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跃进”之年，大炼钢铁是这年“大跃进”运动的显著的特征。1958年的全民大炼钢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成为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的直接诱因。
“为实现一○七○万吨钢而奋斗”
1957年，我国的钢产量为535万吨，由于“大跃进”的发动和人民群众生产热情的高涨，人们的头脑开始不冷静了，赶超英国的时间一再被缩短，1958年钢铁产量的指标不断被拔高。
1958年1月24日，国家经委拟定的1958年经济计划（草案）提出，1958年全国钢产量计划为624.8万吨，比1957年增长19.2%。这个计划得到了这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的批准。
1958年3月，在中共中央于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国家经委党组报送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将1958年钢产量指标提高为700万吨，比上年增长35.5%。会议期间，冶金工业部负责人提出，钢铁工业苦战三年，超过“二五”计划指标，到1962年达到1500万吨到1700万吨，是有把握的，2000万吨是可以争取的。这个设想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4月14日，国家经委汇总各地上报的当年钢铁产量计划指标后，向中共中央报告说，1958年的钢铁产量有了两本账，第一本账是624万吨，第二本账是711万吨。这个第二本账与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通过的指标相比，增加了87万吨，增长了14%。
4月下旬，毛泽东找冶金工业部党组几位负责人谈话，了解钢铁生产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说，你们不要害怕钢铁生产多了没有地方放。他还风趣地说，可以放到我的院子里嘛！又说，1956年投资多了一些，工业生产快了一些，就有人害怕，慌慌忙忙出来反冒进。旧的平衡总是要在发展中被打破的，然后，又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平衡，这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就是不懂这个辩证法。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现在才生产几万吨钢，太可怜了，工业不发达就要受帝国主义欺负。当时冶金工业部负责人就表示，1958年的钢产量肯定可能超过624万吨，达到700万吨，最多可能达到800万吨。
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到超英赶美的问题，并提出了“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设想。国家经委提交会议讨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二本账提出：1962年的钢产量指标，第一方案为2500万吨，同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的建议数1050万吨至1200万吨比较，增加108%—138%；第二方案3000万吨，同八大一次会议的建议数比较，增加150%—186%。会议期间，冶金工业部提出，1959年的钢产量达到1200万吨以上，1962年达到3000万吨以上，1967年达到7000万吨以上，1972年达到1.2亿吨以上，是完全有把握的。也就是说，五年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该部负责人在大会的发言中说，钢产量15年赶上美国的预计“没有什么浪漫主义的成分，这种预计，是地道的现实主义的”。因为1962年达到产钢3000万吨的指标，是根据正在建设、将要建设的钢铁厂的具体进度计算出来的，“这种计算既没有‘凭空估计’的成分，而又比较充分地考虑到可能遇到的一些困难，因而与其说它是先进的奋斗目标，倒不如说它还是带有多少保守性质的指标”。发言还说，钢产量经过5年肯定可以跃进到3000万吨，在此基础上再经过5年跃进到7000万吨，然后又过5年跃进到1.2亿吨就比较容易了，因此，钢铁工业15年赶上美国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目标。“如果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那么我们可以设想：1962年钢的水平达到3500万—4000万吨，从而赶上美国的时间将要更快一些。”
八大二次会议后，由于超英赶美的时间一再被提前，于是各项计划指标不断被拔高。1958年5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当年的钢产量指标由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711万吨提高为800万吨到850万吨。这是1958年钢产量计划的第三本账。
6月7日，冶金工业部向中共中央报送了《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规划》，其中预计1958年钢产量为820万吨，1962年为6000万吨。
