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不满意”谈起
——论老三届插队知青的特殊性
“上山下乡”，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历史之后到1980年结束了。结束的理由有几个“不满意”，无论三个“不满意”还是四个“不满意”，都包含了一个“农民不满意”。很可惜！研究上山下乡的专家学者们似乎对这个“农民不满意”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没有人问过：既然号召“结合工农”，或“与工农相结合”，或“与工农兵相结合”，可是为什么工人没有“不满意”？为什么士兵没有“不满意”？为什么惟独只有农民“不满意”？
也没有人问过：从1939年起就号召“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农民一直没有不满意；从1955年就开始组织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农民还是一直没有“不满意”。为什么要等到1968年以后才开始“不满意”？
更应该知道：农民的“不满意”都在哪些方面？出自什么原因？
1968年12月的“最高指示”告诉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里最后一句“应当”，道出了“不欢迎”的存在，也道出了农民“不满意”的苗头和开始。
从此以后，“结合工农”被抽掉了“工”，只留下“农”，“相结合”也改成了“接受再教育”。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种与历来上山下乡不同的模式，也是文革产生的“新生事物”——大批知青集体插队。尽管日后把知青去国营农场（含兵团）也要十分勉强地往“接受再教育”上靠，但众所周知：去农场是五十年代就已经存在的模式，文革期间知青去农场不过是以前模式的继续，只是规模和年龄结构上有所不同。
显然，农民的“不满意”只是由“到农村去”而引起，和知青去农场没有关系。1968年秋季以前的上山下乡以去农场为中心和主体，农民没什么可“不满意”的。和农村不同，农场是国营企业，农场的农工是国家的正式职工。知青去不去农场不关农民的事。而1968年秋季以后开始的这一阶段，无论数量上还是动员力度上，“上山下乡”的插队模式都远远超过了去农场的模式。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1968年开始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转为以知青集体插队为中心、为主体。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仅内容抽掉了“工”，针对的对象“知识青年”也与以往的概念不同。这里已经不是什么“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农村本来就有很多“回乡知识青年”；也不是指什么“知识分子”，那些以自己的知识和教育基础为生活来源的人。虽然“最高指示”中也提及“大学毕业”，但众所周知大学毕业乃至中专毕业，在当初都是挣工资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真正能下农村的数量极其有限，更不可能挣生产队的工分去和农民分粮分红，“各地农村的同志”也因此没什么可不欢迎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最高指示”中的“知识青年”特指的是文革期间初中、高中毕业的“老三届”，也就是“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培养出来的这批人，这批被“来一个动员”大规模发送到农村插队的中学毕业生。
到此我们已经非常明确：1968年秋季以后开始的“老三届”集体插队是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主体和中心，也是引起“农民不满意”的真正原因。研究知青问题，研究上山下乡问题就必定要重点研究1968年秋季以后的插队知青和他们的“上山下乡”。必须明确地认识到，这一阶段的老三届插队在所有上山下乡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宽、影响也最深远。也必须把老三届插队这一文革产生的新生事物，与以前和以后的上山下乡、与上山下乡的其他模式，严格区分开来。
