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中
本文原载《星火燎原》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1985年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版《周保中文选》。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英勇地坚持了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东北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这个斗争，在民族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按照毛泽东思想加以系统地总结，这里仅是个人一些粗略的回忆。
一
旧中国有句广为流传的话：“关东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其实不如说是："关东有四宝，高梁、大豆、水稻、小麦长得好”。东北真是个富庶之地。这里有黑嫩平原的肥沃的土地，有闻名世界的原始森林，还有数不清的名山大川，埋藏着无尽的宝藏。可是“九一八"日寇一声炮响，南京反动政府便在“以和平对野蛮”、“不准抵抗”的卖国政策下，把这片大好的河山拱手送给了日寇。东北三千万同胞从此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到处唱起了这样的怨歌：
“攘内安外”蒋主张，夜赠领土百万方;
金陵城头发乱令，叫尔小民做羔羊!
历史完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东北人民的救星。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共产党就不断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事变之后，又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并指出：日寇侵略东北的目的，是要侵略整个中国;东北人民的灾难，是南京反动统治者蒋介石卖国政策的结果;东北人民和一切爱国军队，不能抱任何幻想，自己组织起来救国自救是唯一的出路。党的这些主张，反映了三千万东北同胞的意志和愿望。随着东北三省的失陷，一个自发的抗日高潮，便在各地轰轰烈烈地掀起来了。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山林队，各式各样的抗日旗帜都打出来了。一部分旧东北军，在民众抗日怒潮推动下，也被迫违背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意志起来抵抗日本。
还在一九三〇年以前，中共东北党的组织便在延边、绥宁以及吉(林)海(龙)铁路沿线组织、领导过地下武装赤色游击队和人民自卫队，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些队伍虽然人数不多，而且多用原始武器，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但它对于后来的群众革命武装斗争，却是一个有价值的预演。事变发生后，党一面着手在上述有过武装斗争基础的地区组织人民抗日武装，一面派干部，党、团员，以及工农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物，参加到救国军、自卫军、义勇军、大刀会等抗日队伍中去，力图在党的政策指导和工作活动还有局限性的初期，采取合法与秘密的方式，以及争取上层与打入下层齐头并进的工作方针，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争取和领导他们抗日。为了同一目的，党还以极大的努力，在各地给那些抗日武装以支援。
那些以旧军队为基础的抗日军，虽然装备优良，兵额充足，有些部队还有过实战的锻炼;但是，军队的绝大多数的领导者是国民党人，反共积极，抗战消极，甚至有的暗中与日本特务勾结。他们不相信人民力量，不肯帮助和支持群众的抗日斗争，而把希望寄托在南京反动政府的“出兵”。各派之间又经常为了争名夺利、抢地盘、扩充个人势力、骗取关内外爱国捐款等，相互争吵，相互火并。对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更谈不上接受，甚至多次收缴我党组织的游击队的枪支。日寇充分利用了这些上层人物反动、腐败的弱点，施加政治分化、特务渗透、诱降等活动。就这样，三十多万旧抗日军，不到一年的光景，垮的垮，降的降，跑的跑。名扬一时的“抗日英雄”马占山，摇身一变，成了“满洲国”的国防大臣。(注：马占山1932年初一度就任伪满“军政部长”，旋即反正继续抗日)原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丁超当了汉奸。李杜、王德林、唐聚五、冯占海之类，纷纷绕道逃回关里。各地方一些自发的抗日武装，有的也因被地主阶级把持，或没有正确的方向，被日寇击破。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浪潮趋于低落。