这些材料进一步增加了毛泽东超英赶美的信心。6月22日，他在冶金工业部的报告上亲笔批示道：“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必须力争在钢的产量上在1959年达到2500万吨，首先超过英国。”这样，赶超英国的计划大大提前，由原定的15年变成了2年。而1957年全国的钢产量只有535万吨，如果1959年要达到2500万吨，等于要增加将近5倍，1958年的820万吨钢产量显然低了。
6月12日，国家经委党组向中共中央报告，地方冶金工业的跃进指标，已经大大超过“二五”计划第二本账。计划今年兴建小高炉12694座，大部分年内可投入生产，地方铁产量今年可达440万吨，比去年增长7.9倍；兴建转炉220座，电炉43座，地方钢产量今年可达200万吨，比去年增长2.5倍。根据地方冶金工业的飞跃发展，估计明年全国钢铁产量可以比今年预计完成数翻一番。
6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刘少奇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关于1958年计划执行情况和1959年设想的汇报。在谈到钢铁生产时，薄一波说，预计今年钢产量将达到900万吨，初步安排，明年计划为2000万吨或2000万吨以上。
毛泽东没有参加6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第二天晚上，他将全体政治局常委及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廖鲁言、黄克诚、王鹤寿等人找来谈话。谈到钢铁生产时，毛泽东表示赞成提高钢指标。会议经过研究，决定将1958年钢产量的预计完成数改为1000万吨，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改为2500万吨。在谈话的过程中，毛泽东对薄一波说：现在农业已经有了办法了，叫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薄一波回答说：工业就“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泽东说：对，就按这么办。毛泽东还问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去年是530万（按：1957年的钢产量为535万吨），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后来毛泽东说，开始是600万吨，第二本账是700万吨，第三本账是800万吨，争取900万吨。我说你索性翻一番，那么拖拖拉拉干什么？王鹤寿同志就很有劲，布置了。王鹤寿“布置”的结果，决定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翻，完成1070万吨。这就是这年著名的“为实现一○七○万吨钢而奋斗”口号的最初由来。
这次会议后，薄一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会议精神，重新写成了一份《汇报提要》，并于20日报送给毛泽东。《汇报提要》提出：1959年我国国民经济将比今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经过三年苦战，我国可以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基本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方面将实现水利化，达到“四、五、八”的要求。对1959年的工业生产，估算工业总产值将比上年增长60%—70%，钢达到2500万吨，比1958年增加15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将增加一倍，达到450亿元，社会购买力、外贸出口额也将有很大的增长。这是初步很不成熟的方案，待研究后再提交中央8月会议讨论。6月22日，毛泽东对薄一波的《汇报提要》作了批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毛泽东在批发这个报告时，还特地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向政治局的报告）》。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王朴”的文章《以钢为纲》，公开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并且认为“钢是连接着整个工业的一条纲，它的发展速度，决定着整个工业化的速度，决定着整个农业现代化的速度，决定着整个技术革命的速度”，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第一书记，切实把钢这条纲抓起来。
同一天，薄一波在《红旗》杂志上发表题为《打破办工业的神秘观点》的文章，认为办工业必须打破“大（大工业）、高（高标准）、国（国家集中办）”这些神秘观点，进行工业建设方法上的大革命，实行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全民办工业。这对于工业飞跃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文章说：“今年我国的钢产量，预计可以超过1000万吨，明年估计可能超过2000万吨。由此看来，我国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过英国的时间，比不久前的设想，还可以大为缩短”。
7月5日，刘少奇在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座谈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国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过英美就变成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