明确了“农民不满意”原因的同时还应该清楚：农民不是对老三届插队知青不满意，而是对这一新生事物的政策不满意。因此最终解决“农民不满意”，不是对个别表现差的知青加强管理，而是要调整政策。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老三届大规模插队这一引起农民不满意的新生事物呢？因为高、初中老三届总共六届中学生同时毕业，这一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现象在1968年的中国发生了。
“老三届”是指自1966年起文革期间滞留学校的中学生。本该在1966年毕业的高、初中学生，没有升学和分配的任何出路，到1967年便积压成为两届，但直到1968年秋季，招兵、招工、去农场仅仅安排了少部分人，远远不足以消化秋季以后高、初中同时毕业的六届中学生，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
“大轰大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动荡”已经延续了两年多，好不容易才用“工宣队”结束了全国的学生运动。而孩子们可不管你文革不文革、批判不批判、斗争不斗争、路线不路线，该长大就要长大，长大了就要上学。正常的学校流程在“老三届”这里被“梗阻”，孩子们面临无学可上的处境。解决问题迫在眉睫。
没什么别的办法，农村历来是用以“藏污纳垢”的地方。介于最高行政处分和最低刑事处分之间，有一种处分叫作“遣返”，就是注销城市户口，发配农村种地。插队的老三届就这样，被施以类似“遣返”的手段，一鞭子赶去了农村。虽然有“响应号召”的“光荣”，有锣鼓喧天的“欢送”，但与“遣返”一样地不欢迎你再回来。
类似遣返的老三届插队知青，被扣上了“很有必要”的“接受再教育”的帽子，当然无须通过“政治审查”，政治上的“可靠”已经不存在。给农民平添了义务监督教育的“任务”，农民当然会“不满意”。打发知青插队去，不管年龄是否成年，健康是否适合，农村也一样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身体都有，自然也无须体检。生产队的本队子弟初中毕业回乡尚且难以容纳，又突然来了很多年龄体质未必适合务农的知青，农民当然会“不满意”。仅仅提供有限的“安家费”，给农村平添了分粮分红人口，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生产队是自负盈亏企业，农民当然会“不满意”。
1968年秋季以前的下乡知识青年都是要求“一辈子扎根”，尚未被提及“接受再教育”。笔者正式下乡山西之前曾于1968年10月在内蒙牧区停留了一个月，体会到当地北京知青的政治地位，无论1967年11月未经政审去的，或1968年6月“名额有限”去的，都不需要“接受再教育”，和贫下中牧都是平起平坐，是政治上的依靠力量（在日后挖“内人党”时甚至高过贫下中牧）。和秋季以后的大批插队完全不一样。
在老三届插队知青以后还有应届插队在城市郊区的“小知青”，“接受再教育”是跑不掉的，可是对他们就不再号召“一辈子扎根”，而且有不成文的默许：两年“再教育”毕业，由原城市招收就业。
只有对老三届集体插队知青，却是既要“扎根”又要“接受再教育”的“双料”要求，甚至有“一辈子接受再教育”的提法。这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突出的特征。
然而诸多对上山下乡的研究，几乎都没有注意到老三届插队的特殊性。因为同期上山下乡的也有数量可观的知青去了兵团（农场），其中也不乏老三届，于是老三届插队知青就被与兵团（农场）知青混为一谈，不被意识到是文革才出现的“新生事物”，也被误认为是五十年代起上山下乡的继续。
老三届的插队知青与兵团（农场）知青待遇上是有本质区别的。最显著的区别：插队知青没有后勤，日常生活没有保障。为生存，面临一个非过不可的“生活关”。
这一点各插队知青点不完全一样，各有各的土政策。个别地方是有后勤的，就是让队里提供后勤（可能是公社一级定下来的）。大部分和农民一样没有后勤——这才是“接受再教育”，这才是“当农民”。下工回家自己做饭的不用说，无论留下知青专门做饭，还是队里派出社员专职为知青做饭，只要是下地知青分摊全部做饭工分的，后勤仍属自己负担。兵团（农场）的集体食堂制则不一样，所有后勤人员的工资收入均不包含在饭票中，不计算在成本之内，完全由国家负担。有后勤，实际上是兵团（农场）知青附加的又一个无形收入。
人们往往还会认为：插队知青比兵团（农场）知青“自由”，似乎还享有一定的“优越”。笔者以自己插队山西的体会来分析一下这个“自由”。
前文提到插队类似遣返，已经超出行政处罚条例的极限等级。生产队长也好，大队支书也好，公社主任也好，都不能把插队知青怎么样，只要不犯法，知青可以不听上级的话，不服上级的管。