在这种局面下，只有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一些小游击队，冲破重重困难，发愤图强。同志们握着原始武器，去袭击鬼子的据点;有的赤手空拳装成打架告状的，混到伪警察署去摸枪;许多党、团员与反日会员卖短工，发动妇女同志纺线织布，赚了钱去买枪买弹;有的同志冒着极大的危险打入到伪军中去，组织兵变。就是这样，党的武装力量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先后在延边、磐石、珠河、海龙、宁安、密山、汤原、饶河等地，建立起了数十人或数百人不等的抗日游击队。虽然，这些游击队在前进道路上曾经受了不少挫折，有的发展到相当的规模被日寇打垮了;有的刚刚组织起来被“抗日军”缴了械;有的因阶级路线不明确被地主阶级篡夺了领导权，或是被叛徒出卖了，但是，困难与挫折吓不倒坚定的革命战士，同志们失败再起，一次不成再二次，从血的教训中学习领导本领。
东北游击战争重新活跃起来，是在一九三三年中共中央“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坚持武装游击”的一次指示信到达之后。这时，各地的游击队都已发展了，壮大了。东满延边人民游击队，打破了日寇挑拨民族团结的政策后，汉族与朝鲜族之间更加亲密地团结在一起，因而使部队迅速得到了发展，并且扩编为东满抗日游击队。南满磐石和海龙游击队合并为南满游击队，发展更快。珠河中心县委领导的武装正式成立了珠河游击队，并且吸引着一万多人的旧式武装向它靠拢。后来，汤原游击队经历了数起数落的斗争也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开展起松花江下游的游击战争。此外，饶河游击队与密山游击队也在乌苏里江西侧展开活动。同时，党又在各路旧军队中，广泛展开了统一战线工作。一些负责同志参加了重新组成的救国军总司令部，团结了一些救国军的领导人，整编了一些溃散的旧军队，并且积极展开了战斗活动。虽然有些队伍整编以后不到一年又垮了，但是从全局来看，由于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抗日斗争的积极性，提高了党的政治成信，在统战工作方面是有成绩的。后期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师和第四军的建立，与统战工作的成绩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抗日联军第五军，多数部队是利用救国军的基础加以改造的。
到一九三三年底，新的斗争局面已经形成。党所领导的人民游击队，先后发展成为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成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核心力量;南满和北满以统一战线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各种抗日救国军已基本上接受了我党的领导;各地游击区进一步巩固，几乎普遍组织了抗日救国会。
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经过初期的挫折之后，又活跃起来了。
二
热河失陷之后，日寇为了加紧法西斯统治，于一九三四年初，改组“满洲国”为“满洲帝国”。继之又迫使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它签订了“塘洁协定”。丧权辱国的国民政府，承认了长城为“满洲帝国”国境，并把冀东二十二个县划归日寇统辖范围。这种卖国行为，进一步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与此同时，日寇对东北人民加紧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统治。在占领区推行保甲制度、连坐法、身份证，强迫群众组织所谓“协和会”，施行奴化教育，大量地收缴地照和民间枪支，掠夺民族工商业，并实行武装移民和经济封锁。在军事上，则不断地增加日寇关东军，收编扩大伪军，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主攻对象，不断地进行大“讨伐”。日寇妄图用这种法西斯手段，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治安肃正”和巩固“满洲帝国新秩序”的阴谋。然而，和侵略者的梦想恰恰相反，由于民族压迫所引起的矛盾加深，和我党奉行的正确政策的影响，新型的抗日军队的成长，东北人民的抗日怒火越烧越旺。依兰县土龙山的数万农民举行了大暴动，并在十天之内，在一个县区就打死打伤了日寇饭塚大佐(注：饭塚朝吉，死后追赠少将)以下三千余名(注：原文如此，疑系“三十余名”之笔误)。南满、东满、北满、吉东各地抗日游击队，积极向日寇占领的中小城市、铁路沿线据点袭击，多次粉碎了日伪军联合的大“讨伐”。
一九三四年底，中共满洲省委根据这一人民武装抗日运动新发展的局势，着手把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等队伍，先后改编成十一个军，并亍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6年2月20日发表的)。其中第一军到第七军，从创建开始，就是我党直接领导的部队。各军大都实行三三制编制，每军三个师，每师三个团，每团五到七个连。武器装备除了步马枪和轻重机枪外，还有追击炮、狙击炮、步兵炮。这些武器都是从日寇手中缴亲的。军队中建有政治委员制度，各级有党委会，连有党支部。十一个军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五万五千余人。此外，还有不在联军编制之内但接受统战指挥的武装约二万人。人民喜庆联军壮大，到处流传着这样的颂歌：