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社论说，最近一两个月来，全国各省市先后召开了地方工业会议或钢铁工业会议，打掉了对钢铁工业的神秘思想，确立了钢铁工业的“元帅”地位，订出了发展钢铁工业的跃进规划和措施，吹起了全党全民向钢铁工业大进军的号角。一个以钢为纲，带动工业全面发展的工业建设的新高潮已经形成。转炉高炉遍地开花，钢水铁水到处奔流的日子，即将到来。要在一年内建成200座中小型转炉，增加1000万吨钢，以及要在一年内建成13000多座中小型高炉，增加2000万吨铁的计划，不仅可以百分之百地完成，而且将大大超过。
社论认为，我国钢铁产量之所以能够实现“百分之百甚至更高的比例发展”，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根据：一是我国矿产资源丰富，炼铁需要大量的煤，而在我国2000多个县中，就有1500多个县有煤；二是钢铁的原料——铁矿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探明的铁矿储量已达56亿吨。加上有党的领导和6亿人民，这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一项头等重要的任务”
到这年的7月，全国的钢产量总共才380多万吨，其中7月份为70万吨，也就是说，剩余的五个月时间，必须完成近700万吨的任务。这个产量显然是靠正规的钢铁企业按常规生产无法完成的，于是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老办法——发动群众，组织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群众运动。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及农村工作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讨论钢铁生产和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
据薄一波回忆：“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的头几天，大家分析了6月19日以后钢铁生产未见起色的原因：第一，从部到相当多的工厂，根据南宁会议后下达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要求，把注意力都放到编计划（五年计划和明年计划）方面去了，部长、副部长都在外面参加各协作区的计划会议，忽视了抓生产；第二，由于小高炉生产不稳定，农民工不熟练和大批工厂领导关系改变（5月29日闭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求，到6月15日24时止，大批中央部直属厂转交地方领导），主管部门和地方忙于办交接手续，生铁调度不灵；第三，钢铁冶炼需要的设备供应不上，6月间安排生产的一批冶炼设备，有的被计划外的东西冲掉了，有的还没有安排落实。”
毛泽东听取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之后，打电话给陈云作了八点指示：（一）国家经委主要抓生产；（二）原材料调配要服从国家计划，分配钢材既要照顾重点，又要照顾农民的需要；（三）抓紧冶炼设备的生产和安装；（四）机械厂收到钢材后，第一是用来制造炼钢炼铁轧钢的设备；（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每星期抓一次钢铁生产；（六）加大保险系数，冶金部直属钢铁厂今年增加50万吨钢的新任务（按：1958年钢产量的实际指标是1150万吨）；（七）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八）立即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后简称工业书记）找来北戴河，开一次工业书记会议。
8月21日，陈云向全体与会人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陈云在传达时还说：我们今年要生产1100万吨钢，已经传到国外去了。这时，邓小平插话说：给赫鲁晓夫打了保票的。陈云接着说：7月31日到8月3日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期间，毛主席跟赫鲁晓夫讲，我们今年生产钢1070万吨，明年是2500万到3000万吨。赫鲁晓夫不大相信，说中国的同志提出来的计划大概我们相信可以完成，究竟具体情况怎么样，他不问，那是很大的怀疑。赫鲁晓夫那天签公报的时候，他的总顾问，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跟赫鲁晓夫一起来了。我跟他讲，我们明年的（钢产量）计划完成得了完成不了？他不回答，笑一下，说很大的计划，伟大的计划，能完成百分之八十、九十也是很好的。他是没有信心的。陈云“介绍的阿尔希波夫这几句话，曾引起大家的愤慨”。
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谈到钢铁生产问题。在开幕当天的讲话中，他讲了钢铁生产。他说，钢由1957年的530万吨翻一番，达到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搞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回电话，要保证。
