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儿子上的是天主教会学校，早上准八点半举行全校性的晨祷，十分钟后正式上课。教学楼里的扬声器首先播放加拿大国歌，全体师生起立唱国歌，然后校长来一段几分钟的宗教祈祷，通过喇叭传到各个教室。祈祷结束后，所有的孩子都要一边念着“With the name of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Amen"（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阿门），一边在胸前比划十字。
我是早起的鸟儿，通常提前十五分钟就将两个孩子送到学校，不到八点半就离开了，很少碰上学校的晨祷仪式。最近老油条了些，掐着钟点离开家，好几次是刚刚安顿完孩子，国歌就响了。所有送孩子到校后还来不及离开的家长都自觉地站在走廊里静听国歌，毕恭毕敬地跟着做晨祷。我不好意思拔腿就跑，也随大流肃立在人群中，顺便听听校长到底在祈祷些什么。
某一天，他为世界上所有贫困的人祈祷，希望孩子们不要以貌取人，在学校里互相友爱。第二天，祈祷的内容又变了，希望孩子们感恩幸福的生活，不要忘了通过行善传主之福音。祈祷词里绝对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更像我们平时对孩子们的谆谆教诲，而且容易做得到。不像我的学生时代，动不动就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因特耐雄耐尔一定能实现”，结果还没等到我们这些接班人去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宣扬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我们的东欧好兄弟们就个个变节，投入敌营了。接着，一阵移民风刮来，无数的中国人前赴后继来到西方世界，在“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加拿大实实在在地过起日子来。
我上中学时，每个周一清晨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全年段师生集中在大操场，奏国歌、升国旗，然后是爱国主义宣传，一派豪言壮语。爱国演讲过后，会风一转，段长开始当着大家的面批评表现不好的学生了。黑名单上的有偷窃的、打架的、在校园里骑自行车的（我们学校禁止学生校内骑车），还有早恋的（一般是不点名批评）。有一次的批评大会，段长含蓄地说起某些男女学生的友谊过了头，班级的联欢会后，住在西门的男同学不辞辛苦地送住在东门的女生回家，“一个东头，一个西头，需不需要十八相送啊？”段长尖锐的话音刚落，人群就炸了锅，大伙儿交头接耳，纷纷猜测谁是那两个早恋的学生。一场爱国升旗仪式，变成八卦大会了。
我中学时代成绩不错，老实本分，情窦未开，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份上批判大会。我脸皮薄，很怕段长在批判会上点我的名，如果全年段都知道我的“恶行”，我该怎么活下去啊！
没想到老实人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我被段长抓了个“现行”。
那天我的腿拐了，爸爸担心我行动不便，让我骑他的破自行车上学。我将自行车停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那天恰巧又轮到我值日，放学后留下来，一瘸一拐地打扫完教室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校园里几乎空无一人。我明知校园内禁止骑单车，但还是抱着侥幸心理，骑车往回赶，想省点脚力。才骑出一百米，段长突然从一间空教室里冒了出来，在我身后大吼一声“不许动”，吓得我从车上滚了下来。
教训了我五分钟后，段长严肃地说：“你等着吧，星期一升旗完毕，我要公开点名批评你，绝不姑息。”
段长走后，我惊得连家都不敢回了，泪水不住往下流。我终于也要像那帮偷窃、打架和早恋的学生一样，面对冷酷的公开批评了。真不知那些“坏分子”在文革期间是怎么熬过来的，脸皮薄如纸的我如果被揪出来批斗，寻死的心都有了。
思前想后，我一路狂奔到教工宿舍找班主任，敲开她的门后，抱着她放声痛哭，希望她能网开一面。班主任拭干我的泪水，带着我去了段长家。我的福州话不标准，因此在校内从不讲方言，很多人都误以为我是南客听（福州人对外地人的称呼）。两位老师大概也有这样的想法吧，以为我听不懂福州方言，当着我的面用福州话交谈起来。班主任一直在段长面前夸奖我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她打算评我做三好生的，为我创造更好的条件，可以有机会被保送或推荐上名牌大学。如果我被公开点名批评，一切鸡飞蛋打。再说这个女孩子一向面子薄，被公开批评了很可能会抬不起头来，一蹶不振，好好的一棵苗毁了。段长听班主任这么一说，心也软了，客气地放了我一马：“我知道你腿拐了，事出有因，但学校的规矩还是要守的。这样吧，这次不处理你了，下不为例。”
我哇的一声又哭了，笨笨的，也不懂得说声谢谢，推着自行车心情沉重地离开校园。
这件事我一直记了很久，心里有小小的感动。两个老师天性善良，在关键时刻保住了一位少女的自尊心。以后的人生之旅并非一帆风顺的，曾被无良的老板“黑过”，被不怀好意的人用闲言碎语诋毁过，挺过这些后，情商骤增。两个小儿的老师甚至夸奖我是少见的具有强大心理复原能力的女人，并一再追问我是如何达到今日的境界的。我沉思一阵，给了一个最简单的答案：“信仰”。我把孩子们送到教会学校，不就是让主的恩典早早浸润到他们心里吗？
这几次听到小儿学校的晨祷，感觉是明媚的，没有妈妈那个年代的虚言妄语和凌厉的批判。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心态更加健康。
即使在我的少女时代，上帝还是用他看不见的双手，送来温柔的慈悲。我体会到了，带着这份温暖的记忆，一直坚持了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