“十大联军”十万人，救国抗日一条心，
步炮联合除倭寇，铁骑纵横扫妖气，
但愿民族获解放，白山黑水庆升平。
日益成长壮大的联军，不断地向各铁路沿线进攻，长白山下;松花江畔，遍地烽火起。伪靖安军在吉东地区被打得狼狈溃败。南满东边道地区“剿匪”总司令邵本良和大汉奸伪军头子李寿山曾多次向日寇三毛司令许愿活捉杨靖宇，然而一碰到抗日联军的部队，则成团成营被歼灭，最后邵本良自己也作了我军的枪下鬼。摩天岭一战，日寇死伤近千人。辉南、安图、汤原、方正、宾州、依兰等县城曾先后为我军攻克。日寇拚命要修筑的京图(注：此处“京”指伪都“新京”即长春，“京”图铁路即下文的长图铁路)、图佳(注：图们、佳木斯)、虎林(注：原文如此，实为“虎饶”，即虎林至饶河)、绥佳(注：绥芬河、佳木斯)等铁路线，在我军的不断袭击下，其计划不得不被迫推迟。修筑绥芬河的“国防”公路的计划，在连遭我军五次打击之后而彻底破产。中东、吉海(注：吉林、海龙)与南满的各铁路线，屡遭我军破坏，成列的军用火车被颠翻在道旁。一些孤立的伪军据点经常被袭击。特务、暗探潜入我游击区，被游击连、农民自卫队、妇女会等组织破获。就是在日寇占领的一些大城市和交通沿线，也有秘密的救国会展开各式各样的斗争。一九三五年秋，满洲省委撤销(注：满洲省委于1936年6月正式结束工作)后，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北满)四个省委相继建立。从一九三六年六月起，抗日联军十一个军逐步改编为三个路军。第一路军辖一、二军，活动于西起辽、沈，南达安东(注：今丹东)，北至长图铁路，东至鸭绿江地区，共约三十余县;第二路军辖四、五、七、八、十军，活动于中长路哈长段东侧、牡丹江流域、松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地区，共约二十余县;第三路军辖三、六、九、十一军，活动于松江下游左岸、小兴安岭东西、黑龙江右岸地区，活动最远时到黑嫩平原，共三十余县。
“七七”事变前后，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到了最高峰。许多老游击区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准备组织人民政府。尤其是松江下游两岸、牡丹江流域及伪“三江省”，大部分农村为联军控制。伪军纷纷动摇，曾经成连、成营、成团的投诚起义。日寇惊呼着：“三江已成共党乐土”。
三
东北三省，是日寇执行“大陆政策”侵略全中国的后方基地，又是“反苏策战”的前进阵地。抗日联军的发展壮大，便成了它的“心腹之患”。日寇为了巩固这块基地，关东军从一九三四年的三十万增至七十万，同时对东北军民展开了“总体战”。它一面加紧施行“归屯”政策，凡成游击区的小屯子全部烧毁，群众集中到大屯严加控制，在经济上采取严密封锁，一尺布、一斤棉、一粒粮都不准外运;另一方面对我加紧军事“围剿”，采取分区包围、稳扎稳打、轮番“扫荡”的战术，在一块地区内来回拉网，巩固一个地区以后，再向其他地区进攻。
随着斗争的日益尖锐，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极端艰难的时期。在日寇的疯狂进攻下，我游击区不断遭到破坏，部队不断受到挫折。我军不得不转入深山密林里露营。
在露营的日子里，部队除武器外，帐幕、小火炉、小锅、碗筷、锹、镐、斧、锯、针线、药品等一切都要携带。生活正像当时流行的一支歌中所说的那样：“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火是生命，森林是家乡，野菜野兽是食粮。”冬天，地上冰雪三尺，有的部队还穿着单衣。篝火，成了野营生活中绝不可少的东西。一首“露营歌”里，生动而逼真地描绘了这种生活：“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草桔金风疾，霜沾火不燃”，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在粮食最困难的时候，山果、野菜、树皮、草根以至靰鞡底，都成了食物。偶尔猎取到一只野兽，那是上等食品了。至于医药，更是奇缺，战士们负了伤，连一条白布绑带也没有，从身上撕下一片衣服，包扎起来继续战斗。医务人员的药包里，除了少量的红汞药水，唯一的内服药就是一点鸦片。更严重的是，日寇还经常以“篦梳式”、“踩踏式”围攻山林，到处纵火、施放毒药。同时他们还无耻地把女人画片、女人服装挂在树上，甚至到处留下酒食和“亲恳书”、“招降书”，企图从精神上瓦解我军。然而，这一切都不能动摇我军的坚强意志。战士们说：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的意志不可摧。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同志，在日寇层层包围中，饮冰雪，食草根，率领一支小部队战斗到一人一弹，壮烈殉国。冷云等八个女战士，在重围中英勇奋战，最后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投入牡丹江;一个班的战士在“十二烈士山”上，和数十倍的日寇奋战一昼夜后，全部壮烈牺牲，宁死不做俘虏。赵一曼、夏云杰、王德泰、陈翰章、李延平、王光宇、张镇华、许亨植、朴吉松、冯治刚……无数抗日英雄的美名，永铭在东北人民心中!