8月19日，毛泽东召集7个协作区主任开会说，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集中力量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力量不足整掉一些。钢铁谁搞谁不搞，要服从决定。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额完成。钢要拼命完成，铁少一点可以，也要争取完成。
8月21日，他又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1100万吨铁，必须完成。经过三令五申，仍完不成任务，或者有铁拿不出来者，对搞分散主义的，就要执行纪律。我看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有些人不懂得，不完成1100万吨，是关系到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要拼命干，“拼命干”三个字下面要加着重号。
8月3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有个文件讲，明年是决定性的一年，这句话讲得好。粮食再翻一番，钢要搞到2500万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这是一场大仗，这一仗是没有休息的，机器不能休息。6月19日出了题目，但没有具体措施，大家都抓计划去了。从8月21日起，还有19个星期，133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现在又过了10天，相当危险。要紧急动员，能否完成，我有怀疑，我是“观潮派”，明年1月1日能不能搞到，我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如果没有搞到，一是题目出错了，二是工作没有抓紧。今年1100万吨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明年争取3000万吨。
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8月25日至31日在北戴河召开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专题讨论怎样完成1958年的钢铁生产任务问题。会议由薄一波主持，李富春作报告，陈云到会作了两次讲话。陈云在讲话中提出，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薄一波在总结发言中，提出“紧急行动起来，为完成以1150万吨钢为纲的工业生产跃进计划而斗争”的口号，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气。即使在一百个土炉子中，只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就算是插上了红旗，其余九十九个都应当向它学习。”30日下午，主要钢铁产区的工业书记和鞍钢、武钢、太钢等几个大厂的党委书记们，在薄一波的带领下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一个一个向他当面担保完成钢铁生产任务。“尽管不少同志慷慨激昂，保证完成任务，但毛主席还是不放心，因为只剩下4个月，时间太紧迫，他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北戴河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今年宏伟目标，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的会议公报。公报指出：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必须首先保证重点。工业的中心问题是钢铁的生产和机械的生产，而机械生产的发展又决定于钢铁生产的发展。根据当前全国人民对于钢铁的巨大需要和对于钢铁生产的巨大努力，根据钢铁冶炼设备正在逐月增加和迅速投入生产的情况，钢铁生产的飞跃发展是必要的和可能的。按照今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所通过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今年钢产量是620万吨，比去年增产85万吨，这个数字早已显得不够了。今年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把今年的钢产量增加到800万吨至850万吨。现在看来，这个数字仍然嫌低。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的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8年钢产量是1150万吨，但会议公报写的是1070万吨，据薄一波说，这个数字是他提议写上的。薄一波后来说：“当时，我对‘一○七○’的任务，已经有些信心不足了。由于考虑到此事已经捅到国外去了，毛主席又强调一吨不能少，我风格不高，也就不便说出自己的怀疑。8月30日下午在毛主席那里，看到大家都说能够完成，我就向毛主席建议，把‘一○七○’写到公报上。毛主席表示赞成。我马上拿起电话，通知起草公报的胡乔木同志，说毛主席讲了，把‘一○七○’写到公报上。结果，后来发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就写了这样一句：‘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北戴河会议一结束，各地闻风而动，立即采取措施，大办钢铁。河北省委召开了地（市）委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委、县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挂帅，亲临钢铁生产前线，地委、县委都要组织钢铁指挥部。