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想到距离师从俞老师只有半年多，还是业余的，我只好以知足常乐安慰自己不要气馁。如果说我刚开始学英语时目的比较功利，逐渐地，喜好和兴趣占据了半壁江山。对于能不能实现最初的理想，我已经一面不再诚惶诚恐，一面势在必得。
----摘自《我的英语老师莱斯利.麦凯恩和俞敏洪（下篇）俞敏洪3》
93年夏末，顺其自然地，我开始冲击GRE了。纸里包不住火，知道我为何辛苦的人也多了起来。当着我的面大家一般都说些钦佩鼓励之类的话，但背后则直接断言，TOEFL还勉强可以，但凭我的基础，GER绝对过不了。
果然不假，比起TOEFL，GRE多了数倍的残酷。它对词汇量的要求，使得TOEFL看起来就是一个小儿科；阅读的难度更是陡增，我的信心再次历经风雨飘摇。但因为经常被好奇而外行的同事问起何时出国，想半途而废也骑虎难下了。
不过听俞老师的GRE课就更加精彩。除了坦言逻辑数学自己不行，他主讲词汇语法，也客串阅读，我真希望阅读也全由他才好，因为尽管别的老师也不错，但俞老师明显更胜一筹。当然，有这种感觉，也不排除有我对他习惯了的因素。其他老师的课我都曾缺席过，但俞老师的却从不敢耽误，即使生病发烧也咬牙坚持，因为内容实在太多，错过补起来更难。只要死不了人，年轻就是资本。总之不论是北大附小、东门外化学楼、还是校内的电教馆，到处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跟学TOEFL的套路相同，俞老师一句一句地过，一词一词地抠，我亦步亦趋地跟，上课的任务就是边听边记，争取一字不落，然后回去整理回锅。俞老师不是干干巴巴地讲解，而是结合内容，海阔天空，纵横万里，特别丰富。以至于今天有时偶然碰到某个英语词，我都能想起来俞老师是怎么说的。
我依旧选前排就坐，那是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的最好办法，毕竟不能在老师眼皮底下溜号。另一好处是之间没有阻碍，录课的效果特别好。两个半小时的课，密度大、内容广，如果不反复重温，我是绝对赶不上的。幸亏喜欢往前挤的人不多，正中我下怀，很快就跟有同样习惯的一个清华、一个北医的女生熟悉起来，并经常得到她们的帮助。我还特别感谢周围很多不认识的人，毫无疑问他们都比我强，我碰到问题就转着圈逮谁问谁，从来没有被拒绝过。
课后除了背单词，练阅读，做模拟，我没日没夜地听录音。俞老师的每节课，基本需重听8-10遍，至少也要5遍，因为我算了一笔账，只有这个进度，才能保证把相当于中学大学的英语课时补回来。有时进行得比较顺利，待最后一盘磁带走完，键子吧嗒弹回来，我就愉快地接上一句“Bye Bye Mr.Yu”或“Good Night 俞老师”。有时太难了，心烦意乱，不等他话音落下，便忍无可忍地咔嚓按下STOP，恶狠狠地冲着录音机大叫 “Shut Up 俞敏洪！”有一次我差点把小索尼摔在地上，只因心疼钱，最后砸到床上，所幸没有伤筋动骨。
不过我只敢在没人的时候干点这种勾当，下一次还得强打得精神去接着听。尽管经常在俞老师面前晃，我从没跟他交流过，因为觉得自己是只鸡，而他是把宰牛刀，怕他流露出“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的神情。即使我极有可能冤枉他，可一般老师对待差生的态度我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不敢冒险的。有时与俞老师在路上相遇，我不是左顾右盼、就是把耳机插上、或者干脆假装不认识。故此尽管俞老师说过有问题写纸条他一定会帮我，但直到出国，我也没问过一个问题。
不过纸条倒是写过一个。
当时我总坐第一排，是阶梯教室地势最低的地方，而讲台高出一截，俞老师也不矮，并习惯一边讲课一边来回走动，我随其左转右转，极其辛苦。为了减轻脖子和眼睛的负担，我选择低下头来，只闻其声，便好多了。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这种姿势使得我的视线刚好落在讲台地面，看到最多的是他光着的脚丫子和难看的旧拖鞋，晃来晃去晃得人头疼，尤其是那鞋底磨得很薄，地上如果落根钉子… …我审美高雅，想象丰富，神经脆弱，时间一长学习就受影响了。