兵团（农场）知青完全不同，那是要通过政审，通过体检，才有可能在有限的名额中得到的资格。这样的地位是国家正式职工，有工资，有一系列附加的无形收入：有劳保，有后勤，有节假日，有公费医疗，而且全是旱涝保收。旧社会农村扛长工的有话：“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所以同时也有一整套的管理条例。正是因为不能轻易放弃这样的地位，才要遵循条例的管理，才没有插队知青的“自由”。
兵团（农场）知青乘车都有公费报销，不会有“蹭车”（即无票乘车）的体会，但在插队知青中则非常普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出来的老三届在校时，甚至有因一次没带买票的钱乘公交车，下次自觉购两张票的事情。“蹭车”并非他们不诚实，并非他们要占什么便宜，而是不满社会待遇的不公平。上级还会特地指示车站不卖给知青火车票，“蹭车”也是官逼民反。即便“蹭车”被抓住，也仍然没有办法、没有条例给予处分。
插队知青没有人负责管理，没有可依据的条例来管理，无论生活、学习还是劳动方面，只能是自己管理自己，各插队知青点情况也因此千差万别。“统筹解决”统不起来，知青办更是无能为力。这就是所谓“自由”的实际状况。
只有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日后派出大批“北京干部”进行了管理。条例仍然无法可依、不能制定，赋予“北京干部”的“尚方宝剑”，就是在知青分配工作时有生杀大权。但这一行之有效的“尚方宝剑”同时给了插队知青一个明确的信号：日后有望分配回城。插队知青的“待业”性质终于被公开，所谓“一辈子”、“扎根”的欺诈性也万般无奈地浮现出来。
对待插队的老三届知青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口是心非的奇特现象：一方面要求知青“一辈子”“扎根”，另一方面让最早最先最响唱出“一辈子”、“扎根”高调的插队知青提前“拔根”，离开了农村。就连本属就业性质的兵团（农场）知青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一些有“门路”的兵团（农场）知青为回城甚至可以不惜放弃身份“转插”到生产队。当然所谓“门路”不是指“转插”，而是指“转插”以后的“分配”。没有分配门路就“转插”的傻事是没人干的。笔者1975年所在知青点就接纳了一个来自黑龙江兵团的北京知青，是通过他已分配在县城计委工作的姐姐“转插”而来，在村里也只是短暂停留，以后的去向对外保密，但心照不宣。
云南兵团知青喊出“我们不是农工，我们是知青”的口号，就是否认就业性质，要靠到插队知青可回城的待业性质上来。想回城的心愿无可厚非，但这口号也侧面反映出了插队真实具有的待业性质。
遣返的地位，待业的本质，构成插队知青所谓的“自由”。没有人会喜欢长期的这种“自由”，这种“自由”和失业的“自由”没什么区别。这一“自由”阶段因为长期不被当作连续工龄对待，很多应有的待遇，晋级、分房、病假全工资等等，回城后的老三届插队知青都不能得到。
“待业”这个词，顾名思义就是等待就业，是停止上山下乡以后才出现的。中国要体现“优越性”，“失业”二字是不能提的，于是就发明了“待业”这么个词。虽然1980年以前还没有这个词汇，但本文仍然用在了老三届插队知青，因为等待就业也是这些人实际上的处境。1980年以后，给无法安排就业的中学毕业生以“待业”身份，取代了“上山下乡”。和以前插队不同，不是在农村，而是在城市等待就业。但和插队还有共同点：无需通过政审和体检；也有和插队一样的“自由”。
如果说“待业”就是等待就业，就是缓和就业危机的手段，同样应该认为，作为一段时期上山下乡中心和主体的老三届插队，究其驻村“待业”的本质，同样是为了缓和就业危机。
很遗憾！因为没有重视到老三届插队的特殊性，很多学者，很多知青问题的研究者、关注者，乃至很多知青自己，都没有把1968年秋季以后出现的大规模知青插队的本质，看作是缓和就业危机。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法国学者潘鸣啸先生的名著《失落的一代》。
笔者肯定潘鸣啸先生为知青问题的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但也必须指出该书在这方面的重大失误。这个失误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
