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娅已经三天滴水未进。她浑身皮肤干燥，呼吸急促，但眼睛十分雪亮。作为护理，我的工作只是用棉棒蘸着水，不时擦她那干渴的嘴唇。
以往挂在客厅的大油画移到了她床对面的墙上，她的四个女儿围在画边，用希腊语唧唧喳喳，指指点点。我知道那画是五十多年前，哈尼娅移民加拿大时，请画家画的她在希腊的住宅。她大女儿曾告诉我：“大房子后面有一座小山，山后就是她们的小学。”女儿们争先恐后地回忆往事，家里一片欢声笑语。
我悻悻地来到厨房，真不理解这些希腊人，妈妈病危了，不送医院抢救，却在家里耗着。
一会儿，竟听见她们唱起歌来。她小女儿哼着曲儿到厨房，说：“好听吧？这是妈妈教我们的儿歌，‘蓝头巾，飘呀飘。。。’”“为什么不赶紧送妈妈去医院？”我忍不住问。“妈妈不愿意。她不想在胃上打洞进食，她想去天堂见父亲了。”与哈尼娅相伴六十多年的丈夫前年去世，九十高龄的她中风偏瘫，但她礼拜天总要穿戴齐整，坐着轮椅去教堂做礼拜。一月前，哈尼娅开始出现吞咽困难，每次喂她进食我总要高唱赞美诗，她听着从小熟悉的旋律才勉强吃一丁点。近日竟然滴水不沾，来看她的人络绎不绝，就是不送她去医院。唉，这是什么文化呀！我百思不解。
走进卧室，看见头发已经花白的大女儿正挥动一条手帕跳舞，其它女儿拍手应和。我弯腰给哈尼娅的嘴唇补水，惊异地发现她嘴角微微上翘，嘴唇合着节拍轻轻蠕动，但目光却渐渐变弱，暗淡下去，不久嘴角的微笑凝固了。
牧师来做最后的祈祷，我走出房间，躲到对面公园的巨大榕树下，悲痛象决堤的洪水汹涌而来，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我哭不是为含笑而去的哈尼娅，而是为远在太平洋彼岸，因肺功能衰竭在重症监护室里痛苦活着的父亲。跟哈尼娅同龄的他浑身插管，口中插着呼吸管，胃上打洞插着饲管，他天天老泪纵横，目光已由乞求悲哀变为绝望愤怒。
天渐渐暗下来，硕园的明月将我照亮，我哭累了，用手机联系妹妹。妹说：“爸现在越来越烦躁，他总要去拽那些插管，护士只好将他的手捆在床上。进了重症监护室就由不得我们了，亲人朋友每天只限两人探视半小时。每次去也不能说话，主要是在医疗费用账单上签字，三个星期就花费十二万，还不算我们自己花两万买的自费药。”“可不可以让爸回家？”我问。“没了那些插管爸就不能活，我们可不能没孝心。好在他可以报销大部分医疗费用，不用我们砸锅卖铁付医药费，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尽孝。。。”
我也想尽孝，象哈尼娅的女儿们那样，围在父亲床边，和妹妹一起唱幼时父亲教的儿歌：小小女，要乖巧，不要哭，不要闹。。。只是不知道对父亲来说，哪条路离天堂更近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