山西从省到地（市）、县各级党委都成立了钢铁办公室，并组织了800多人的工作团和技术指导团，“到各地总结已有的生产和建设经验，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实行以土为主，土洋并举的方针”。内蒙古自治区提出要通过抓生产、抓原料、抓设备、抓技术、抓运输，到年底完成15万吨钢和25万吨铁的生产计划。山东省委要求各级党委把钢铁生产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同时，除了大量普遍地加速各种型号炼铁炉的兴建以外，还要抓紧济南钢铁厂的兴建工作。江苏省委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开展钢铁高产竞赛，一斤不少、一台不少、一立方米不少地完成钢铁生产、冶炼设备制造和小高炉基建任务，力争提前一个月完成全年钢铁生产计划。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从省委书记到每个省委常委，都要抓钢铁生产，要参加钢铁试验田。湖北省委要求全省立即动员百万大军办钢铁，党委第一书记必须切实挂帅，亲自搞钢铁“试验炉”，加强具体领导。湖南省委和湖南省人民委员会联合举办了“动员全省人民向钢铁大进军”广播大会，要求尽一切可能把今后四个月的钢铁生产任务大部分提前在9、10月份完成。江西省委决定在9月份完成2万到2.5万个新炉子的建设任务，保证炉炉出铁，生产正常，日产生铁达到1万吨。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的社论，指出：“最近举行的我们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为了适应我国农业大跃进的新形势，为了高速度地发展我国工业，我国今年钢的生产量，要比去年翻一番，就是说从去年的535万吨跃增至1070吨。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振奋人心的伟大号召。全力保证实现钢产翻一番，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9月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强调要“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社论指出：要保证1070万吨钢，必须具有停车让路，首先为钢的全局观点。当钢铁工业的发展与其他工业的发展，在设备、材料、动力、人力等方面发生矛盾的时候，其他工业应该主动放弃或降低自己的要求，让路给钢铁工业先行。
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他指出：鉴于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对工业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还鉴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方面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和比较成熟的经验，我们的领导工作的重心需要适时地从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转移到工业建设方面来。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机关，必须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而从现在开始，要把重点放在工业方面。在工业方面，必须首先抓紧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因为这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基础。
北戴河会议后，中共中央对钢铁生产抓得很紧，多次召开电话会议，一再强调1070万吨钢的任务只能多不能少。在9月4日的电话会议上，谭震林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说：主席提出，明年粮食再翻一番，又提出今年1100万吨铁一吨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这个要求一定要完成。这就势必要逼迫我们又要拿出相当的劳动力去挖铁矿，去办小高炉。彭真也说：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9月是要命的一月。
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钢铁生产电话会议。会议认为，全民办钢铁已经形成高潮，完成北戴河会议规定的指标已经有了保证，但还需要做出很大努力。为解决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中央决定调派一部分人力，其中大学毕业生10000人，大专生5000人，技术干部1200人，支援钢铁工业第一线。会议提出，9月份钢铁生产的关键是抓生铁，而且首先要满足炼钢需要。会议还决定，以后每星期召开一次电话会议，以便及时掌握钢铁生产情况。
9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钢铁生产电话会议，根据钢铁生产将完不成9月份任务的情况，要求各省、市、自治区要力争把9月份的钢铁任务多完成一些，规定必须在30日以前完成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的指标。
