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自恋事业
1881年春，左宗棠被任命为军机大臣。这年，此老已经虚岁70了。古人的平均寿命不长，40岁的人，就可以称老了，70岁，古稀之年，即使精力还旺盛，自我感觉也老的不行。其实，晚清的这个年景，是李鸿章的时代。当家的西太后也知道，她的天下，还真离不开这个人人骂的李鸿章。眼看着洋务事业一天天发达，跟外国人打交道，没李鸿章，还真就是不行。但是，一家独大无论如何不是好事，擅长平衡术的西太后，无论如何都要找个能平衡李鸿章的人，于是，一向跟李鸿章不和的左宗棠，就被挑中。
不过，别的高官，熬到这个岁数，进军机都没有问题，唯独左宗棠不合适。此公是举人出身，因战争的机缘，进入官场。一出手，就傲得没边，一个师爷，居然要巡抚帐下的二品总兵都要对他参拜。在大帅府中，说一不二，让大帅今天做的事，今天就得做，拖到明天，爷就不伺候了。战况紧急，大帅用人之际，人才难得，对他只能迁就。等师爷做够了，就独当一面，率领他的楚勇，出征太平军了，直到打出了他的一片天。可以说，他左宗棠不是像别人那样，一步步爬上来的。每一步要看上司的脸色，防范左右的倾轧，时时小心，处处留意，讲礼仪，顾面子，实际上，这个人，等于就没在正经的官场上混过。这样的人，对于官场礼数，宫廷礼仪基本上是个棒槌，什么都不懂。当年的军机处，是设在宫里的，雍正皇帝设置这个机构的时候，就是个皇帝的小型秘书处，侯在皇帝的寝处，时刻准备着。晚清的太后和皇帝，没有雍正那么牛了，但军机处的性质，却还一样。这样的棒槌进了宫，伺候皇帝太后办公，处处都显着不方便。尽管西太后看在他功劳的面上，不去责备他的失仪，但他自己却好受不了。
不好受的还不仅仅是他自己，军机处的同事，更是难受。当日军机处的领班军机是恭亲王奕訢，左宗棠进了军机，奕訢也不敢托大，有重要折子，要请左侯(左宗棠封了侯)先拜读。左侯也当仁不让，拿过来就先看，可看了没几行，就放下折子，跟同僚们大谈他当年在新疆的战绩，如何如何料敌如神，如何如何先发制胜，何处埋伏，何处伏击，何处穷追猛打，即使诸葛再世，也不过如此。入疆打败浩罕国的阿古柏，是左宗棠一生事业中最得意的杰作，战事绵长，战绩辉煌，有的可说的。可一说就没完没了，今天说了，明天还说。每个让他看的奏折，都看不完，说却说个没完。众军机大臣，有哪个敢打断他的呢?奕訢带头忍着，大家都得忍着。但是，军机处的职责，是要看了奏折，提出处理意见的，把意见写出来，夹到奏折上，叫做票拟。一个重要的奏折，压在左宗棠手里，迟迟看不完，票拟上不去，太后怪罪下来，怎生了得?于是，大家只好等左宗棠吹牛吹累了，下去歇息之时，偷偷给它处理掉。可是，偏偏这个左大爷，记性还不错，歇够了，还记得这么回事，发现奏折没有了，不依不饶。旁边的人只好说，王爷已经给它搁起来了。左大爷还是不肯罢休，说，王爷为何给它搁起来?答曰，人家是领班，他怎么做我们都跟着。这下可好，以后连着几天，奕訢做什么，左宗棠做什么，连奕訢上厕所，左宗棠也跟着。奕訢奇怪，问左宗棠为何这样。左答道，他们说要跟着你。说实在的，此时的左宗棠，最合适做的，是一个给少年儿童宣讲传统的业余解说员。放在军机处，实在是屈才了。
自己受罪，别人也跟着受罪的左宗棠，干了几个月的军机大臣之后，终于干不下去了。外放做了两江总督，到了南京，依旧述说他的功业，再加上骂曾国藩或者李鸿章。4年后，再入军机，没几天，中法开战，70多岁他又被派往福建，做了督战的钦差大臣。其实，没起多少作用，就去世了。
左宗棠是个怪杰，的确有经世之才。时代，也给了他施展才华的机会。但是，既生瑜，偏生亮，即使左宗棠自比诸葛亮也没办法。他要做天下第一，非第一不可，但第一偏不是他，即使第二，也要跟李鸿章争一争。到了晚年，机会不再，精力也不再。能做的，也就是自己夸自己，再就是骂别人了。曾经辉煌的左宗棠的晚岁，再无业绩，有的，只是自恋的事业。说起来，左宗棠在历史上屈尊于曾、李之下，没能超越自己，是一个主因。总是陷在自己已有的功业里，难以自拔。
