离开上海，从船上开始就因为米不好而不吃饭，到武汉后还是如此，好不容易从同事处弄到一些出了虫的粳稻米后，才总算开始吃饭。那时我心里是有些想法的，觉得父亲太娇气了，但是现在自己也常常因为饭太硬而无法下咽，才觉得当时太不理解老人的需求了。父亲去长沙之后，不知道是因为水土不服的原因，还是因为从喝黄酒改为喝白酒，使其本来不好的腸胃功能发生问题，出现腹泻，甚至经常拉在裤子上。幸好弟媳妇是医生，在医疗上得到了较好的照顾。父亲的身体由于多年的吸毒，以及大量的烟酒，受到的损伤是很大的，退休回上海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大便总是发黑，而且胃疼，幸好经胃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父亲的肝也不好，他自己说，敲击肝区时“挷挷”作响。不知是乐观主义呢还是对这些病缺乏知识，他对这些疾病并无恐惧心理。可能也正由于此，加上每天喝浓茶，对他的健康有一定好处，甚至他感到本来发硬的肝区也一点一点地软化了（从医学上讲是不可能的）。但是长期的酒精和尼古丁的刺激，毕竟不是好事，在他到长沙后没两年中了风。那天他在厨房里干事，突然身体慢慢地歪下去，幸好雇用的保姆在边上，看见后立即上去将他抱住，没有跌倒，还算是大幸，从此有一侧的手和脚就不大灵活，他又不大肯进行康复锻炼，以致一直未能恢复。此后，他的健康状况每下愈况，终于在1982年他七十五虚岁那年冬天，一病不起，并于1983年1月15日 病逝于二弟家中。不过致他于死的并不是心血管疾病，而是肺气肿。在他最后的那几天，不时的要起来上厕所，当时我有些想不通为什么，事后想起来大概是躺着憋不过气来，只能以上厕所为由起来一下，可以透一口气。那时虽然也备了氧气袋，然而插入鼻孔的氧气管总是脱落，起不到什么作用。可以设想他是很难受的。大概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所感觉，在过世前一天，他将二弟的两个孩子冰冰和维维叫到床前，关照他们要听父母亲的话，完全是临终嘱咐的样子。在父亲病危时，二弟和弟媳妇曾提出是否送医院，我和三弟、母亲一起商量下来，没有同意，主要是怕到医院的抢救措施会使父亲受到更多痛苦。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后悔，说不定经过医院抢救，或许能够转危为安，可以再多活几年。在这件事上，如果我坚持送医院抢救，三弟和母亲也会同意的，所以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父亲病故后，开始几年骨灰暂时寄存在长沙殡仪馆。次年由二弟带到上海后和三弟一起送回老家焦溪鹤山公墓安葬。
回顾父亲的一生，恐怕连“碌碌无为”这样的评价也说不上。不要说什么社会责任，他连最基本的家庭责任也没有尽到一点。由于他的堕落，祖父母和母亲在生活上和精神上受到了多少痛苦和屈辱。我们的童年，也都是在灰色和阴沉的笼罩中度过。我更是早在只有13足岁时（1946年秋）就离开了学校，每当评职称或其他什么事情涉及到学历时，尽管我也有夜大学的毕业文凭，在业务上也称得上是技术骨干，然而总有些低人一等的感觉。这种时候就常常会想，如果父亲当年能够正正当当地为人，我也不是堂堂正正的大学生吗？不过，此刻对他倒也并没有太多的埋怨，甚至回忆起我去煤山探亲时，他和母亲在汽车站翘首等待的情形，以及四处张罗招待我的食品的情形时，一种亲情油然而生。现在想起他时，感情上更多的是后悔，后悔当年自己对父亲的态度。那时总把他看成是落后分子，开口便是以教育者的口气，父亲便只能唯唯诺诺，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太不应该。如今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再也没有挽回的可能，自己的后悔，也只能是永留心底的遗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