这样的观点把老三届插队这个文革中的“新生事物”视为仍然是1955年以后上山下乡的继续；这样的观点把1968年才有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以往的“与工农相结合”不加区别。也因此把文革前上山下乡的上层动机——“一箭多雕”、“一石多鸟”，原封不动地套用到了老三届插队知青身上，从而忽略或淡化了老三届插队的“待业”、即缓和就业危机的本质。
这样的观点把上层发动上山下乡的动机分为四类：
——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消灭社会差别）
——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强化毛的权威）
——积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开发农村和边疆地区）
——消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减缓城市发展和城市就业）。
结合那条“接受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内容、时间、针对性和紧迫性，前三类就说不通了：为什么仅仅局限在农村？为什么回避了工厂和农场？难道去工厂和农场就不能“改造思想”？就不能“缩小差别”？就不能“恢复秩序”？就不能“制服红卫兵”？就不能“开发农村和边疆”？——当然都能！
但当时明显地，无法将六届同时毕业的中学生完全安排在工厂或农场。也就是说，余下的动机只有最后一类：“减缓城市发展和城市就业”。而以往坚持的其他三类动机，到这时已极其次要，只能变为“来一个动员”所使用的借口：
——意识形态动机站不住脚：“改造思想”在日后证明是完全失败的；
——“恢复秩序”在1968年已经不成为理由：从1967年起破坏社会秩序的“文斗”“武斗”已经从中学生转到大学生和工人农民，中学文革早已不足挂齿；
——积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基本不存在：“开发边疆”不靠谱，老三届集体插队基本没有去边疆的；政治地位低于“贫下中农”，造成插队知青对农村能起到的积极作用也大受限制；更不要说当时很多初中老三届尚未成年，根本不可能成为农村生产建设的骨干。
这样的观点的产生原因，一个是难以听到插队知青的发声。
前文提到过：“改造思想”在日后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因为在上层看来并没有起到正面的积极作用（国家不满意）。插队的老三届知青真正接触到了中国农民，真正看到了农村的贫困，低于贫下中农的社会地位也使得他们真正了解到了社会底层的阴暗面。因此插队的老三届知青的思想往往被“改造”得十分“负面”，不同于其他知青群体的“负面”声音就往往更加难以公开发出。相反，那些有组织、不散漫、不“自由”，思想更趋“正面”的兵团（农场）知青，往往更容易通过大规模的展览、演出等活动，通过文艺作品等方式发声，在宣传的声势上占了明显优势。老三届插队知青妄为多数和主体，反而难以突出自己的声音。
另一个原因：很多人过多过深受了上层文件和讲话的影响。
“来一个动员”中存在着很多欺骗，其中一个很不实在的，就是极力在把老三届插队知青和其他模式和阶段的知青混为一谈。
以往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去国营农场为主体，是一种就业方式。但上层文件和讲话却用“一辈子”“扎根”同样要求实际上待业的插队知青。妄图让人们相信：插队也是就业方式，我国没有失业现象。用“防修反修”、“战备疏散”之类的借口强调插队“不是权宜之计”。很遗憾！这类“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教很多人似乎很愿意接受。
潘鸣啸先生还坚持和宣扬了一个奇怪的，但颇能迷惑一些人的“统计依据”：
“1966年到1976年10年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数量是跟被下放农村的知青数量‘一样那么多’，或者是‘几乎一样那么多’，而且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都成功地在城里定居下来。”“从1981年起，所有的中国资料都肯定这件事情。”潘鸣啸先生无论如何想不通：“但是68年后，最主要的动机是属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假如减少城市劳动力和城市人口是主要动机，怎么解释从1968年到1977年当知青大规模地下放农村的时候，大约同样数字的农民在城市里得到了永久性的雇佣？”