最近几年，常听见身边的朋友说患了抑郁症，似乎这成了一个常见病。我曾向专家讨教，这病怎么会突然流行?专家说，如今这社会急功近利，道德界线模糊，一个人若涵养不足，根基不固，便容易焦虑与疲惫，患上抑郁症。
我初时觉得很有道理，但后来读史时，发现这症不仅今天才有，也不是根基不固的人才易得，连古时圣贤也会得。据我的考证，曾国藩便长期受抑郁症的困扰，最后郁郁而终。他的道德学问，被人尊为圣贤，根基应该比泰山还稳当，竟也被抑郁症折磨至死。
许多历史学家说，平定太平天囯之后，曾国藩急于裁撤湘军，是他老于官场的自保之法。其实，曾是受抑郁症困扰，已无法做事而已。且看他的日记，1865年的九月，淮军在湖北打了一场大胜仗，军中人人兴高采烈，曾国藩在日记中却写道：“倦甚，不愿治事。烈风凄雨，气象黯惨。”别人愈高兴，他愈觉得空虚悲戚。这便有点抑郁症的味道了。
再看其后连续一段日子他写的日记，九月初九：“倦甚，不愿治事。三点睡，五更醒。”九月十七：“倦甚，不愿治事。又围棋一局，观人一局。”十月初二：“倦甚，不愿治事。与幕府诸公鬯谈。”十月二十二：“二更后倦甚，又似畏寒者，老景侵逼，颓然若难任也。”第二年(1866)二月初十：“二更后忽然头晕，若不自持，小睡片刻，三点睡后弥复昏晕，右腿麻木，似将中风者，殆因昨夕忧煎不寐，本日说话太多，夜间治事太细之故，与然老境骎骎不复所有为矣。”
人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这不奇怪，但这种情绪如果持续了五六个月，还伴有躯体病症的，那无论哪个心理医生看了，都会给你开上几粒米安舍林、帕罗西汀了。曾国藩的抑郁症，与他长年和太平天囯作战，压力太大有关。他本来是一个读书人，适合写写文章，编编《经史百家杂钞》，朝廷硬让他带兵打仗，实在是赶鸭子上架，而且社稷江山的安危系于一身，不得抑郁症才怪。
曾国藩是1872年二月初四去世的，我们再看他去世前几天的日记。正月二十一：“瞬息间天已黑，不能治事矣。傍夕睡颇久。”正月二十六：“在途已觉痰迷，心中若昏昧不明者，欲与轿旁之戈什哈说话，而久说不出。至水西门官厅欲与梅小岩方伯说话，又许久说不出。如欲动风者然。”正月二十九：“近年或欲作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二月初二：“手执笔而如颤，口欲言而不能出声。”他的日记，从1858年六月开始，至1872年二月初三写下最后一篇。其最后一句为：“二更四点睡。”曾国藩的天，这时已经是一片漆黑了。
据医生说，抑郁症的症状，常有自我评价降低，产生无用感、无望感、无助感和无价值感，常伴有自责自罪，语言流畅性差、空间知觉、眼手协调及思维灵活性等能力减退，有时与人交谈会出现对答困难，即曾国藩日记中“欲与轿旁之戈什哈说话，而久说不出”，严重者会出现疑病妄想，就像曾国藩常怀疑自己中风一样。
一些历史关键人物的健康状况，往往会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后世的研究者，应给予充分重视。比如有关曾国藩裁撤湘军的文章，历来史家不知写了多少，大多扯什么“功高震主”“功成身退”的儒家事功治术，似乎还没有人从曾国藩的健康状况去探讨，这是很大的欠缺。
作者： 载《晶报》2014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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