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到北京順義縣插隊經曆（3）：我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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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十八岁不到十九，远没有成年人对生活的忧虑烦恼，对共产党政权毁天灭地折腾国土的灾难没有深沉体验感受，因为终究还是个孩子。周边“政府”及学校的荒唐胡言是我们对人生的唯一输入，头脑简单而呆傻（大概颇像日前被习包子宠过的周小平花千芳类），对消了北京“户口”来农村插队我没有恐惧感，甚至有几分要做点什么的神秘兴奋。我母亲已经去世，家中都是男人也无温柔色彩，所以我当时主要是对农村有一些莫名的了解欲望。我在北京出生，除69年至72年随家长到湖北干校的棉纺厂外一直在北京，对农村具体生活没有认知。在福建福州的老家也是城市之中，所以我那算是第一次入住农村。
同住的男同学里大概只有大脚王慧城老家在农村，其余基本都是政府干部知识分子之类家庭，他们大概对农村了解也都不多，懵懂程度类似。

我们这几个男同学当时在八中高中班里政治上是中下等人物：没有班里的或共青团支部的干部，张维东甚至连（共青）团员都不是，我和吴玉章则是很临近高中毕业时才被勉强“发展”为“团员”且班中“干部们”似乎对我们仍有政治进步不够之类的非议。我对共产主义中国的社会环境自幼常有一种生理不适应般的别扭感觉，但身在其中成长只接收其灌输的宣传并没有反叛意识，甚至还总是强迫自己追随社会主流的时髦改变内心深处的别扭：因为我们作为少年，满眼所触的现实已成自然，没有外来的反向知识应该难以自发产生另类意识。

我对农村生活的最初记忆是我们七人住的那个大土炕（中国北方农村不用木床）：大概半米多高，长约八九米横贯整个房间，宽有两米稍多因我们躺下头脚都尚有余（我1.78米高，大脚约比我高些，其他几人应比我矮）。土炕表面下的通道连接进门处饭厅的火灶，烧火时热气连烟便传到我们炕下所以冬天晚上不算冷（北京冬天零下几度到十几度是常事）。土炕由土砖坯砌成，上面铺了茅草或竹席子，我们带来的褥子床单枕头再铺其上。有时炕砖活动松了似乎会导致底下的烟跑到睡房里来，但记忆里这事件并不常发生。发生过的倒是灶火烧得土炕太热睡不着觉，需要减低灶火。

我们到农村后的第一次干农活是在田地里某处挖沟，具体目的似乎没有，但当时中国农村被混乱管理得干没意义工程满眼皆是，我们那天莫名其妙的挖沟应属正常。

我们城里孩子哪里挖过什么土沟，铁锨拿在手里十分笨重，我挖的弯曲丑陋，其他人类似，只有大脚大概有过家族训练，被队长任志刚称赞为我等榜样，说你们看他挖的多好？

我们当时被分到大队下的两个“小队”即村中农户被细分成的劳动单位类：我与大脚孟庆喆吴玉章在一队其他人在二队。这各队的“干部”即被当成管理者的农民们给我一定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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