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论文我刚回来即打印和拜读。你如此年轻而功底如此扎实, 令人敬佩。一手和二手材料的运用都很充分,选题,量化分析部分, 立体分析的方法都很棒。
这个领域我最不熟悉,因为我更偏向清代以后直到文革的历史, 回来以后也没有很多资料。我想只作为读者随便谈点感受, 是我个人的想法,不当之处还请谅解。我觉得, 以社会性别理论来切入这个论题是适当的 , 但是后来似乎没有完全贯穿--尤其是最后讲到衰落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gender 是伴随着特定的gender norm 和 social expectation, 但是女冠这一群体对其惯常的家庭和社会角色(Ebrey 说的Inner Quarters)有一定的偏离,其实进入到某种公共的空间中, 但也有一定延续--比如你讲的世俗化的一面。 但是这种偏离在佛教女尼和名妓身上同样存在,因此作为读者, 我会很想知道,究竟道教女冠和佛教女尼相比, 其特殊性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她们做如此选择?比如, 佛教可能清规戒律太多,而女冠其实在追求自由, 或许道教的性别平等观念更强,性禁忌更少(葛兆光《 屈服史及其他》60页)?假如这一点成立,那么, 我们可以分析女冠这一身份和在社会上的位置如何有利于一些上层妇 女(你对阶层做了很好的区分)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我表达和追求。 尤其是你已经指出的“亡夫入道”,其实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或许,成为女冠是孀妇在当时的一种最好的选择, 也是这些女性成为自身命运有限的主宰者的一个途径。 这样我们可以更多关注妇女自己的主动选择,自我表达, 和在历史中的能动性(agency), Dorothy Ko 对缠足的研究(Cinderella‘s Sisters)意义即在此, 另见你引的姚平教授书第255页的论述。你也提到, 上层对女性越规范, 入道就越多(p53),这个关联性的揭示很精彩, 但是可以更集中更有力地阐述, 因为它再次证明成为女冠的意义在于“寻求相对自由的空间。” 当我们以“寻求自由” 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可能更容易理解为什么道教的吸引力更大, 因为它相较佛教更浪漫更洒脱,更富于想象力, 是对一种自由生活方式的选择,然而又远比妓高雅脱俗。 然而就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的自由来说,二者很接近,在我看来, 你所引证的《柳如是别传》始终在表现柳的自由灵魂。 以女冠和courtesan 两者的相通而言,我倒觉得,薛涛的一生恰恰是个很好的个案, 值得分析,因为她很好地体现了两者间的过渡(因为生活保障, 做女冠是不少乐妓的归宿,见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73- 75页)。再以“突破...固有社会性别定位(82页)” 来看, 则男性作者所想象和构建的女冠又何尝不是男性的一种凝望( gaze)和想象, 而且在其中寄托了他们自己突破社会定位追求自由的期待 (如陈寅恪言,“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柳如是别传》 上卷75页)? 这样一来, 这些表述与真实--实态与想象--是否统一或许也不那么重要, 也无须成为你的论文标题了。
我觉得你的研究最大的价值可能在于以女冠这个人数其实较少的群体 (而非女尼和乐妓)来讨论中国古代女性挑战规训, 实现自我表达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