突然意识到，自己花了这么大工夫来读洋书，指不定还靠它光宗耀祖呢，可这先生连双正经鞋都不穿，对得起我吗？旁边的清华女和北医女听到我抱怨，都表示赞同。前者说人家是学外语的，要的就是这个潇洒劲，但当了师傅还是讲究点比较好。后者说拖鞋一点支撑都没有，长期站立对脊柱不利，实在应该换双有帮有底的。
对我，不论如何，只要看不到两只脚丫子就行，便打定注意给他留张纸条。想起在来上课的途中刚从小索尼里听的评书《水浒传》，讲到林冲是东京八十万御林军的枪棒教头，于是委婉地措辞说您已经是北京千八百留美军的英文教头，再穿上双好鞋就更像了。
回家后我又有些犹豫了，心说让你写纸条是为提问题的，你倒好，他爱穿不穿，爱光不光，就当再攻克个难关不行吗。但下次上课去一低头，哇，讲台上的破拖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双雪白的旅游鞋，令我的学习热情顿时飙升。俞老师开讲前首先宣布“我收到了一个条子”，然后拿出来念了一遍，说谢谢同学的提醒，我以后不光脚了，以配得上我的头衔，头和脚的关系还是比较大的… … ”底下自然又是一片哄笑，不过没人知道，我并不是为了他的光辉形象，才这样做的。
最有趣的是来美后我结识了一个朋友，偶提此事，一贯性情沉稳的他激动得跳了起来：“我记得这事，我就在那屋啊，闹了半天是你呀，好大的胆！哎你坐那儿啊？记得那帮女生都披头散发，念念有词的，就没见过一个好看的，难怪认不出来了！我还记得我们后面的人喊看不见，让老俞走到过道，抬起脚来，大家看清了新鞋方才罢休。”经核对时间，我俩还真同班，只是我坐前，而他坐后。
很多时候，老师真能影响人的一生。比如我尽管是学文的，可并不偏科，数学物理都挺好，只是对化学不感冒。化学老师很特别，每说两句话就降调“啊”一声，眼皮高速眨动至片刻闭合的同时还舔一下薄嘴唇。我被他啊得头大如牛，讲的什么都记不住。熬了快一年，高一期末最后的实验课上，当我数“啊”数到第94次而他面前烧瓶中的液体既未冒烟也未改色–说明离结束还有一大截子，我彻底崩溃了，伸手拔过前排已经决定学文的同学大琪的肩膀告诉她：“我也上文班。”
所以假如我有勇气问化学老师能不能少啊几声，今天世界上或许就多了个科学家工程师什么的；又假如俞老师坚持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就少了个爱国美籍华人什么的。
再回到我学GRE的故事来：期间发生了一起罕见的事故，我们被逻辑数学老师甩课了。那是位个子不高讲课流畅幽默的年轻人，某日上课时间到了，满教室的学生在等待，他却始终没有露面。记得之前在课堂上他话里话外流露出过些许不满，不过对学生放鸽子的行径令人难以想象。俞老师匆匆从别处赶来，抹着汗诚挚地向同学道歉，说如果对他有意见可以当面提出，或者事后揍他几拳，但把学生晾在这里他不能理解。他表示会吸取教训，认真对待类似问题，保证不再发生。后来不但新来的老师把缺课补上，俞老师又增加了一次词汇语法作为对同学的感谢。
如果换了我，估计会变成踢桌子踹椅子，跟学生说声你们等着，就找那胆小鬼打架去了。俞老师隐忍、耐心和真诚的大家风范，却使危机顺利化解了。
花开花谢，酷暑之后是秋冬，不是每个教室都供暖充足，我军大衣羽绒服裹得紧紧的，有时还是被冻得哆里哆嗦。俞老师仍从不为所动，永远热情洋溢，永远衣衫单薄，再次印证了南方人不怕冷的真理。
那时，他编纂了一本GRE词汇书，没有正式出版前，打印出来发给大家，给学习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内容太多，我每天狂背上百个新词都不够，对明知自己不是天才还不自量力又后悔不已，心生去意。幸亏俞老师还很会调节气氛，听他娓娓道来讲故事，播放“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也飞不高”，又使我留了下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