笔者要指出，这组统计数字的时间跨度在10年，根本就难以服人！如果在上山下乡高潮中的一、两个月，最多半年之内有这样下乡进城数量基本平衡的统计，才算得上可靠的依据。毫不稀奇，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城市和城市人口就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发展起来的。即便存在人为干涉，如果把时间跨度再扩大，必定是进城的比下乡的多很多。
可是潘鸣啸先生同时列出这样的统计：“10年间，下乡知青的人数一般估计在1300万和1700万之间。同时那10年间共有1400万人招聘进城，其中600万是知青，800万是农民。”
10年期间从农村进城的人口还包括了近半数的返城知青，反而更加说明：上山下乡的集体插队，正是把就业危机“缓和”、“转嫁”的一个“权宜之计”。
在此更加应该着重指出：老三届插队知青的返城不是被原城市直接招收，大都是在当地就业。如上文所述，10年间占用了将近一半本该属于当地农村青年的农转非指标——就业危机就这样，赤裸裸地转嫁给了农村，转嫁给了农民。“农民不满意”更是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
甚至还有些“上山下乡”问题的研究者，没有认识到1968秋季以后紧迫的中学毕业生安置形势和转嫁就业危机，没有认识到集体插队是文革的“新生事物”，误以为和以往的不同只是多了“接受再教育”的政治口号，反而得出这个阶段政治是主要原因的结论。归根结底，他们还是把1968年秋季以后大规模的插队看作是五十年代以来“上山下乡”的延续，不肯承认这一模式的特殊性。死抱着这样的认识难免绕进死胡同，钻入牛角尖，得出古怪的结论。
虽然说老三届插队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心和主体，但毕竟也是几十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个模式的本质逐渐暴露的过程，始终在影响着运动的全局。日后、直至今日，各种“知识青年”的很多请愿和动荡，，正是源于当局对缓和就业危机这一根本动机的百般掩盖，源于把文革出现的这一“新生事物”与五十年代“上山下乡”模式的故意混淆，正是源于官方对老三届插队知青的欺诈。
同是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同是要求“一辈子”“扎根”，既然插队知青能通过“分配”拔根，兵团（农场）知青还有什么理由不让回城？尽管对云南兵团请愿事件的最终妥协，有可能出于准备“对越自卫反击”的原因，但兵团（农场）知青要求和插队知青同等返城权，乃是一个迟早要全面爆发的基础。
给文革期间下乡的兵团知青开了大批返城的口子不要紧，文革前的兵团战士、农场职工，连带五十年代去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人员理直气壮提出：同是兵团战士，同是农场职工，他们能返城，我们为什么不能？山西已经在当地分配了工职的插队知青：和兵团战士一样，都属于文革期间因上山下乡离开原城，他们能回原城，我们为什么不能？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来。至今还有很多早已不是青年的“知识青年”的请愿活动难以平息。根子在哪里？就在把老三届插队的待业性质，用什么“一辈子”“扎根”掩盖起来，与农场（兵团）的就业性质混淆起来。要是提前认真地承认老三届插队是不同的模式，是为解决和缓和就业危机的“待业”，还会有这些遗留问题吗？
文革被否定了，“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说法不成立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成其为借口，也随之“没有必要”了。从逻辑上完全可以认为，应“最高指示”而生的老三届插队模式已经同时被否定。没必要羞羞答答不肯承认这一“新生事物”的失败，没必要否认打发老三届插队是为缓和就业危机的实际动机，更要明白只有老三届插队，才造成了“农民不满意”。
老三届插队知青，这一上山下乡的主体，这一文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这一引起“农民不满意”的驻村“待业”大军，尽管其特点尚待人们去充分认识，但事实上成为了葬送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和主因。
（此文发表于2014美国南加州知青协会年刊，略经加工贴到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