“钢铁元帅升帐”
北戴河会议后，一个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迅速在全国城乡兴起。与此同时，农业生产上的放“卫星”之风，也蔓延到钢铁生产上，各地开始大放钢铁生产“卫星”。
9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说，9月15日，河南全省投入45000多座炼铁炉，动员360万钢铁大军，出动40.7万辆各种运输工具，打了一个日产生铁18693.92吨的大胜仗。这个数字，比在钢铁工业基地辽宁以及吉林、黑龙江三个省当时的生铁日产量还要高。《人民日报》为此还发表了《祝河南大捷》的社论，要求各地像河南一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紧紧地抓，狠狠地抓，争取9月份内根本扭转土高炉生铁生产不正常的局面，完成和超额完成9月份的生铁计划。
河南第一个放钢铁生产“卫星”的是鲁山县，该县在这年8月28日率先放了第一颗日产千吨铁的“卫星”。随后，鲁山又提出要力争尽快达到日产铁两千吨以上的新目标。9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向日产千吨铁的鲁山人民致敬》的社论，称鲁山县的这一新举措，“是钢铁战线上的一大喜讯，是土高炉大面积丰收的卫星。它和农业战线上的大面积丰收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目前来说，有更重要的意义，全国有几百个有铁矿资源的县，如果每个县都像鲁山那样大面积丰收，那末，我们每天就可从土高炉拿到十几万到几十万吨铁，就可以根本扭转小高炉出铁情况仍然不好的局面。这样，今年产钢1070万吨就有了基本保证”。鲁山果然不负众望，9月28日，再次放出一颗日产生铁34360吨的大“卫星”。
9月29日，是全国大放钢铁生产“卫星”日，有8个省宣布生铁日产量突破了万吨。据10月1日《人民日报》的报道：在29日这天，河南全省参加大炼钢铁劳动力达577万多人，12.8万多座各种炼铁炉共产生铁90784.68吨，产钢5034.4吨；山东数十万座各式炼铁炉从29日零时到30日零时，共产生铁67390吨；河北全省日产铁58300吨，日产钢2328吨；山西发射出日产25700吨生铁、3900吨钢的高产“卫星”；湖北省184300多座炼铁炉共产生铁16920吨，出现了红安、鄂城、随县、保康、罗田、麻城等6个千吨县；湖南全省在这一天参加炼铁的群众达700万人，共产生铁15517吨；江苏全省产铁14924.733吨，大部分是小土炉生产出的；四川省生铁日产量已达到10200吨，钢的日产量达到5500吨。
这年放出的最大的钢铁生产“卫星”，当属广西的环江县和鹿寨县。只有16万人口的广西环江县，10月中旬，除原有6万固定的钢铁野战军外，后方又有2.7万人开赴钢铁前线。此外，宜山、河池两县也派来一支2.3万人的野战军，带着工具和车辆马匹前来支援。10月17日，环江县宣布：在钢铁高产周的第一天——10月15日出产生铁63321.5吨，另有烧结铁51808.5吨，生铁产量跃居全国首位，该县这一天生产的生铁，大约等于解放前广西一个世纪的产量。而且这天产的生铁，“经过中共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和中共河池县委第一书记于子明及前来参加钢铁生产的北京大学、地质学院学生的验收，证明都是灰口铁和白口铁”。
与环江同属柳州地区的鹿寨县随后放出了一颗更大的卫星，10月19日，鹿寨宣布：从17日下午2时到18日下午2时的一天时间内，全县共生产出生铁207243吨，另产烧结铁288139吨。这一天的铁产量，就等于今年国家分配给广西的全年任务。该县在10月21日还放出了一颗日产钢13416吨的炼钢“卫星”。这两项分别创下了1958年一个县生铁与钢产量的全国最高纪录。
虽然这些钢铁“卫星”的真实性令人怀疑，但在这年的钢铁生产中，确实出现了男女老少齐上阵的场面，是一场真正的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的社论，强调在当前的钢铁生产中，大办土高炉最能把千百万群众的积极性动员起来，最能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效果。因为土高炉没有任何“依赖性”，完全是土生土长的，只要自己动手几天内就可以建造成功，因而能够使广大的群众插进手来，形成一个全民办钢铁的运动，使生铁生产高速度地发展。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视察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9月29日，他回到北京，并同新华社记者谈话，他说：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展开辩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在领导人的推动和宣传媒体的鼓动下，很快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千军万马炼钢铁、土高炉遍地开花的局面。这年10月中旬，河南全省参加钢铁生产的劳动力达640多万人；广东投入钢铁生产的有460万人，接近全省劳动力的一半；广西投入的劳动力达到580万人，占全自治区总劳动力700万人的82%。7月底时，全国钢铁生产的劳动力只有几十万人，到8月底，增加到几百万人，而9月底达到了5000万人，到10月底增加到6000万人，而到1958年底，高达9000万人，加上其他战线直接或间接支援钢铁生产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群众运动的人数超过1亿人。当年全国总人口为65994万人，全社会劳动力为26600万人，也就是全国超过五分之二的劳动力加入了大炼钢铁的行列，当时农村主要的青壮年劳动力基本上大炼钢铁去了，是名副其实的全民大炼钢。
