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工作的研究所在北京远郊，每两个星期回家一次。那时的火车和汽车都很准时，每当父亲回家的那个星期六，六部口电报大楼晚上9点的“东方红”钟声刚过，我们就能听到四合院大门“吱呀”一声，接着就是父亲那熟悉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然后是我们家的欢声笑语。在我单纯的世界里，生活就是如此周而复始地循环。
这个循环，在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打乱。4月的一个星期六，父亲该回家了，9点的钟声响过了，父亲却没出现。第二个星期六，钟声响过了，父亲又没回来，而且杳无音讯。到了第N个星期六，家里人似乎全得了焦虑症。晚上9点快到了，母亲靠在被子上，用闭目养神遮掩自己内心极度的不安；我和外婆把焦虑全写在脸上，守着母亲。哥哥则独自在另一个房间狭小的空间里， 象个上了弦的大玩具，不停地转圈。
我们就这样象等待判刑一样，等待着9点的钟声。钟声象“命运的敲门砖”，准时而无情地响了，父亲还是无影无踪！沉不住气的我哭了，哥哥则蒙头睡觉，外婆愁眉苦脸地看着母亲，母亲说，她希望独自静一会儿。我害怕父亲象外公那样莫名其妙地消失，可这是不能说的。其他人也有各自难言的担忧，但表面上都若无其事，我们就这样在同一个屋檐下各自孤独地挣扎，等待下一个周六。
终于有一天，父亲和两个陌生人，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父亲还活着！我们高兴极了。但是，快乐是那样地短暂 ：两个陌生人是父亲单位来抄家的。母亲急中生智，说这里是她机关的宿舍，机关已实行军管，抄家要得到批准。二人有所收敛，说只要收走一切与父亲有关的东西，包括照片、信件、证件等。
家里巴掌大的地方，东西摆得一目了然。他们没费多大力气，就抄完了。母亲请求二人准许父亲在家多留几天。母亲的机智起了作用，二人因为有所“收获”，决定先回去，告诉父亲“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来人交给我们一叠传单，上面有侮辱父亲的漫画，还有记述父亲如何被“揪出来”、被实行专政的文章。正当我们难过地读着传单，父亲笑着问：“（漫画）画得象爸爸吧？”
父亲的笑，是那样的轻松，母亲也说，“会搞清楚的！”我顿时感到如释重负。父亲从小是孤儿，寄人篱下，曾经饿得偷生猪油吃。15岁当学徒工，后来靠自学和奖学金高中毕业，被保送到大学。又靠勤工俭学和奖学金读大学。解放后，成了他领域里最年轻的专家，还是“先进工作者”。我如论如何也想不出，父亲能有什么问题。
文革开始时，父亲正跟随一个贸易代表团在西欧和日本考察西方的机械工业技术，1966年11月才回国。看到人家的技术突飞猛进，父亲他们准备回国后大干一场，迎头赶上。没想到，刚踏上祖国的土地，就被文革的滚滚洪流冲得晕头转向。单位原来的领导被打倒，一个实验工厂的工人当了头。
父亲不再像以前那样踌躇满志，而是把头埋在报纸里，长时间地学习那永远也弄不懂的社论和文章；偶尔抬起头来，仍是一脸迷茫。只有放下报纸，他才感到又回到理性的世界。
我爱不释手地翻看父亲带回来的技术资料，那坚实的质地、光洁的纸面、清晰的图像，令我惊叹不己。最让我们新奇的是一台小录音机，磁带在两个圆盘中间来回转，我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但是，这一切与我们这个整天搞革命的国度似乎毫无关系。唯一的关系，就是父亲被叫成“洋奴”，他那雄心勃勃的计划只好搁浅。
如果只是当个“洋奴”或“反动学术权威”，或许还应该感谢命运的“眷顾”。父亲被“揪出来”的原因，是他在南京“地下党”的经历。父亲母亲在解放前分别是南京中央大学工、理学院的高才生，人缘好又勇敢，使他们成为共产党争取的对象。母亲常给我们讲地下斗争的故事。母亲最津津乐道的是父亲的故事。南京“天翻地覆”的前夕，正当人们担心溃败的国民党官兵来抢劫时，父亲率领工学院的小伙子们出现在校园里。他们成立了护校队，手持不知哪弄来的枪，在各个入口站岗，在校园里巡逻。他们英姿威武，朝气蓬勃，不仅给师生们带来安全感，南京大、小财主也把装满财宝的箱子，纷纷送到学校，请护校队代为看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