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占中行动仍正在持续，从一些运动领导者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们正在步历史上群众运动失败的后尘，不能不让人为踊跃参加的青年学生们担心。幸好，目前已经出现改正迹象，使人在紧张中稍微松了口气。
中国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六四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群众运动容易犯两大忌：
一为拒绝妥协。任何一个群众运动，应该事先制订高低两种目标，高者是扩大影响，引起震动，施加压力的讨价筹码，低者才是实际要达到的目标。若以高者为必须实现的条件，势必陷入僵局，形成旷日持久的对峙局面。妥协是现代政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面子无关，是在坚持原则基础上的灵活，妥协是斗争成果，而不是失败。坚持抗争，不一定非要你死我活。那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观念，现代人不改变，社会就不会进步，就还停留在残酷厮杀的野蛮时代中。
二为长久街头对峙。这一点是由上一点引起的。街头集会易短不宜长，长则易衰。领导人为了刺激日趋松懈的情绪，必然要制造新的更加激烈的看点，但是它容易导致焦躁情绪蔓延，滑向失控，引来群众厌烦，社会不满，失去原本同情的中间力量。毕其功于一役，在其他国家（包括苏联这样的强权国家）曾经实现过，但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几无可能。共产党的进步是缓慢的，不过，确是在吸取教训，不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不会轻易诉诸武力。当然，这也不代表他会主动放弃掌控权。任何统治者都会和一部分社会力量产生矛盾摩擦，何况共产党积怨甚深，血债累累。批评督促他改恶从善，甚至反对都可以，激烈对抗则会走向最糟糕的暴力革命（中国有着极肥沃的土壤）。因此，在中国要考虑改革进程的长期性，不能急功近利。
可以说，上述两点是衡量运动领导者是否理性、是否智慧的基本标准。如果，领导人不能改变，继续触犯大忌，跟随的群众就要警惕。否则承担苦难的，最终将是普通群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元代人认为百姓摆脱不了被别人左右的可悲命运，现在呢？关键是百姓也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最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