早在北戴河会议之前，一些地方就提出要用小（小转炉、小平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的方式，高速发展钢铁工业。例如江苏提出：可以用多种多样简陋的办法来冶炼钢铁，可以到处大搞、遍地开花；由于小型冶炼和土法冶炼的技术比较简单，因此，可以迅速为人民群众所掌握，立即上马，立即出铁出钢。又如河南要求凡是有铁矿和矿砂的地区，应组织乡、社大量兴建日产500斤至1000斤铁的土高炉，它的优点是建炉快，不需要钢材，技术简单。7月9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说，此时河南全省已经投入生产的小高炉和土高炉有600多座，炼出了1万多吨生铁。这种土高炉一般只需投资30元左右，10天就能建成，可以日产生铁500斤到1000斤；半土半洋的简易小高炉半个月可以建成，每个投资1万多元，日产生铁3吨到5吨。
北戴河会议后，土高炉迅速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这年9月22日，新华社曾对各省、市、自治区已建和在建的土高炉进行过专门的统计：到9月15日止，全国已经投入生产的土高炉有11.6万多座。进入10月后，小高炉的数量更多了。到10月初，全国土高炉的数量由一个月前的20多万座猛增到60多万座。到10月底更是发展到数百万座。这些小土高炉遍及农村的田间地头、城市中的车间街道，甚至高等学校的校园里、各级党政机关的大院里，都可以见到土高炉的身影。
这些土高炉主要用于炼铁，但大多数地方并无铁矿石，于是千方百计搜罗各种废铁，以至于老百姓家中铁锅、铁铲、铁锁甚至所有铁器，都当做废铁投进了土高炉，烧结成根本不能用的铁疙瘩。炼钢炼铁需要焦炭，煤炭部门提出“兵对兵，将对将，用分散的小煤窑对分散的小高炉”；“哪里有千吨铁，哪里就有万吨煤”，发动男女老少上山找煤；找不到煤，就伐木拆房烧木炭代替。如此这般之后，各地争先恐后在大放钢铁生产“卫星”，实际上这些土高炉炼出的钢铁基本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白白地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1958年12月21日，新华社宣布：1958年我国人民夺取1070万吨钢的大战已经告捷。据冶金工业部12月19日为止的统计，今年全国已经生产钢1073万吨，比1957年的钢产量535万吨增加了一倍挂零。四个月前，在北戴河举行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发出的、要在今年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号召，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战，现在已经胜利地提前、超额完成了。12月31日，新华社又宣布全年钢产量达到1100万吨左右。
1070万吨的任务虽然完成了，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1958年完成的1073万吨钢中，能够使用的约为800万吨，另有300万吨是不能用的土钢。耗费那样多的人力物力，实际上钢产量只不过是比1957年增加了200多万吨。如果不搞这样的“大跃进”，充分发挥现有钢铁企业的潜力和新建的正规钢铁企业正常的投产，一年增产钢200万吨也是可能的。结果动用了那么多的劳动力，耗费了那么多的资源，土法上马炼出来真正能称得上是钢铁的并无多少，确实是得不偿失。
全民大炼钢铁还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当时每吨大高炉的生铁成本，鞍钢为85.4元，石（景山）钢为112.6元，国家规定的调拨价为150元。小高炉的成本多数为250元—300元之间，有的高达460元。为鼓励群众炼铁的积极性，国家规定，从1958年9月1日起，小高炉生铁调拨价提高到200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总共补贴了40亿元，超过1958年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这还不包括国家提高调拨价格和土铁质量差，而使炼钢厂增加的支出和减少的收入。
1958年“大跃进”对生产力的破坏，最主要的就是体现在大炼钢铁上。为了全力保钢，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停车让路，首先为钢”，时称“钢铁元帅升帐”，也就是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必须将钢铁生产放在首位。结果，近1亿的人民公社社员、机关干部、学校师生等投入钢铁生产中，打乱了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农村主要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去炼钢铁去了，进行农业生产的多是老弱病残，使得当年大量的农作物成熟了也不能收回，据估计，当年因此损失的粮食约占应收粮食的15%左右。不但如此，由于缺少劳动力，加之由于放“卫星”造成粮食大增产的假象，竟提出“少种多收”的口号，至使1959年的粮食种植面积比1958年大幅度减少，造成了1959年起连续多年粮食供应极度紧张。同时，其他部门也因为给“钢铁元帅”“停车让路”，造成了工农业比例、工业与交通运输的比例、工业内部各部门间的比例严重失调。
（作者罗平汉系本刊特约撰稿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 编辑： 熊余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