在严重的斗争关头，吉东、北满、东南满三个省委的负责同志集会讨论，提出了逐渐收缩保存实力的方针，并重新划定了新的游击活动计划，将三个路军的各军整编为十一个支队，继续坚持同日寇强虏进行殊死的斗争。
一九四一年初，吉东、北满、东南满三个省委的同志再度集会。这次会议，比较正确地估计了全国的局势，提出了长期斗争的问题;批评了党内一部分同志的“取消主义”，提出“不论环境多么困难，要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保持抗联的旗帜，坚持到最后胜利”。从此各支队便统一在东北党委领导之下，彻底改变了过去的游击方式，主力隐蔽整训，另外组织了十五支小部队展开活动。小部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军事侦察，联络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在可能的条件下发展地下武装。各队队长和政治委员，都是最有游击活动经验的中级干部，战士都是经选拔出来的最优秀的同志。这十五支小部队，在东北党委会的负责同志直接指挥下，分遣在北满、吉东、延边、辽吉边区等地，展开了机动、灵巧的活动。……
四
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这一期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处于低潮，但并不像日寇自欺欺人所宣传的“大东亚圣战基地巩固了”、“满洲共产党覆灭了”。抗日的火种仍在东北的土地上燃烧。日寇的一些孤立的据点常被袭击。 一九四三年初，我军一支小部队在东宁二十八道河子一次伏击战就歼灭了日寇一百多人。我转入以整训为主的部队，更加紧进行军事、政治、文化学习，积极准备迎接新的局势。干部都学习了一些有关党史的文件，并从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读到了“加强党性锻炼”“整顿三风”等重要文献。长期以来，东北抗日联军处于和党中央隔绝的状态，当读到这些文献时，同志们无不感到鼓舞。对照东北多年斗争的实践，干部进行了思想整顿，政治水平、指挥能力都有了显著提高。经过整训的部队，虽然人数远不能和一九三七年发展最高峰时相比，但是质量提高了，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我们从无线电中收到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更是欢欣鼓舞。东北党委会和抗联指挥部负责同志，估计到新的局势;立即拟订了新的行动计划。八月九日，当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时，东北抗日联军又和苏联红军、八路军一起，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斗。
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的斗争是从艰难、曲折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其中有着许多经验教训，有待参加这一斗争的同志进一步探讨。尽管这一斗争还有许多弱点，并且曾经遭受过严重挫折，但是这一游击战争是有巨大意义的。在全国抗战爆发前，首先给了日寇以严重打击，阻碍了日寇侵略计划迅速实现，有助于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当“七七”抗战爆发后，又从敌人背后侧击，配合了关内的抗战。正像毛主席所说：“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箝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仅据日寇官方缩小了的统计，前前后后被抗日联军毙伤俘的官兵约十八万人。至于伪军被消灭的，不知要超过这个数字多少倍。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更精确地描绘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面貌，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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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曾回首：周保中: 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