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塔尔寺，曾触及的感悟
（之十二：迷津）
我不赞美行为，我赞美的是人的精神。
——海涅
曾读过一则苏东坡的趣事：
一日饭后，苏东坡问身边的侍妾：我肚里装的什么？有答说皆是酒饭，有言满腹诗书，惟有朝云曰“满肚子的不合时宜”；东坡听罢点头称是。
而今，自己也同样感受着“不合时宜”的无奈；读入的书章，非但不能令自己愉悦，反却平添了迷茫与孤寂。如了爱因斯坦所言：“我所拥有的知识在生活中毫无用处”。
唯权是尊，烦躁功利之下，世间已容不下雅致的平淡；仿佛人人都在渴求成功与财气，否则便失了于市井中，昂首出入的华丽衣装。
信奉实用主义哲学的国人，早已将孔孟之道的崇高学说，庸俗上升为“明哲保身”的人生训律。
现实之下，面对着无可选择，却又必须选择；不屑以媚俗，竟也习惯着媚俗。
仿佛已是无路可择。
十九世纪中叶，自波德莱尔写出《恶之花》，人类审美的价值观念，便就遭遇了颠覆。理想主义渐渐退去，一个物化的，因而也是异化的世界，随着工业文明的全球化进程，渐次清晰呈现在世人眼前，现代科技正刺激着人们“极端的放纵”。
读过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卡夫卡的《城堡》，感其态俏而诡，其格高而幽，费解之下总令我身心疲惫。
生命中有太多的事，看似轻若鸿毛，却又让人难以承受，如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那一日，读至米兰•昆德拉《笑忘录》中葬礼那一章节，竟有窒息般的沉重感；那一刻我极为清醒的看到，我们拥有的生活，是多么滑稽可笑；所谓的“美丽与幸福”，是如此地充满着欺骗。
“轻与重”、“灵与肉”之间，一次又一次地拷问着读者的灵魂。
面对一个距离人的本性越来越疏离的世界，所有正直向善的人，深感心在滴血；压抑的精神在痛苦地寻找着出路。
但，路又在何方？
“无论你遭受怎样的损失、挫败与打击，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永远不要放弃你的目标！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吧！”这是日内瓦精神科医生弗兰克，曾写下对二战后的许多人，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一席话。
那么，生命存续的意义又是什么？
困惑之下，我试想着由西方哲学思想中，获得求解。
那时还在就读大学工科专业的我，已是习惯在省城图书馆里，用尽闲余时间。
不论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说，抑或是尼采“太阳之子”论调、萨特存在主义观点等等，统统都填入在脑，囫囵吞枣般，尚还不及消化、吸收。
尽管从中得知了“心并不完全从属于物质”的观点，但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与求解，仍是云里雾里，不得其果。
我又将目光转向自然科学。
物理课上，老师讲到一个正电子与一个负电子接触后，将产生两个γ光子；电子是有静置质量的，而光子却没有静置质量。
这却令我陷入了长久的思考：那么，宇宙间最小的颗粒究竟是何？
苦思不解中，我读到现代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的一句话：“现代微观物理学研究的尽头竟然是来到了老庄的墓前” 。
即是说，一切是从“无”产生的；即中国道家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就提笔此刻的悟解，是以为，物理学尚不具有“空”层次的理论支持，必然执着于一个有形有相物质最小微粒的解释。
受此启发，我便将注意的目光，投向于中国传统文化。
我发现西方文明是从外而求道，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从内而探玄。
儒家强调“诚心正意，在明明德”，是曰做人的道理。道家强调“至虚极，守静笃”、“心如太虚，返本还源”，主张清静无为，即可入道。这些观点皆使我受益良多。
及至年岁渐增，对《论语》中，“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才有所领悟话中的真义——如果一天得不到生命的“道”，那么这一天的生存又有何益？
于我个人的心悟而言，总觉着在孔子“不知生，焉知死”，以及“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言语后，有一种无力洞悉生存本质，与心物关系的遗憾存在。
大道至简，大道亦至难。
多年前，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节目中，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在谈到量子物理发展到今天对物质的认识层次时，如是说道：
“物质的结构是如此的精细，这绝不能用偶然来解释。对物质的最终认识不是科学能解决的，也不是哲学能解决的，也许只有宗教能解决。”
在谈及科学发展的前景时，他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科学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宗教”。
马克思如是说过：“宗教是受苦难生灵的叹息，是没有感情的世界的感情，是没有灵魂的世界的灵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对此言，后人多有片面的误读。其实不难看出，这段话与其说是批评性的，不如说是解释性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概括、揭示了宗教的本质。
宗教的幻想反映，其精神功用如同鸦片或麻醉剂、镇痛剂。人类苦涩地生存着，需要慰籍与希望，需要些镇痛剂、麻醉剂。我以为，这或是宗教应运而生的原始起因吧。
宗教崇拜神灵或超自然力量的神秘性，根本有别于神汉、巫婆之看相、算命、卜卦、抽签、拆字、圆梦、降仙、召魂的世间迷信。禅语曰：不要把指向月亮的手指当做月亮本身。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亦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任何一种宗教，无论其教义多么深刻，有着多么善意的教化，如不将神性与人性结合，迟早便会因失去人心的滋润，而凋零冷清。
造访塔尔寺，我常常伫立于经堂外，静心聆听僧侣们诵读佛经；法音潺潺而出，美如诗篇，尽管我从也未曾听懂过。那浑朴悠扬的和声，仿佛轻抚着我心中的忧伤，宽厚而温柔，漫长而悠缓。
至今我仍认为，那诵经的和声，是自然而纯粹的旋律，融入在平淡庸长岁月里，诱生出不同寻常的情感力量，令人对宗教精神传扬的韧性，顿生出敬意。
鲁迅先生曾感慨过：
“释迦牟尼佛真是伟大的圣哲，我对人生所产生的众多疑惑，他居然早已在佛经中明示了。”
这也正是，我对佛法生出兴趣，深入经藏探究，最初的启蒙引领。
（未完待续）
二〇一四年九月九日（修订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